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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公平

《牛津英语词典》中将“公平”定义为“公正、合理的待遇或行为，不偏袒或歧视”。我们常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生而平等”，古人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类表述，可见从古至今人们都在不断地追求公平，人们向往公平的同时也渴望能得到公平对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充分体现出了“公平”一词，国家希望构建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在这八个字中，公正、平等即体现了“公平”，而法治亦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即使国家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会经历各种不公平事件。这些不公平事件大到社会生活中的资源分配、报酬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如贫富差距等；小到个人投入与收获之间的不平等。个体经历不公平事件后产生的不公平感知会对个体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消极影响。因此，个体不公平感知的影响因素对研究如何降低个体的不公平感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1 不公平感的定义

不公平感（Perceived Injustice）是指个体对某种情境或事件中分配、待遇或对待方式的不公正感知，也可以说是个体内心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射（龙书芹， 风笑天，2015）。关于不公平感，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类型的不公平感知定义，如社会不公平感、收入不公平感等。有学者将社会不公平感定义为个体对社会不公平程度以及自己在这种社会不公平中的位置进行的主观判断（廉思，2012），而收入不公平感则是指个体对自身收益公平与否产生的主观情绪体验（徐富明 等，2016）。虽然对不公平感进行定义的学者其研究的领域不同，但都围绕着同一个要素进行定义，即不公平感是一种主观判断。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不公平感是指个体在对其所经历的事件是否公正、平等的一种主观判断或主观的情绪体验。

1.2 不公平感的研究范式

以往的学者在对个体的不公平感进行研究时通常采用的研究范式主要有：独裁者博弈范式、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范式、第三方惩罚的最后通牒博弈等。

独裁者博弈任务范式（Dictator Game）。在独裁者博弈中，两名被试（被试A，被试B）进行实验。主试告知被试：他们将需对一定数量的金额进行分配，由主试指定一人（被试A）作为分配者提出分配方案，另一人（被试B）对于分钱者提出的分配方案只能选择接受，不能拒绝。

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范式（Ultimatum Game）。最后通牒博弈是由独裁者博弈改编而来，增加了被试可以选择拒绝分配者提出的分配方案的选项。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两名被试进行实验，一位为分钱者（Proposer），一位为回应者（Responder）。两位博弈者对一定金额的钱进行分配，由分钱者做出分钱方案，回应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是拒绝该分配方案，如果接受，则双方均可获得分钱方案上分配的金额；如果拒绝该分配方案，则双方收益均为0（Wei et al.，2018）

第三方惩罚的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范式（Ultimatum Game With Punish Mechanism）。这一博弈任务是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的基础上引入了第三方惩罚，即在分配者提出分配方案后，第三方可以选择惩罚分配者（Proposer），从而实现较为公平的局面。在博弈中，两名被试（被试A、被试B）以及第三方（被试C）一同参与实验，其中由被试A对一定数量的金额进行分配，被试B对被试A拥有的分配金额并不知情，被试C同样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金额（王子京，2021）。在分配者提出了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后，第三方可以拿出一定的金额对分配者进行惩罚，分配者被惩罚后，需要拿出相应的金额给回应者，以此来考察第三方是否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来维护公平。

通过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和第三方惩罚的最后通牒博弈等实验范式，研究者得以深入探索个体在不公平情境下的心理机制与行为反应。这些实验不仅揭示了个体对公平与不公平的认知与情感反应，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规范、群体行为和社会身份等因素在公平决策中的作用的重要洞察。此外，通过结合多种博弈任务，研究者能够从不同维度深入分析公平感知，进而为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提供更加丰富的支持。

2 不公平感的影响因素

个体对社会事件的不公平感越高，越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研究者对个体不公平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结早期研究后发现，影响个体不公平感的因素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个体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年龄、负性情绪、权力感、自尊及人格特质等；二是外部因素，如社会距离、群体身份、个体经历、分配差距等。

2.1 个体特征因素对个体不公平感的影响

2.1.1 年龄

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对不公平感的反应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源于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还与个体的社会经验、认知能力和情绪调节策略密切相关。通过从儿童、青少年、成年及老年不同阶段的角度分析，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种感知的变化。

