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化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北京; 2.北京化工大学军事教研室,北京
兵员征集动员是实现国防现代化与强军目标的基础性工程。传统研究多聚焦于制度设计和物质激励等宏观层面,却忽视了青年个体决策的心理黑箱——在“理性人”假设与“家国叙事”之间,存在亟待解析的情感动力中介机制。文章基于行为经济学、道德心理学、情绪心理学等交叉视角,揭示征兵动员中情感驱动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突破完全理性假设,正视情绪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对高风险决策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解构理想信念的生成密码,阐明集体荣誉感、身份认同等情感要素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增效机制。构建以情感内驱为核心的心理动员机制探索,既回应了新时代强军目标对“征优质兵、征思想兵”的战略需求,也为优化动员效能提供新的理论工具。
既有研究一般将征兵动员视为国家意志的刚性传导,强调政策法规和福利待遇等外在变量(Warner & Asch,2001)的影响,其运作呈现三重刚性特征。
(1)义务优先的强制逻辑
以法律威慑为保障的义务兵役制(如韩国《兵役法》第41条“拒服兵役者处1~3年徒刑”)构成制度核心,通过惩罚性后果倒逼行为服从(Warner & Asch,2001)。这种“命令—服从”模型在冷战时期成效显著,但面临Z世代权利意识觉醒的合法性挑战——2018年韩国宪法法院判决“因宗教信仰拒服兵役无罪”,即暴露刚性传导的现代困境(a)。
(2)物质激励的量化依赖
学者(Warner & Asch,2001)提出的“征兵经济学模型”,将青年决策简化为教育津贴、退伍安置等变量的成本收益计算。该范式催生出美军“大学基金计划”(GI Bill)等经典工具,然而当物质激励突破“生存需求”阈值后,其边际效用递减,折射出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
(3)集体主义的代际差异
“为国奉献”“强军梦”等宏大叙事被直接作用为动员话语,忽视了个体对集体概念的情感解码差异。刚性传导模式在稳定性时期具有效率优势,但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诸多挑战:青年价值多元化、物质激励对Z世代青年的边际效用递减、信息安全弱化制度权威等。这些问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动员范式的作用机理,如何才能建构适配新时代特征的征兵心理动力
模型?
情感驱力(Emotional Drive)源于心理学动机理论,指情感体验通过满足个体的自主性、胜任感与归属感需求,形成持续的行为驱动力(Deci & Ryan,2000)。相较于制度推力而言,情感驱力更强调情感对行为的深层驱动机制,例如,在征兵动员中,爱国情怀、荣誉感等情感通过满足青年对意义感(Purpose)与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需求,激发其参军行为的内在动机(Tajfel & Turner,1979)。情感驱动力与制度推力的本质区别如表1所示。
表 1 不同范式在兵员征集动员中的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s in military recruitment mobilization among different paradigms
制度推力范式 | 情感驱力范式 | |
动力源差异 | 外在规范压力(external regulation) |
内在情绪价值 (integrated regulation) |
作用路径 | 行为抑制(avoidance) | 意义追寻(approach) |
可持续性 | 依赖持续外部刺激 | 自我强化循环 |
本文主张:征兵动员本质上是一场情感认同的争夺战。青年是否将军旅生涯纳入人生选项,取决于其能否在情感层面完成三重建构。
(1)情绪期待:军事职业的情感符号激活
借助符号互动论(Blumer,1969),将军旅生活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符号:如战术游戏、军事主题乐园等体验设计,将“英雄主义”抽象价值锚定在肾上腺素飙升的身体记忆中;新兵招募社群中刻意植入“战友情”叙事,激活边缘系统对亲密关系的生物本能需求(Depue & Morrone-Strupinsky,2005)。
(2)恐惧转化:安全焦虑的认知重评
根据情感管理理论(Gross,2015),个体对战争伤亡的本能恐惧可通过再框架转化为驱动力。具体策略包括责任承担,例如以色列国防军宣传策略中“危险确实存在,但你的加入能阻止战争爆发”口号的应用;以及意义升华,将个体安全需求升华为“守护者”身份认同(如俄军“我们保卫母亲”广告中的母子意象)等。
(3)道德赋义:荣誉系统的神经铭刻
神经伦理学研究发现,当个体获得社会赞许时,其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的多巴胺释放强度与生理奖励相当(Izuma et al.,2008)。有鉴于此,军队可以通过设计有梯度的荣誉体系实现道德内化。
行为经济学研究揭示,当个体面临参军这类高风险、长回报周期决策时,精密计算模型往往失效,情感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成为主导选择的核心机制(Kahneman,2011),通过有限理性中的情感决策优势,可有效破解高风险决策悖论。与此同时,道德基础理论(Haidt,2012)揭示了人类道德判断的深层规律——情感直觉先于理性论证,这为强化我军政治优势提供了新视角,可有效促进理想信念的情感内核从政治动员向个人情感驱动转换。具体而言,情感驱力与兵役征集动员之间在以下多个层面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
