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来华留学事业蓬勃发展。根据中国教育部2024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已吸引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华求学,“留学中国”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来华留学生中不乏语言进修生、短期交换生等非学历留学生,也涵盖大量攻读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学历留学生,学习专业不仅限于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还广泛涉猎其他学科领域。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增长对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实施留学中国计划,要求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直接影响到来华留学生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和吸引力(王英杰,刘宝存,2020a)。汉语作为在华学习和生活的基础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语言学习影响留学效果,语言障碍阻碍文化适应过程,影响日常生活质量,深刻影响学术参与度(杨军红,2009)。深入探讨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的体验,对把握来华留学生汉语教育的现状、优化教学策略具有重大意义。
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形成的“对留学国世界的感知”——即对留学过程的感受、认知和评价,构成了留学体验的情绪基调(马佳妮,2020),来华留学生的认知研究揭示了他们在语言、文化、学习动机和社会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复杂心理过程。国内外围绕留学生学习体验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留学中国及汉语学习的动机的认知研究以及自身文化适应能力的认知研究,以下具体展开说明。
马佳妮(2017)针对来华留学动机问题,对来自28个国家的留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汉语学习前景、奖学金支持、就业机会、文化体验、文化认同是留学中国的主要动机。史兴松、高超(2017)使用问卷调查了北京高校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基本类型,发现工具型动机最强,大部分留学生把汉语学习与其需求结合,将汉语作为实现就业、旅游、交友等目标的工具。文雯、胡蝶(2018)同样针对“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这一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较低的学习成本、宽松的招生政策成为中国吸引国际学生的重要拉力,而语言障碍、文化适应和社交环境等因素仍然是留学生面临的现实挑战。文化适应能力是来华留学生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保障,费晓东(2019)的质性调查结果指出,来华留学生面对以消费观与价值观、风土人情等为目标的文化适应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受到留学生母国文化的影响。宋启超、费晓东(2021)对来华留学生的访谈结果显示,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上表现出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在人际交往、社会服务等方面,与本国文化的差异导致了适应障碍。针对这些问题,李雪梅(2015)提出应该为来华留学生提供更多语言培训和文化适应课程,改善教学方式并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学习环境。
现有研究从心理认知视角对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体验和文化适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王英杰、刘宝存(2020b)还指出,可以从学习动机、语言能力、文化适应能力与价值认同等多维的角度对留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在汉语能力研究方面,于富增(2009)指出,语言问题是影响留学生就业的核心制约因素,建议通过深化汉语培训改革、提升培训效果来改善这一问题。这一观点在后续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刘水云(2017)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近80%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将语言障碍列为其求学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学业挑战,且语言障碍已成为导致部分留学生毕业困难的重要因素。针对语言障碍的成因,王祖嫘(2016)认为主要表现为与中国人的主动交流不足、课堂之外的汉语实践机会匮乏等,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留学生汉语能力的提升。
