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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问题提出

创造力是家庭与学校交互作用的产物，对青少年适应环境以及将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视为青少年在不断发展的环境中胜出的核心才能（Plucker J A et al.，2004）。为了成功培育初中生的创造力，我们必须先了解青少年创造力发展及其影响要素。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创造力、社会化、人格发展和问题

行为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伍小东，段海燕，2019），但不同学历背景下的父母可能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因此，探究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以及母亲学历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对青少年未来创造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创造力

普克（Pucker，2004）提出创造力是能力、过程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互动，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产生了一种可感知的产品，这种产品在社会环境中既新颖又有用[1]。

研究证明，随着时间的变化，创造力在高水平和低水平之间呈现波动的趋势，8~15岁被认为是创造力的低水平时期（Torrance E P，1968），而11~16岁被认为是创造力的高水平时期（Claxton A F et al.，2005）。此外，许多研究还发现，创造力和性别（Gardner H & Gardner E，2008；Maccoby E E & Jacklin C N，1978）、父母教养方式（伍小东，段海燕，2019）等也有很大相关性。如加德纳（Gardner，2008）的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在创造力构成上没有差异，只是女性在语言层面的水平高于男性（Gardner H & Gardner E，2008）；麦科比和杰克林（Maccoby & Jacklin，1978）的研究也发现，英国11~14岁女生的创造力得分超过英国相同年龄男生的创造力得分，但是在其他年龄阶段中，男生与女生之间没有明显差距（Maccoby E E & Jacklin C N，1978）。

1.2.2 教养方式与创造力

张文新（2002）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抚养行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亲以及母亲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方式、方法（王树青 等，2006）。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维度划分，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式：19世纪末，弗洛伊德认为规定和记载交予父亲，爱与温和交予母亲（韩丽丽，2019）。皮尔逊（Parsons，1985）研究表明：女性擅长表达且敏感，所以适合解决与孩子相关的问题；而父亲指导性更强，适合担任制定规定的角色（Parsons T，1985）。西尔斯（Sears，1957）将思维与学习相结合，提出了两个概念：温暖与控制（Sears R R et al.，1957）。鲍姆林德（Baumrind）根据以上理论提出了常见的三种模式：专制型、权威型、纵容型（Baumrind D，1971）。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创造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且不同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其子女创造力的发展具有不一致的作用。如张景焕（2013）研究表明，父母的心理控制可以消极影响孩子的社会创造力（张景焕 等，2013），张景焕（2014）还发现，独立的父母支持对小学生的社会创造力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消极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创造性表现有负面影响（张景焕 等，2014）。此外，诺布尔（Noble，1984）发现，父母的专制型教养方式与其子女的创造力以及创造力的独创性均为显著负相关（Noble D & Noble S J，1984）。

大多数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表明，教养方式的积极性越强，对儿童创造力的影响越正面；而教养方式的消极性越强，对儿童创造力的影响越负面。

1.2.3 母亲学历与创造力

张文新（2002）研究表明，母亲作为主要的育儿人，在孩子的生活中更加活跃，在抚养孩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更可能与青少年发生亲密关系（王树青 等，2006）。虽然以前有关于父母和孩子创造力的研究，但似乎更强调母亲的教育方式（施翠芳，常向东，2015）。在父母学历对子女创造力的影响过程中，母亲学历程度在各要素中位于第一位，父亲学历程度处在第7位（陈昱 等，2014），如有研究发现母亲学历与儿童创造力呈相关，即随着母亲学历的提高，儿童创造力水平也在提高（曾晖，杨新华，2013）。父母教育与儿童教育水平呈正相关，母亲对孩子影响较父亲更显著；母亲学历从小学到高中会使孩子的创造力逐渐降低，而学历到了硕士及以上时，孩子的创造力又会逐渐升高。

但也有研究发现，母亲学历与创造力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完全的递增趋势或递减趋势。陈昱（2014）进一步研究表明，母亲的学历与幼儿的创造力具有负相关，母亲学历从小学到高中（包括职高）创造力会逐渐降低；而母亲学历为硕士时，创造力又呈现相反的趋势（陈昱 等，2014）。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究母亲的学历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

1.2.4 母亲学历与教养方式

周世军（2018）研究发现，随着母亲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也会提高。根据投资模式，子女的抚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自己的教育和学历，这有助于为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创造更好的条件，并增强他们的能力（周世军 等，2018）。