在儿童阶段，不公平感的认知主要受到发展阶段和社会经验的影响。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儿童在“勤奋对自卑”的阶段（大约6~12岁）开始建立对公平与不公平的基本认知。儿童的公平感通常通过外部的标准来衡量，尤其是在学校和家庭的分配情境中。例如，若孩子发现自己和他人获得的奖励或待遇不一致时，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或愤怒。儿童的公平感知往往是基于是否平等分配资源或机会（Isaacs & Piaget，1934）。然而，儿童的理解通常较为表面，更多的是关注到显性的不平等而忽略潜在的情境因素或社会背景。

进入青少年阶段，个体对不公平感的理解和体验逐渐深化。青少年处于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开始能够理解更复杂的公平理念，如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等。青少年通常会表现出对社会规范和公正原则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在学校、同伴关系和家庭中。青少年可能对不公平的处理方式产生较大的反应，尤其是在集体中的地位和角色分配上，若感到自己被排除或不公平对待，可能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甚至导致对社会规范的反叛。但这种反应并非单纯的冲动行为，而是其在努力探索并定义自我及其社会角色的一种表现（Higgins，2000）。

在成年阶段，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已经趋于成熟，不公平感的处理方式较为复杂。成年人在经历了多年的社会生活后，通常能较为理性地分析公平与不公平的情境，他们的公平感不仅与资源的分配有关，还与对程序公平（如决策过程是否透明）和互动公平（如对待他人的态度是否公正）的认知紧密相连。成年人在面对不公平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比如通过沟通和协商来争取公平，或者采取情绪调节策略来减少不公平带来的负面情绪（Cropanzano et al.，2001）。此外，成人可能更注重长远的公平，尤其是在职场中，不公平的待遇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和工作满意度。研究表明，成年人的不公平感与其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以及人际关系的质量密切相关。

老年人在面对不公平感时，通常会表现出更加内省和适应性的反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通常得到提升，老年人在面对生活中的不公平事件时，可能会通过情感上的接受和适应来减轻不公平感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劳拉·L·卡尔斯泰森（Carstensen，2006）的研究，老年人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情感满足和亲密关系中，而较少关注外部环境的不公平。虽然老年人对不公平的敏感度可能有所下降，但他们仍然会对重大不公平情境产生较强的反应，尤其是在健康、社会保障和家庭关系等方面。

总的来说，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对不公平感的反应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儿童更多依赖外部标准来判断公平，青少年则关注社会规范和自我认同对公平的要求；成年人则更注重公平的多维度处理和理性应对，而老年人则倾向于通过情感适应来减轻不公平感的负面影响。这些变化与个体的认知发展、情绪调节能力、社会经验以及人生阶段的目标密切相关。通过对这些差异的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帮助各个年龄段的个体应对不公平情境，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

2.1.2 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不仅影响个体对不公平事件的感知，还通过改变认知过程、行为反应和应对策略，深刻影响个体在不公平情境中的表现。愤怒、焦虑和悲伤等情绪能够强化不公平感知，激化情绪反应，进而推动个体采取极端或冲动的行为。

在某些情况下，负性情绪也能够激发个体的公平动机，促使他们寻求恢复公正的行动。而情绪调节能力的差异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在不公平情境中的适应性反应。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时，个体的情绪状态往往会影响他们对事件的评价与反应。当个体感到愤怒或焦虑时，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事件中的不公正因素，而忽视其他可能的解释或情境背景。愤怒是一种典型的负性情绪，常常与对不公平事件的反应高度相关。愤怒情绪使得个体对不公平待遇的认知更加强化（S & D，2001），个体会将其不公平的感知视为外部世界的原因，而忽视自身可能的责任或其他解释。而焦虑情绪则会让个体过度关注外部威胁或不确定性，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不公平事件时产生更多的负性评价和过度解读。

