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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等教育社会化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如杀人、打架、斗殴、欺辱、损坏物品、散布谣言等）层出不穷：如山东科技大学两女生因琐事抓伤男生，西安某高校学生因踢球时发生口角进而引发斗殴等。这些恶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校园人文环境，也暴露了大学生攻击行为的严峻形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全球校园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UNESCO，2023），倪林英等（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超过2/3的大学生存在中等以上攻击行为。攻击行为是一种经常性有意的伤害和挑衅他人的行为，包括外显性攻击和内隐性攻击（Huesman et al.，1994），它不仅诱发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金童林 等，2019），甚至可能演变为自伤、自杀等极端行为。个别极端案甚至突破校园边界，通过暴力冲突、网络谣言等途径破坏社会秩序，升级为公共安全事件。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其攻击行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因此，系统考察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所，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对攻击行为的形塑作用不容忽视。肯尼斯·道奇等（Dodge et al.，1997）认为，粗暴养育（Harsh Parenting）作为一种不良养育方式，是指父母的强迫/控制、专制、消极情绪和过度反应等，其表现包括身体攻击（如吼叫、推搡、扇巴掌）、言语攻击（如敌意言语）、心理攻击（如忽视、威胁、否定其心理需要，心理控制等）。长期暴露于粗暴养育环境中的孩子，可能具有低自尊，较少的同理心，而且对社会和他人有更深的敌意偏向（Berthelon et al.，2020）。例如，父母的身体攻击可能通过破坏个体的安全感增加攻击倾向，而心理控制可能通过削弱个体的自主性导致攻击行为（Barber，2002）。此外，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指出，暴力环境可能会强化个体的攻击认知模式，促使个体将攻击看作是解决矛盾或问题的有效方式，由此造成恶性循环（Allen et al.，2018）。实证研究亦证实，受粗暴养育的儿童更易将攻击视为解决冲突的手段（陈欣 等，2006），这种认知模式可能延续至成年阶段；基于理论与实证的双重证据，本研究提出假设一：父母粗暴养育正向预测大学生攻击行为。

粗暴养育作为一种消极的养育方式，会破坏个体的安全感与自主性（Barber，2002），对个体身心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包括引发内外化问题（王明忠 等，2016），极有可能引发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评价下降，而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对其生活整体质量的认知评价（Diener et al.，1985），很有可能受到影响。多项研究发现，粗暴养育与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存在相关关系（李颖 等，2016），而情绪和行为问题又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Bendayan et al.，2013），说明生活满意度和粗暴养育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同时有研究表明，父母粗暴养育可能导致个体在家庭、学校和社交环境中感受到更多的压力和冲突，进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Fletcher & Sarkar，2013）。此外，远期责打作为粗暴养育中常常存在的行为，其与儿童生活满意度等个性心理特征的关系研究显示，有远期责打史的儿童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低于对照组（凤尔翠 等，2004）。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粗暴养育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除了家庭环境的影响，大学生自身的生活满意度也与其攻击行为密切相关。生活满意度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的心理健康情况，也能对个体的认知行为起到调节的作用（Diener et al.，1985）。周惠玉等（2020）发现，具有较高生活满意度的个体更多地积极正向认知和评价外部世界，而攻击行为则与个体应对问题时的负向认知有关，生活满意度带来的认知改变可能对攻击行为有着缓解作用。研究发现，高生活满意度的个体通常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抗压能力（马俊军，王贞贞，2018），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从而减少了攻击行为的发生。并且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表明，生活满意度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表现出更高的前额叶皮层活动，这有助于情绪调节和冲动控制（Davidson，2004）。还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冯志远 等，2016），而当个体感受到较低的社会支持时，家庭环境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增强（张璇，2024），可见生活满意度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支持感来改变粗暴养育与攻击行为的影响程度。因此，我们提出假设三：生活满意度在父母粗暴养育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父母粗暴养育、攻击行为与生活满意度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深入探讨父母粗暴养育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分析生活满意度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整合发展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视角，具有双重意义。理论层面，突破传统研究聚焦消极因素的局限，将家庭系统（粗暴养育）与个体心理资源（生活满意度）纳入统一框架，同时通过验证成年初显期（18~25岁）攻击行为的特殊心理路径，弥补了该领域对大学生群体研究的不足。实践层面，一方面，研究结果为校园治理提供了通过家校协同机制识别高风险家庭，实施早期干预的思路；另一方面，研究提供了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预防极端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公共安全治理思路。

图 1 中介模型假设图

Figure 1 Hypothesis of intermediary model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以四川地区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在线发放问卷的方式施测，共回收问卷342份，剔除作答时间过短、有规律作答及不认真作答的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311份，其中男生147人，占被试总人数的48%，女生164人，占被试总人数的52%。被试年龄范围为17~23岁，平均年龄为20.4岁（SD=1.40）。

2.2 研究工具

（1）粗暴养育量表

参考Wang（2017）的研究，采用4个题目测量父母粗暴养育，子女通过回忆父母是否曾经有过一些与粗暴养育相关的行为表现来打分。例如，“当我做错事时，对我发脾气，甚至对我喊”，“当我做错事时，用手打我或用脚踢我”。量表采用5点计分，每个项目按父亲该行为发生的频率（1=“从不这样”，5=“总是这样”）和母亲该行为发生的频率（1=“从不这样”，5=“总是这样”）分别打分。分数之和越高，说明粗暴养育的程度就越深，题目无反向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h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攻击行为问卷