研究发现，不同教育背景的母亲采用不同的育儿方式。崔梦舒（2016）发现，母亲教育背景提升后，更多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且积极教养方式与消极教养方式下母亲学历具有显著差异。母亲学历是大专及以上的显著高于其他学历（崔梦舒，张向葵，2016）。

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学士及以上）的母亲倾向于理解、信任、容忍等民主的养育方式，而受过较低教育（中等及以下）的母亲则表现出更大的溺爱、拒绝、否认、惩罚等消极的养育方式。这与张青方（1998）的研究一致（张青方，1998）。

综上所述，父母的不同教养方式会对青少年创造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不同学历的父母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及母亲学历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为青少年创造力的培养提供理论依据。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究青少年创造力问题，旨在探讨教养方式、母亲学历和青少年创造力的关系，并探索母亲学历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创造力之间是否起着调节作用。

1.3.2 研究意义

在影响创造力的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父母双方，研究对象的年龄多为幼儿以及儿童。本研究旨在协助青少年养成良好的习惯，引导或鼓励他们，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基于创造力调节作用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从家庭角度出发，探究如何有效地提高青少年的创造力水平，丰富创造性问题调节作用的研究成果。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抽取初中和高中青少年220人进行调查，搜集问卷220份，其中无效问卷17份，有效率为92.27%，研究对象年龄在12~18岁之间，筛选出12～18岁之间各个年龄的创造力问卷均为29份，青少年平均年龄15±0.58岁，视力正常且均为右利手，被试之前从未接触过创造力测验。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研究涉及的相关问题，通过中国知网、维普等各大数据库查找相关文献，收集了参考性较强的文献。

2.2.2 问卷调查法

（1）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本研究选用瑞典大学修订的测验量表（岳冬梅，1993），用以评估家长的教养态度。该量表有66个参数。通过问卷调查法，筛选出五种不同的教养方式，其中，得分高于55.71分记为情感温暖型，高于36.42分记为过分干涉型，高于11.47分记为拒绝否认型，高于11.13分记为惩罚严厉型，高于9.99分记为偏爱被试型。每个题目的答案用四个选项进行记分：“从不”“偶尔”“经常”和“总是”。本次研究中的量表信度
为0.84。

（2）威廉创造力倾向量表（CAP）

该量表由威廉（F.E.Willams）编制而来（林幸台，王木榮，1994）。包括50个条目和一个三级评分制，由青少年根据其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选项。该量表可评测创造力的倾向性，包括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同时也可以计算创造力的总分，创造力得分高说明被试的创造力强，得分低说明创造力有待提高。本文主要采用此量表计算创造力的总分，通过总分来判断创造力的高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2。

将所要测量的两个量表装订成册，首先要求青少年完成第一页关于性别、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等的个人问题。之后将被试聚集在一个班级里运用集体测验的方法并规定问卷回答时间，在青少年填写问卷之前认真讲述注意事项，确保青少年能够正确理解问卷内容并认真仔细地填写，最后根据问卷结果进行数据分析。

关于高等教育和低教育的划分，在CGS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周世军 等，2018），初中及以下父母教育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比例为17.4%，高中及以上父母教育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比例为61.3%，差异显著。在研究母亲的教育背景如何影响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时，选取四种学历：文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以上教育。前三种学历儿童的受教育年限约为8.29岁，高中及以上学历儿童的受教育年限为11.42岁，两者之间差异较大。以往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越高，创造力就越高。

据此，本研究将学历分为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及以上，因为两者之间在教育方面差异显著，可以明显区分。

2.2.3 数理统计法

本文主要使用SPSS 25.0对采集的各量表得分进行统计：首先，在分析前检测采集数据的异常值，筛选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其次，对各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和两因素方差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青少年创造力得分的统计描述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教育能对孩子成长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但父亲不会影响孩子的创造力，只有母亲能影响孩子的创造力，并且主要影响创造力的独特性。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母亲学历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进行研究。

父母教养方式各个维度、创造力各维度是针对情境的变量，分析各项变量的混合体。把方差分析和几个结果进行了对比：高中（包括中专）学历的母亲在情感温暖方面，过分约束方面，拒绝否认方面，惩罚严厉方面和偏爱被试方面的平均值得分总和依次为82.80，103.13，94.60，88.00和82.40。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母亲在情感温暖方面，过分约束方面，拒绝否认方面，惩罚严厉方面和偏爱被试方面的平均值得分总和依次为100.50，81.25，82.60，90.60和91.40。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able of each variable

