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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园欺凌受害（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指个体长时间或反复受到一个或几个同伴欺凌或伤害的现象，通常具有力量不均衡、重复性和伤害意图的特点（Smith P K & Myron-Wilson R，1998）。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呈现高发趋势，成为全球儿童青少年面临的重要社会风险之一。UNESCO（2019）发布的多国报告显示，约32%的学生曾遭受欺凌事件（Attawell K，2019）。我国安徽、中西部地区中小学生校园欺凌报告率均在20%以上（唐程梦 等，2022；王武宽 等，2021）。大量研究表明，欺凌受害者会更多地报告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状态及头疼、睡眠困难等生理症状（Chai L et al.，2020；Gini G & Pozzoli T，2013），且此类影响可能延续至成年期，损害其心理健康与社会功能（Copeland W E et al.，2013；Menesini E & Salmivalli C，2017）。因此，了解校园欺凌受害的成因及影响机制，对于有效地预防与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表明，在众多影响校园欺凌受害的因素中，家庭始终是主要因素之一（郝义彬 等，2022）。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发展嵌套于多个层级的环境系统之中，家庭作为微观系统，对个体的发展有着直接、深远的影响。家庭关怀度是反映家庭功能的一种度量指标，指个体对其所处家庭功能状况的主观满意程度（Beavers W R & Voeller M N，1983）。家庭关怀度高意味着个体自身能感受到家庭更多的情感支持与帮助（Wu K et al.，2022），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潘兰，王滔，2025）。相反，家庭功能受损，则会产生一系列的情绪行为等适应性问题（Ma X et al.，2013），也更易遭受校园欺凌（林进材，2017）。

社交焦虑是个体对人际交往环境所产生的强烈担忧、紧张、恐惧的情绪反应（Schlenker B R & Leary M R，1982）。青春期个体处于社会交往能力快速发展的阶段，社交焦虑对其心理健康与人际适应产生深远影响（侯娟 等，2021）。已有研究表明，充满关爱与支持的家庭环境能促使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安全型依恋，从而减少社交中的焦虑体验（黄雪梅，汪勇，2006）；相反，忽视、控制或过度干预的家庭教养方式则会增加其在互动场景中的不安与恐惧（李洁 等，2021）。此外，社交焦虑不仅是情绪困扰的表现，也与社会认知密不可分，社交焦虑个体倾向于对社会信息进行负向加工和消极解释，进一步增加个体卷入校园欺凌的风险（彭玉佳 等，2025）。

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指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Herrman H et al.，2011）。它是维护青少年心理健康、预防行为问题的重要心理资源。研究表明，具备良好功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个体形成自信、乐观的性格特质，从而提升其面对困难时的调节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增强心理弹性（Cohen S & Wills T A，1985；席居哲 等，2015），从而更好地面对和处理校园欺凌问题（张家铭，2024）。反之，家庭支持的缺失会限制个体应对压力的资源积累，削弱其弹性水平（游雅媛 等，2017），使其更容易在校园情境中遭遇不良适应或受欺凌（李海垒，张文新，2006）。

另外，社交焦虑与心理弹性密切相关。根据美国学者康普弗（Kumpfer）提出的弹性框架模型（resiliency framework model，RFM），较高的社交焦虑和抑郁降低了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Kumpfer K L，1999）。这与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如范春艳等人在对上海市初中生的研究中发现，社交焦虑与心理弹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社交焦虑的初中生较少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致使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这可能导致较低的心理弹性（范春艳，汪泉，2024）。因此，本研究选取社交焦虑、心理弹性作为中介因素，进一步其家庭关怀度与校园欺凌受害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在湖南省湘潭市、常德市抽取小学3～7年级学生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测试结束时问卷统一回收。共发放问卷577份，剔除被试年龄小于9岁、作答不完整、回答一致，以及处于正负三个标准差之外的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548份，有效率为94.97%。其中，男生269人，占比49.09%；女生279人，占比50.91%。被试的年龄在8～1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1.11±1.45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