(1)动机激发:从成本规避到意义追寻
传统征兵模型强调规避惩罚(如韩国拒服兵役入刑),但Z世代青年更易被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激发内在动机。神经经济学实验证实,当呈现“保卫家园”画面时,被试者的伏隔核激活强度与物质奖励相当,这揭示了情感驱动可转化为神经层面的决策偏好(Knutson et al.,2007)。研究表明,“优秀士兵”等称号的授予能够激活腹侧纹状体多巴胺释放(Izuma et al.,2008),这种神经奖励机制可以促使青年从“被评价者”转变为“系统维护者”。由此可见,情感驱力可以成为青年参军动机的核心驱动力。在征兵动员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青年参军意义感、荣誉感和军人身份认同,通过内在动机激发,使青年从被动接受征兵信息转变为主动寻求参军机会,有效提升兵员征集动员的效率和质量。
(2)认知引导:情绪记忆覆盖理性疑虑
通过军营开放日、战术游戏体验等沉浸式仪式,军队可制造即时情感冲击以重塑认知。阅兵仪式中,踢正步的肌肉记忆与呼号声的听觉刺激形成互动仪式链(Collins,2004),催产素分泌或许能使“听党指挥”从政治要求转化为生理条件反射。学者(Loewenstein,2005)的研究指出,近距离接触装甲车轰鸣声、战友协作通关的愉悦感,能有效对冲青年对远期艰苦训练的过度想象。实际应用中,可以考虑通过情景模拟、VR体验等新技术,通过自下而上的具身认知增强情绪驱动的增幅效应。借由具身认知的转变,有助于消除青年对军营生活的误解和恐惧,增强他们对兵役征集动员工作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推动兵员征集动员工作顺利开展。
(3)社会动员:群体情绪极化效应
当某地区参军率达到Granovetter阈值(15%~20%),个体会因同伴压力产生“情感从众”。此外,在东亚文化中,“拒服兵役”有时被视为家族耻辱。通过在全社会厚植“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的群体规范并有效地将这种文化渗透到青年人当中,这样强大的社会动员效应不仅能够提高青年的参军意愿,还能够带动家庭和社会对兵役征集动员工作的支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为兵员征集动员工作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持。
(4)心理支持:重构压力事件的安全基模
参军是重大人生抉择,青年决定参军时往往面临各种心理压力和不确定性。美国陆军实行“综合健康与韧性训练”(comprehensive soldier and family fitness,CSF2),在征兵动员阶段嵌入心理支持模块,可有效促进焦虑水平下降41%,决策犹豫时间缩短29%,基础训练(役前训练及新兵训练)淘汰率降低18%(Adler et al.,2021)。通过心理支持和情绪疏导,可以帮助青年缓解紧张焦虑情绪,增强心理适应能力,使其更自信地投身军营。这种心理支持不仅有助于青年顺利通过征兵过程,还能为其在军营中的成长和发展奠定良好心理基础。例如,青年在征兵体检和役前训练中遇到困难时,通过心理支持和情绪疏导,可增强心理韧性,帮助其克服困难,顺利投身军营。
基于情感驱力理论,可从四个维度构建“情—理—法”融合的动员生态系统。
(1)教育场域的情感播种
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学校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如组织国防军事讲座、观看军事纪录片、举办国防知识竞赛等,帮助青年深入了解国家国防形势与军队使命,激发爱国情怀。部分学校定期邀请退役军人或现役军人到校讲述军旅故事,通过鲜活案例,让青年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军人的荣耀和责任,进而增强他们参军报国的意愿。在教育过程融入国防情感课程,运用具身认知原理设计教学,能够有效增强青少年的情感共振。
(2)节日仪式的情绪激发
在国庆节、建军节等重大节日,以及国家面临安全挑战时,通过媒体宣传与社会活动强调军人保卫国家的作用,激发青年的爱国情绪。在国庆阅兵期间,通过电视直播和网络报道,全方位展示军队的强大实力和军人的威武形象,让青年直观地感受到国家的强盛和军人的荣耀,进而激发他们参军的热情,使他们渴望成为守护国家安宁的坚强力量。
(3)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
组织青年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等,让他们亲身感受历史的厚重与国家的发展变迁,从而增强爱国情怀。在动员过程中,可以借助传统文化力量,如宗族动员等。还可以开展主题演讲、征文比赛等活动,引导青年深入思考爱国的内涵与意义,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其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参军报国的实际行动。
(1)神经奖励系统的军事化应用
健全军人荣誉体系,通过颁发勋章、奖章、荣誉证书等方式,对表现优秀的军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形成荣誉勋章的多巴胺编码效应。当前,军队中已经设立各类荣誉,对在训练、作战、抢险救灾等任务中表现突出的士兵进行隆重表彰,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和尊重,从而激励他们继续保持优良表现,同时也为其他青年树立了榜样,引导他们向往荣誉、追求卓越,积极投身军营。军队表彰的同时,还要把对他们的表彰带到他们入伍前所在的学校、社区和农村去,让他们的家人、老师、同学、朋友都感到骄傲。
(2)荣誉共同体的圈层渗透