2.1.3 权力感

权力感对个体的不公平感具有重要影响。权力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社会、法律或道德权利的认知和感受。在心理学研究中，权力感常常被视为一种个体对公平与公正的基本预期，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如何感知和反应不公平事件。具体而言，当个体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通常会产生较强的不公平感；而当个体认为自己在某一情境中拥有充分的权利时，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的反抗或寻求补偿的行为。这种权力感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个体对不公平事件的情绪反应、认知评价和行为选择。例如，斯基茨卡（Skitka，2003）的研究指出，个体的权利感与其自我概念和社会身份密切相关。当个体的自我价值感较高时，他们更容易感受到权利被侵犯，并表现出更强烈的情绪反应。此外，情境中的权力动态也会影响权利感的表达。例如，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境中，弱势个体可能更容易感到权利被剥夺，从而产生更强的不公平感。这一现象背后有一个心理机制：个体对权利的认知往往与他们对公平的基本预期紧密相关。权利感的增强使得个体认为他们应当得到某种待遇，这种预期一旦被打破，便会引发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应的情绪反应。

2.1.4 自尊

自尊是个体特质中对不公平感知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变量。研究表明，具有高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将不公平事件归因于外部环境或他人，而不是将其视为对自身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们可能相对不易体验到深层次的不公平感（Cohen et al.，2006）。相反，低自尊的个体可能会对不公平情境表现出更强烈的反应，因为他们可能更加敏感于社会评价和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待遇。在这一背景下，不公平情境容易被个体内化为对自尊的挑战，导致情绪上的强烈反应和行为上的防御性反应。

2.1.5 人格特质

近年来，随着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人格特质与不公平感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的实证支持。高同理心个体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不仅表现出更强的情绪反应，还更倾向于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或倡导公平正义（Zhao et al.，2010）。这种倾向性与个体的道德认同感密切相关，即高同理心个体更可能将公平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此外，研究还表明，高同理心个体在观察到他人遭受不公时，其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活动显著增强，这进一步解释了他们在行为上更倾向于采取行动的原因（Decety & Cowell，2014）。

2.2 外部因素对个体不公平感的影响

2.2.1 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在心理学研究中通常指个体与他人、群体或文化之间的心理和情感距离，它不仅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模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对不公平的感知和情绪反应。当社会距离较大时，个体通常会产生更强的不公平感，而在较近的社会距离下，个体则可能通过沟通和互动缓解这种感知。研究表明，社会距离的扩大往往会加剧个体的不公平感，尤其是在资源分配、机会获取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当个体感知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时，他们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即认为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引发强烈的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导致社会行为的改变，例如减少合作意愿、增加竞争行为，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距离与不公平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 卡里姆·努尔等人（Nour et al.，2016）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当个体与高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时，他们更容易将自身的不利处境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制度不公），从而加剧不公平感。此外，社会距离的扩大还会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进一步放大个体的不公平感，因为这些平台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更加显性化（Kraus et al.，2017）。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社会距离的缩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公平感。例如，通过增加跨阶层互动和合作，个体对不公平现象的容忍度会有所提高（Dietze & Knowles，2016），因为他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和需求。

然而，社会距离对不公平感的影响并非单向的。一些研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距离的缩小反而可能加剧不公平感。例如，当个体与高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小时，他们更容易进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从而产生更强的相对剥夺感（Buunk & Gibbons，2007）。这种现象在职场环境中尤为明显，当员工与高层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增加时，员工对薪酬差距的感知可能会更加敏感，进而引发更强的不公平感。

综上所述，社会距离对个体不公平感的影响是多维且复杂的，既可能通过扩大社会差距加剧不公平感，也可能通过促进理解和互动缓解不公平感。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距离与不公平感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干预和社会实践来减少社会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

2.2.2 群体身份

群体身份对个体在面对不公平情境时的情感反应和行为决策具有深远影响。群体身份不仅影响个体如何看待自己，还在面对社会事件时影响其对他人行为的评判与反应。

研究表明，个体在面临不公平情境时，其对不公平的容忍度和反应强度会因其群体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当个体认为自己属于某一群体时，其对不公平行为的反应往往受到群体身份认同的显著影响。在群体内，个体更倾向于宽容不公平行为，尤其是当不公平行为发生在自己群体内部时。相反，来自外群体的不公平行为往往会引发较强的负面情绪反应（Bettencourt et al.，2001）。进一步来说，群体身份还可能影响个体是否愿意为公平付出成本。在群体内，个体可能更倾向于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尤其是当这种不公平行为被认为有利于群体的整体利益时。然而，当涉及群体外的成员时，个体更可能为确保公平而付出更高的成本，这种行为在跨群体博弈中尤为明显。