采用布莱恩特和史密斯（Bryant and Smith，2001）的12条攻击问卷（12-AQ）。该问卷由身体攻击（8、10、11）、言语攻击（1、4、6）、敌意（2、5、9）、愤怒（3、7、12）4维度，共12个题项组成，每个项目采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有攻击行为，题目无反向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hronbach’s α系数为0.80。

（3）生活满意度问卷

采用由Leung等（1992）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问卷。问卷包括5个项目（如“我的生活条件很好”），采用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题目无反向计分。生活满意度总分为各项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h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父母粗暴养育，生活满意度和攻击行为三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然后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的Model 4检验生活满意度在父母粗暴养育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统计上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数。未旋转的矩阵结果显示，提取出的公共因子数为6，第一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9.69%，小于40%的临界值。由此可知，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攻击行为、父母粗暴养育、生活满意度得分的平均数分别为2.25，1.79，3.82。相关分析发现，父母粗暴养育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0.24，p<0.01），攻击行为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0.23，p<0.01），父母粗暴养育和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54，p<0.01）。把性别与年龄同时纳入，再次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性别和年龄与攻击行为、父母粗暴养育、生活满意度三个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不再考虑性别和年龄的影响。

表 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be statistics and related analysis

注：*p < 0.05；** p < 0.01；男生=1，女生=0；下同。

3.3 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的Model 4，通过重复抽5000个Bootstrap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将父母粗暴养育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攻击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同时加入生活满意度和父母粗暴养育作为预测变量，所得回归方程显著，R2= 0.31，F=68.24，p<0.01。父母粗暴养育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4，t=-4.27，p<0.01），生活满意度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攻击行为（β=-0.11，t=-2.27，p<0.05）。此时，父母粗暴养育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仍显著（β=0.52，t=10.60，p<0.01）。进一步对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总效应与直接效应均显著，其间接效应值为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1，0.06］，不包含0，说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显著。

图 2 中介模型图

Figure 2 Intermediary model

表 2 间接效应、总效应及直接效应分解表

Table 2 Analysis of indirect effects, total effects, and direct effects

4 讨论

本研究对父母粗暴养育、生活满意度和大学生攻击行为三个核心变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父母粗暴养育的平均得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并未经历极端严重的粗暴养育行为，但仍有一定比例的学生报告了较高水平的粗暴养育经历。生活满意度的总体得分接近中位数，但个体差异较大，部分学生表现出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可能与家庭环境、学业压力等因素有关。攻击行为的平均得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仍有部分学生表现出较高的攻击倾向，尤其是在言语攻击和敌意维度上。这也说明，尽管大多数家庭环境相对健康，但粗暴养育现象仍不可忽视，且可能对部分大学生的行为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本研究发现，父母粗暴养育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攻击行为，这一结果与已有文献一致（罗贵明，2008）。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日常环境中的暴力暴露为个体提供了行为观察和模仿的对象，通过对暴力事件中榜样人物行为的观察，个体的攻击性会提高，并进而习得攻击性信念、情感与行为模式（张林 等，2017）。也有实证研究表明，长期遭受父母身体攻击式养育的大学生，在与同学产生分歧时，更容易冲动地使用肢体动作来表达不满，出现在校园中打架等攻击行为的概率相对更高（陈玉焕，赵倩，2011）。

中介分析表明生活满意度在父母粗暴养育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攻击行为，这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韩宗桥等（2023）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间起中介作用。伴随留守儿童自尊水平的提高，儿童对学校、家庭生活等环境的满意度也相应提高，进而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同理，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也对个体攻击行为有着负向的预测作用。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对微观系统（如家庭、学校）和中观系统（如同伴关系）的主观评价，能够缓冲粗暴养育的负面影响（Bronfenbrenner & Morris，2006）。例如，生活在粗暴养育情境中的孩子很难从家庭中获得生命意义感（邓慧颖 等，2021），而生命意义感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赵丹 等，2014）。压力—应对模型认为，个体在面对压力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当个体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时，他们可能会选择攻击行为来应对压力。生命意义感较高的个体，能够积极寻求生命意义，有利于调动内外部保护因子来增强心理韧性，使自己快速地调整状态，从而保护个体在困境中良好适应并免受伤害（袁玮玮 等，2024）。父母粗暴养育削弱了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增加了他们面对压力时的脆弱性，减少了他们的应对策略选择性，使他们更容易选择攻击行为来应对压力。因此，父母粗暴养育可能降低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并由此减少了个体的一些积极心理资源（如生命意义感），进而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对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家长应意识到粗暴养育的长期危害，避免采用体罚、辱骂等消极教养方式，转而通过积极沟通和情感支持构建健康的家庭环境。学校可开展家长教育项目，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帮助家长理解心理需求与行为发展的关系。其次，高校应关注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例如通过心理健康课程、团体辅导等方式增强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此外，针对高风险家庭的学生，学校可建立早期预警机制，提供心理咨询或社会支持，以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最后，教育者需重视社会学习理论的应用，通过树立非暴力冲突解决的榜样行为，引导学生习得适应性应对策略。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纵向追踪或实验研究（如干预粗暴养育后观察攻击行为变化）验证因果路径。第二，数据均依赖自评，可能受社会赞许性偏差影响，未来可结合他评（如同伴报告或教师评估）提高效度。第三，样本仅来自西南地区，可能限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需在更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背景下取样，尤其是考察城乡差异或不同家庭结构的影响。此外，心理韧性可能在生活满意度与攻击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即使生活满意度较低，也可能通过积极应对减少攻击行为。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心理韧性作为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产物，能够帮助个体在外层系统（如社区支持）和宏观系统（如文化背景）中获取资源，从而增强应对压力的能力（Garcia Coll et al.，1996）。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潜在的中介变量（如心理韧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粗暴养育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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