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氛围,如设置军人优先窗口、悬挂光荣牌、开展“最美退役军人”评选等。这些举措不仅让军人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还能激励更多青年向往军旅生活,追求属于自己的荣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种尊崇氛围的营造改变了社会对军人的认知与评价,提升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与形象,使青年在社会环境中感受到军人荣誉的价值与意义,进而激发他们的参军热情,增强其对军人身份的认同与向往。
(3)榜样传播的具象化革新
广泛宣传军人的先进典型,如“时代楷模”“感动中国人物”等,让青年了解军人的高尚品质和奉献精神。同时,组织先进典型与青年进行面对面交流,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军旅感悟,通过这些典型的榜样作用和亲身经历的讲述,激发青年的荣誉感,让他们以军人为榜样,积极投身军营,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从学理层面分析,典型宣传与交流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通过展示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与高尚品质,为青年提供了学习的榜样与参照,引导他们在模仿与学习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荣誉观,从而增强其参军的内在动力与行为自觉。
(1)法律话语的情感转译
通过征兵宣传动员,向青年明确参军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强调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的重要性。例如,兵役法和国防法明确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法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通过这些法律法规的宣传,让青年认识到参军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从而增强他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自觉履行参军义务。
(2)责任传导的神经机制
通过媒体和网络平台,展示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应对突发事件、参与国际维和等方面的重要任务,让青年了解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尤其是展示我人民军队在边境巡逻、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等任务中的表现,让青年感受到军人责任的重大与艰巨,从而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激发他们参军的意愿。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展示方式利用了媒体的传播优势,将军队任务与军人责任直观地呈现给青年,使其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形成对军人责任的深刻认知,进而产生情感共鸣与行为认同,增强其参军的责任感与紧迫感。
(3)家庭—军队责任共同体构建
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对青年参军的责任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宣传军人家庭的荣誉和贡献,鼓励家长支持子女参军,让青年感受到家庭的期望与支持,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另一方面,社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提供就业优惠、教育支持、创业扶持等,为军人家庭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让青年感受到参军不仅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家庭和社会的荣誉和利益,从而增强其参军的责任感与自信心,使其更加坚定地投身军营,履行自身责任。从社会支持理论来看,家庭与社会的支持为青年参军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后盾与实际保障,缓解了青年的后顾之忧,增强了其参军的责任感与自信心,使其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积极投身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1)全媒体传播矩阵
利用网络、媒体、学校、社区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征兵政策、军队生活和军人荣誉。例如,通过全国征兵网、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及时发布征兵动态信息,推送入伍优惠政策、参军流程、注意事项等,增加与应征对象的互动,提高应征对象的参与度。同时,还可以制作精美的征兵宣传海报、短视频、微电影等,在各大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吸引更多青年关注征兵工作。从传播学与社会动员理论来看,这种多渠道宣传方式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传播网络,使征兵信息能够快速、准确地传递给广大青年,提高了征兵工作的透明度与知晓度,同时也增强了青年对征兵工作的参与感与认同感,为营造积极的征兵氛围奠定了基础。