2.2.3 个体经历

个体的经历，无论是独自经历还是与他人共同经历，在塑造个体对不公平感知的方式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个体对不公平的感知不仅是基于实际事件的外部影响，也受到个体的内在心理结构和经验的深刻影响。通过独自经历或共同经历，不公平感的产生和处理往往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并随着经历的积累而发生变化。独自经历的不公平通常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在面对不公平时，会首先评估是否能控制或改变该情境（Lerner & Montada，1998）。当个体独自面对不公平时，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通常会产生较强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是因为个体感到缺乏资源去改变现状。共同经历不公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负面情绪和无力感。社会支持理论（Cohen & Wills，1985）指出，来自他人的支持能够有效缓解个体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当多个个体共同经历不公平事件时，他们可能会通过讨论、共同表达愤怒或寻求集体的行动来减轻个人的孤立感，并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不公平事件可能会被集体力量所缓解。

2.2.4 分配差距

分配差距对个体的不公平感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体背景下，这种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心理机制和情感反应。分配差距在本质上是指社会资源和机会在群体或个体之间的不均等分配，这种分配的不公平感会在个体层面引发负面情绪。根据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个体在比较自己与他人获得的资源时，会对这种差距产生情绪反应（Adams，1965）。如果个体认为自己获得的资源相较于他人而言过少或不成比例，便会产生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通常伴随愤怒或沮丧等情绪反应。更为重要的是，当个体认为自己在努力和贡献上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时，个体的情绪反应会变得更加剧烈，进一步引发对现状的不满与反抗。

3 个体不公平感的相关研究理论

3.1 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个体并非孤立地对自身进行评估，而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获得有关自我的反馈。当个体认为自己遭遇不公平对待时，他们通常会通过两种比较方式进行评估：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上行比较指的是个体与那些地位、资源或成就比自己更高的人进行比较，而下行比较则是个体与处境较差的人进行比较。这两种比较方式在不公平感知中的作用不同，分别对个体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费斯廷格（Festinger，1954）的观点，个体在进行上行比较时，通常会产生一种动力，去追求与比较对象相似的目标，但这种比较往往也会引发焦虑、嫉妒等负面情绪。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或待遇时，个体可能会通过上行比较来感知自己所受到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导致他们对不公平情境的反应更加激烈。相比之下，下行的社会比较则是指个体与那些处境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下行比较常常具有保护作用，它能帮助个体提升自尊和自信心，缓解由不公平感知带来的不适感。个体可能通过将自己与处于较差处境的人进行比较，从而认为自己的处境并非最糟糕，甚至感到一种相对的优越感。

3.2 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内群体偏好（In-group Bias），即个体在感知到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时，往往会表现出对该群体成员的偏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群体相比外群体更优越。这种内群体偏好通常表现为对群体成员的支持、信任，以及在群体利益分配中的优先考虑。在群体认同的驱动下，个体可能会在面对资源分配或决策时更倾向于支持自己的群体，即便这种支持意味着牺牲自己或其他群体成员的利益。

4 研究意义

不公平感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从理论上来看，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个体的社会身份、情绪认知以及行为反应都更加多元化，如何整合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如情绪调节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与公平理论，去全面解释不公平感的产生机制，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文化比较研究可能成为不公平感研究的新热点，特别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对公平的认知差异，将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社会互动的深刻洞察。在实践层面，了解不公平感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能够为组织管理、社会政策以及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实质性指导。例如，在组织管理中，如何通过公正的决策程序和合理的资源分配来减少员工的不公平感，从而提升工作满意度和绩效，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在社会政策制定中，如何通过关注群体差异，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需求，确保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能够有效减少社会不满和冲突。此外，心理健康领域中的干预措施也应当关注不公平感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个体调适情绪和认知，提升心理弹性。

综上所述，不公平感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对心理学理论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深远的实践影响。通过未来不断深入的研究，我们有望在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理解并应对不公平感带来的挑战，为构建更加公正与和谐的社会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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