采用谢家树等修订的特拉华校园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谢家树 等，2018），该量表共有17个条目，分为言语欺负、身体欺负、关系欺负和网络欺负四个部分，其中13题作为筛查题目，不计入数据分析。贝尔（Bear）在施测时发现相比其他三类，网络欺负频率较低且往往发生在校外，与校园环境和氛围的关系相对较弱，而且不同研究者对于它与其他维度是否属于相同结构存在歧义（Bear G G et al.，2011）。考虑到本研究被试年龄较小，网络欺凌的接触频率和识别能力有限，未将网络欺凌维度纳入分析范围。量表采用6点计分“1”表示“从来没有”，“2”表示“偶尔”，“3”表示“一个月一两次”，“4”表示“一个星期一次”，“5”表示“一个星期多次”，“6”表示“每天都有”，得分越高说明被欺凌现象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ɑ系数为0.83。

2.2.2 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

采用斯米尔克斯坦（Smilk-stein）编制的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张作记，2005），共5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别从适应（adaptation，A）、共处（partnership，P）、成长（growth，G）、情感（affection，A）、亲密（resolve，R）5个层面对家庭功能进行主观满意度评价。采用3点计分，5个条目的得分相加即表示家庭功能程度，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好。其中，0～3分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4～6分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7～10分为家庭功能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ɑ系数为0.88。

2.2.3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采用拉格雷卡（La Greca A M et al.，1988）编制的儿童社交焦虑量表，共10个条目，包括害怕否定评价、社交回避和苦恼等维度。10个条目的得分相加即为社交焦虑总分。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的社交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ɑ系数
为0.87。

2.2.4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等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胡月琴，甘怡群，2008），共27个条目，包括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维度。其中，个人力维度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3个因子，支持力维度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2个因子。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5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ɑ系数为0.86。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 25.0及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相关分析和中介模型效应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率为20.10%，远低于40%的临界标准（熊红星 等，2012），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现象。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相关分析显示，家庭关怀度与社交焦虑、校园欺凌受害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与校园欺凌受害呈正相关；心理弹性与校园欺凌受害呈显著负相关。此外，性别与家庭关怀度、社交焦虑呈显著性相关，因而在后续分析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Table 1 The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variables

注：* p<0.05，** p<0.01，下同。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海斯（Hayes，2013）提供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6，在抽样5000次和控制性别、年龄的基础上，以家庭关怀度为自变量，社交焦虑、心理弹性作为中介变量、校园欺凌受害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关怀度对校园欺凌受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但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弹性。社交焦虑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弹性，显著正向预测校园欺凌受害。此外，心理弹性显著负向预测校园欺凌受害，如表2所示。

表 2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tudy variables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计算95%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Erceg-Hurn D M & Mirosevich V M，2008）。结果如表3所示，家庭关怀度→社交焦虑→校园欺凌受害、家庭关怀度→心理弹性→校园欺凌受害、家庭关怀度→社交焦虑→心理弹性→校园欺凌受害这三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即社交焦虑、心理弹性在家庭关怀度和校园欺凌受害间起独立中介作用，社交焦虑与心理弹性在家庭关怀度和校园欺凌受害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表 3 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Bootstrap-based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s

注：虚线表示不显著的路径，所有路径均为标准化的路径回归系数；出于简洁目的，图中未显示控制变量对主要变量的路径系数。

图 1 家庭关怀度影响中学生校园欺凌受害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family care and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

4 讨论

4.1 家庭关怀度与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受害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探讨了家庭关怀度与校园欺凌受害的关系及内部作用机制。根据相关分析，家庭关怀度显著负向预测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受害，即个体感知到的家庭关怀越多，其校园欺凌受害经历越少。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罗怡，刘长海，2016；Liu W & Guo Z，2024），进一步验证了家庭在个体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高关怀家庭有助于儿童形成关爱他人、尊重差异的积极人格特质，从根源上抑制欺凌倾向（沈辉香 等，2021）。另一方面，良好的家庭情感支持可培养中小学生的同理心和亲社会行为倾向。家庭关怀在日常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中小学生的情绪调节与自我控制能力，使其在遭遇校园冲突或排斥时，更倾向于采取理性、建设性的应对方式（Liu W & Guo Z，2024；Cho S et al.，2017）。此外，家庭关怀度对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受害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是通过社交焦虑、心理弹性间接对校园欺凌受害产生影响。这提示我们：单一家庭变量对欺凌受害的直接预测能力相对有限，在对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实际干预中，不能仅仅依赖家庭因素本身，而需要重视其内部心理机制的塑造作用。