(2)浸润式动员体系
在乡村、学校、企业的宣传阵地及显著位置张贴征兵海报,增强国防意识,宣传征兵政策。同时,还可以与公交运输企业、出租车企业协商,让征兵宣传教育片和宣传标语“搭乘”公交车、出租车及网约车,穿行城市街道,走进乡村社区,扩大征兵宣传的覆盖面。此外,还可以在城市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设置征兵宣传展板、雕塑等,营造浓厚的征兵文化氛围。从社会学视角看,这种文化宣传方式将征兵信息融入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视觉符号与语言文字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使征兵文化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与渗透,激发青年的参军热情与积极性,让参军报国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3)专业化缓冲机制
通过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为应征青年提供服务,帮助他们缓解参军前的紧张和焦虑情绪。例如,设立心理热线,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应征青年提供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在征兵体检、役前训练等环节,安排心理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和心理疏导,帮助青年了解军营生活,增强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让他们更加自信地投身军营。同时,还可以组织应征青年参加心理讲座、团队拓展活动等,增进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缓解心理压力,增强团队凝聚力。从心理学与教育学角度看,这种心理支持关注青年个体心理需求的关注与关怀,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与干预,帮助青年克服心理障碍,增强心理韧性,使其在良好的心理状态下投身军营,为兵员征集动员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心理保障,同时也体现了兵员征集动员工作的人文关怀与科学性,进一步提升了征兵工作的学理性与实效性。
[1] Adler, A. B., et al. (2021). Enhancing resilience in military recrui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CSF2 pre-enlistment modul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34(5), 927-939.
[2]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Collins, R.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Haidt, J.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Vintage.
[5] 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227-268.
[6] Depue, R. A., & Morrone-Strupinsky, J. V. (2005). A neurobehavioral model of affiliative bonding: Implications for conceptualizing a human trait of affilia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3), 313-350.
[7] Gross, J. J. (2015).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Psychological Inquiry.
[8] Izuma, K., Saito, D. N., & Sadato, N. (2008). Processing of Social and Monetary Rewards in the Human Striatum. Neuron, 58(2), 284-294.
[9]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0] Knutson, B. et al. (2007). Neural Predictors of Purchases. Neuron.
[11] Loewenstein, G. (2005). Hot-cold empathy gaps and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Health Psychology, 24(4S), S49-S56.
[12]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33(47), 74.
[13] Warner, J. T., & Asch, B. J. (2001). The record and prospects of the all-volunteer milita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2), 16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