相关研究从汉语学习动机、文化适应、语言障碍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但缺乏对留学生心理认知过程的深入剖析。关于语言障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能力的提升以及语言障碍造成的影响,但较少关注语言障碍对留学生心理状态的影响。语言障碍不仅是一个学业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那么,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汉语学习环境的看法究竟如何?来华留学生对个人汉语学习有何体验和感受?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将运用心理学个人态度构造分析法(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PAC),通过考察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过程中的个人心理认知特征,深入分析留学生汉语学习体验的真实感受,揭示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并尝试为优化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提出实践建议。
本研究以1名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质性调查,调查对象个人情况如表1所示。该留学生为日本某外国语大学汉语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开始学习汉语,已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四级,在日本大学接受两年汉语课程后,于2024年9月起在北京某外国语大学留学,留学学习专业为汉语。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 2025年1月,总调查时间约2个小时,调查对象在结束调查后获得了一定报酬。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
性别 | 年龄 | 身份 | 专业 | 留学经历 | 汉语学习时长 | 汉语水平 |
女 | 20 | 日本某外国语大学本科三年级 中国某外国语大学交换留学中 | 汉语 | 4个月 | 2年10个月 | HSK4级 |
本研究运用心理学个人态度构造分析法(PAC分析法)来剖析留学生的内心世界(内藤哲雄,2002),该方法将定性方法(元认知和半结构化访谈)与量化方法(聚类分析)相结合,能够有效探索个人的内心世界,客观性较强,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
研究采用日语进行,流程包括以下步骤:(1)笔者向受访对象提示刺激语句,请受访对象按顺序在Excel表格中写出能联想到的所有语句,刺激语句为“中国で中国語を勉強するにあたって、感じたことを書いてください。”(请写出你在中国学习汉语时的感受)(笔者译,下同)。(2)受访对象将联想句按重要程度重新排序,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汉语学习过程中最大的感受。(3)受访对象评价每句联想句的印象,认为是正面的评为“+”,认为是负面的评为“-”,中立的评为“0”。(4)笔者对所有的联想句进行两两组合,请受访对象根据直觉对每两个联想句进行语义距离的评定,评分区间为“0~7”,越靠近0表示语义越相近,越靠近7表示语义差异越大。(5)笔者根据语句间的语义距离生成距离行列,对语句进行层次聚类分析,使用方法为基于欧氏距离的瓦尔德法,绘制谱系图。(6)笔者向受访对象提示谱系图,请受访对象结合谱系图对所有联想句进行分组,并给各组进行命名。(7)进行深度访谈,请受访者对各组的命名、各组的内容、组间的关系、各组的正负印象、重要度等作出具体解释与说明。
在确保受访对象的知情与同意后,在安静、舒适的教室进行了访谈,全程进行了录音。笔者在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文件转录为文字,并翻译成了中文。
通过留学生本人对聚类分析生成的谱系图的解释,探讨留学生在中国的汉语学习体验。联想句和各聚类的命名原文均为日语,中文为笔者所译;图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联想句的重要程度,数字越小表示感受越深;括号内的“+”“-”“0”分别表示联想句的印象为正面、负面和中立。
该留学生的学习体验谱系图如图1所示,共分为4个聚类。聚类1:很多汉语听不懂;聚类2:听汉语的机会多;聚类3:说汉语的机会多;聚类4:习惯了用汉语。
图 1 留学生的学习体验谱系图
Figure 1 Cluster analysis dendrogram of the respondent
聚类1命名为“很多汉语听不懂”,包括“①外国人的口音听不懂(4,-)”“②方言听不懂(7,0)”两个联想句。留学生表示,在日本的时候,接触到汉语的机会只有和学校的老师,老师毕竟是专业的,都用非常标准的汉语来授课,所以平时听到的都是很易懂的汉语,而在中国会遇到其他一起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共同语言是汉语,只能用汉语交流,但是他们的发音、声调等有时候很难听懂。在日本的时候也有一起学习的日本同学,但一般用母语进行交流,所以没有沟通的问题。在中国除了遇到外国人,还能听到中国人说的方言,特别是年长者说的方言特别难听懂。结果表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容易受周围人非标准普通话的影响,对此感到困难。
聚类2命名为“听汉语的机会多”,包括“⑤老师用汉语来上课(8,+)”“⑥听汉语的机会很多(6,+)”两个联想句。留学生表示,在日本的大学时有3位日本人老师和3位中国人老师,虽然中国人老师一般也用汉语上课,但是学生之间都是用日语交流,所以听汉语的机会比较少。在中国,同学之间的共同语言是汉语,必须用汉语交流,所以听汉语的机会很多,每天也都能听老师用汉语上课,即使遇到听不懂的内容,老师也是用汉语来解释;而在日本的时候,老师会用日语来解释,但汉语和日语的语感是不同的,用汉语讲解比较容易理解,能学得更好。结果表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时,能在与老师、同学的接触中听到更多汉语,有助于语言学习。