4.2 社交焦虑与心理弹性的单独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关怀度能通过社交焦虑的单独中介作用对中小学生欺凌受害产生影响。中小学生感知到的家庭关怀度越高，其社交焦虑越低，从而有更少的校园欺凌受害行为。该结果与以往以中小学生为被试所得的研究结果一致（王凤霞，2024）。

依据社会化理论，高功能家庭能使青少年发展出安全的社会倾向，反之，低响应性和隔离性的家庭功能会使青少年产生较高的社交焦虑（Okorodudu G N，2010）。此外，较低的家庭关怀度可能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不安全的依恋模式，缺乏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与积极反馈，进而在社交中表现出紧张、回避与过度警觉等特征（何玉琼 等，2018）。社交焦虑个体往往在人际互动中难以建立稳定信任关系，表达受限、自我评价偏低，更易被视为欺凌对象（王凤霞，2024；张珊珊 等，2021）。这也提示我们，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应关注儿童社交情绪的培育，通过增强社交技能训练，缓解社交焦虑水平，进而降低其在校园中欺凌受害的风险。

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家庭关怀度和校园欺凌受害之间同样具有显著中介作用。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较高的家庭关怀度有助于提高中小学生的心理弹性，从而帮助其更少的卷入到校园欺凌受害中（马小红，2024）。心理弹性是一种通过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家庭系统的持续互动而逐步建构的心理资源。积极的家庭支持，如情感回应、价值肯定和亲密互动，被广泛认为是增强个体心理弹性的关键因素（Masten A S，2018）。相关研究也表明，即便处于不利教养环境中，若个体具备较高的心理弹性，其校园欺凌受害的负面影响亦可得到缓冲（Mesman E et al.，2021）。因此，家庭不仅是心理弹性的孕育场所，也是提升青少年应对校园风险能力的关键路径。

4.3 社交焦虑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社交焦虑和心理弹性在家庭关怀度和校园欺凌受害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即家庭关怀度通过社交焦虑影响心理弹性，进而影响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受害。父母在家庭中过多表达忽视、拒绝、过度干预等消极养育行为，个体更容易形成不安全型依恋，对人际感到焦虑、不信任，害怕被抛弃或拒绝，而这种人际交往模式的不安全感会泛化到其他社交场景中，出现社交焦虑等现象（Georgiou S N et al.，2017）。同时，高社交焦虑的个体长期处于对社交情境的“高度警觉”状态，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和情绪资源以应对想象中的威胁，降低自我效能感和掌控感，使个体在实际风险应对中表现出低水平心理弹性，无法以更积极的心态、更灵活的方式应对（Van Heugten K，2013）。当保护性因素无法抵御危险性因素的冲击，个体更容易采取危险行为来应对风险情境，可能更容易产生校园欺凌行为（Cohen E et al.，2021）。因此，这一链式中介的验证，不仅强调了家庭关怀在情绪与适应性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提供了干预思路：学校和家庭应协力关注学生社交情绪状态，强化心理弹性教育，从源头上减缓校园欺凌问题的发生。

5 本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样本仅来源于两个城市，样本地域覆盖有限，且总体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影响结果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规模，并引入更具地域多样性的样本，以提升研究的普遍性与推广性。其次，本研究仅采用横断面设计，变量数据均来源于被试的主观自评，虽然能较好反映个体内在感受，但亦可能受到社会期望效应或记忆偏差的干扰，影响数据的客观性和因果推断力。后续研究可结合多时间点追踪设计与多主体测量，以增强研究的因果推理与数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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