数据表明，母亲学历为高中（包括中专）在情感温暖，理解方面平均值低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平均数数值，母亲学历为高中（包括中专）在过分约束，拒绝否认方面平均值高于母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平均数数值，说明学历低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采用情感温暖，理解和偏爱的方式更多，她们对孩子更友善、更宽容，而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往往倾向于专制、过度约束和拒绝否认的教育方式。

3.2 调节效应分析

当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均为类别型变量时，可以采用方差分析中的交互作用指标来确定调节作用，若方差分析中产生了显著性的交互作用，则说明调节变量产生了调节作用。此时，常用图示说明交互作用的情况。周浩（2009）在研究中采用同样的方法来检验反馈评价的调节作用（周浩 等，2011）。

表 2 母亲学历与教养方式对创造力影响的方差

Table 2 The vari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a mother’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arenting style on creativity

研究以母亲学历为调节变量，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以创造力为因变量，在95%的置信区间下，检验学历在教养方式与创造力中的调节效应。

图 1 母亲学历和教养方式的交互作用

Figure 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mother’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arenting style

由表2可知，母亲学历的主效应不显著（p>0.05），教养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p>0.05），母亲学历与教养方式的交互作用显著（F（1，40）=3.81，p=0.010，η2p=0.2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高学历水平上，情感温暖型，过度干涉型，拒绝否认型，惩罚严厉型和偏爱被试型的创造力没有显著差异（p>0.05）；在低学历水平上，情感温暖型，过度干涉型，拒绝否认型，惩罚严厉型和偏爱被试型的创造力有显著差异
（F（4，40）=2.75，p=0.041）。除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上高低学历存在显著差异，低学历显著高于高学历，在其他教养方式上高低学历均无显著差异。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创造力呈正相关关系，但方差分析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创造力影响的主效应不显著，这与前人施翠芳的研究一致，施翠芳（2015）研究表明，母亲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下对青少年创造力有影响，但过分约束、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和偏爱被试的影响不显著（施翠芳，常向东，2015）。

研究发现，同其他教养方式相比，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在创造力得分上有显著差异，而创造力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解决日常生活中问题的能力。改变家长的教养方式，能使学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难题。

4.2 母亲学历对创造力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母亲学历与青少年创造力呈负相关关系，伴随着母亲学历的提升，青少年的创造力略微降低，但方差分析发现，母亲学历对青少年创造力影响的主效应不显著，这与前人张文新的研究并不一致。

母亲的学历对创造力的影响相对较为明显，而父亲的学历影响相对不明显（王树青 等，2006），这与前人张文新的研究一致。许多科研结果也呈现相同的观点。一方面，从基因视角分析，这一结果可能是遗传基因印痕（Imprint）的存在导致的，母亲通过X性染色体遗传智商，影响后代的头脑和行为，为创造力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遗传基础。另一方面，从环境的方面看来，由于母亲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和自我定位，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看护者，母亲参与日常生活和教育。采用情感支持、口语交流、生活管理等方式进行辅助。因此，在与孩子的频繁交流中，母亲自身的素养必定会影响子女的素养，尤其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少年时期，孩子耳濡目染。

4.3 母亲学历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母亲学历在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这说明除了父母教养方式能对青少年的创造力产生影响外，母亲学历也可作为调节变量。青少年的创造力水平越高，说明其越能灵活地采取多种方法解决困难，也就越容易在日常生活中灵活处理问题；青少年的创造力水平越高，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灵活性越强，就越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灵活性。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他们在抚养孩子上的钱投入越多，就越容易以有助于有效培养青少年创造力的方式进行教育。研究表明，学生的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岳冬梅，1993）。如果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孩子们的创造力越高，他们解决创造性任务的能力就越高。因此，母亲可以通过教育程度影响创造力，家长教育可以在教育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父母教养方式和母亲学历的交互作用显著，说明不同母亲学历之间的差异受教养方式的影响。同其他教养方式相比，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在创造力得分有显著差异。创造力的提高都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解决日常生活中问题的能力，改变家长的教养方式，使学生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难。

（2）母亲学历在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创造力的时候，母亲学历的不同会使青少年创造力的得分出现变化。

5.2 建议

（1）创造力量表的使用仅仅涉及书面测试，无法实际评测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创造力问题时的应对方式。

（2）在选取调查对象时，大学学历或以上的母亲人数较少，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

（3）父母就业、收入和其他家庭背景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青少年的创造力，同样也会使研究的外部效应出现一定的偏差。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同样应该考虑就业，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更清楚地阐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这是后期研究值得深挖和考察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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