聚类3命名为“说汉语的机会多”,包括“⑦用汉语产出的机会多(2,+)”“⑧小组合作和课堂展示很多(3,+)”两个联想句。留学生表示,在日本上汉语课时,基本是老师单方面输出,学生以被动接受的姿态只需要听,产出的机会比较少,且几乎一年才有一次做PPT然后展示的机会,同学们之间交流讨论之后在课上发表结果的机会也是几乎一个月一次或者更少,就算有小组合作,大家也是用日语交流,把用日语想好的东西再翻译成汉语,但这并不是用汉语的交流,而是翻译,大家一起合作翻译汉语的感觉。而在中国做小组讨论时,首先必须用汉语讲自己的观点,然后用汉语总结所有组员的观点,一直到最终发表的阶段一直是用汉语,所以说的机会很多。不只在学校里,在校外也是,因为在中国生活,所以随时必须说汉语,其他语言也行不通。结果表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时,在课堂上或是社会上都有很多用汉语表达的机会,促进了语言学习。
聚类4命名为“习惯了用汉语”,包括“③说汉语时候特别注意自己的发音(5,+)”“④用汉语思考用汉语来表达的机会多(1,+)”“⑨中国大学的课主要让学生说(9,+)”三个联想句。留学生表示,在日本的时候因为大部分老师同学都是日本人,所以习惯了用日语,现在在中国习惯了用汉语思考、用汉语表达,而不是先用日语思考,然后再翻译成汉语来输出,现在脑子里完全是汉语。因为在课上或者生活中,为了用汉语向中国人传递信息,必须注意自己的发音或者语法等是否正确,才能让别人听懂,所以会特别重视自己发音的正确性。结果表明,正因为在中国学习生活,日常使用汉语使留学生习惯了汉语的思维,更注意自己汉语表达的正确性。
笔者进一步与留学生探讨了四个聚类之间的关系和关注程度。留学生指出,刚刚来到中国时,老师说的话或者周围人说的汉语基本只能理解一半(CL1),这是一开始稍感困扰之处,但也正是因为听汉语的机会多(CL2),所以才会出现听不懂的情况,随着听的越来越多,也渐渐开始可以听得懂了,在交流过程中可以有“这个人的发音不标准”“这个词的声调错了”“ 这个人在说方言”等发现,说的机会多(CL3)、听的机会多(CL2),所以越来越习惯了用汉语,脑子已经切换到汉语模式(CL4)。感受最深刻的聚类4和3,因为说汉语的机会变多了,即使遇到不会说的时候,也强迫自己说,随着习惯了说汉语,为了更能让别人听懂,也渐渐开始注意自己的用词、发音、语法等。
表2汇总了留学生的PAC分析结果,研究结果发现,留学生在听力和词汇习得等方面面临挑战,还看出了学习动机、专业需求等对汉语学习体验的影响。
表 2 留学生的PAC分析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 of PAC analysis of the respondent
聚类命名 | 联想句 |
很多汉语听不懂 | 外国人的口音听不懂 |
方言听不懂 | |
听汉语的机会多 | 老师用汉语来上课 |
听汉语的机会很多 | |
说汉语的机会多 | 用汉语产出的机会多 |
小组合作和课堂展示很多 | |
习惯了用汉语 | 说汉语时候特别注意自己的发音 |
用汉语思考用汉语来表达的机会多 | |
中国大学的课主要让学生说 |
留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出汉语听力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面对非标准普通话、方言、其他外国人的发音、过快的语速时,存在理解困难,但随着输入频率的增加,留学生逐渐适应了汉语环境,体现了听力输入方面的汉语学习体验。例如,该留学生提到“外国人的口音听不懂”“方言听不懂”体现了在中国生活学习时听力方面遇到的困难。另外,该留学生提到的“听汉语的机会多”体现了对汉语听力的适应。克拉申(1985)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认为,语言习得的关键是学习者接触到的“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ve Input)”,即略高于当前语言水平的语言输入(i+1),然而,留学生在中国接触到的汉语输入并非总是“可理解”的,尤其是面对方言词汇、错误发音等,输入变得难以理解,但是随着课堂上以及生活中的输入频率的增加,汉语听力变得可以适应,体现了“频率效应(Frequency Effect)”(埃利斯,2002)。留学生提到的汉语听力的挑战与适应,反映了输入质量、可理解性和输入频率对汉语习得的影响,进而影响留学生对汉语学习体验的认知。
留学生的调查结果体现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使用汉语进行口语表达的机会,并逐渐适应了汉语环境,习惯了用汉语思考和表达。例如,该留学生提到“说汉语的机会多”“习惯了用汉语”体现了在中国学习汉语时语言表达机会的增加。斯温(1985、1995)的输出假说(Output Hypothesis)认为,语言输出不仅是语言学习的结果,也是语言习得的重要推动力,具有注意功能(Noticing Function)、假设检验功能(Hypothesis Testing Function)、元语言功能(Metalinguistic Function)三大功能。正如该留学生还提到“说汉语时候特别注意自己的发音”等,表明语言输出还可以帮助学习者注意到自己语言知识的不足,并促使他们进行修正,在与中国老师、同学,以及其他留学生的互动中调整自己的语言输出。留学生提到的口语表达机会的增加,反映了语言输出对汉语习得的影响,进而影响留学生对汉语学习体验的认知。
留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出汉语词汇习得的挑战,尤其在遇到方言和文化词汇时,感到难以理解,同时反映了留学生对汉语多样性的体验。例如,该留学生提到方言的词汇听不懂。词汇习得不仅涉及词汇量广度的增加,还涉及对词汇的意义等的深度理解。在中国学习生活可能在词汇广度上有所进步,但词汇深度的习得方面可能仍然存在困难。
学习动机影响留学生对汉语学习体验的认知。加德纳(1985)将语言学习动机分为“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融合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工具型动机指的是为了工作、考试等某种实际目的而学习语言,而融合型动机则是指学习者为了融入目标语言的文化和社会而学习语言。该留学生作为汉语专业的学生,可能具有较强的融合型动机,希望通过学习汉语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且更关注汉语学习的系统性和准确性,尤其是在发音和语法方面,因此,出现“说汉语时候特别注意自己的发音”等联想句,且总体采访结果更倾向于语言学习本身的认知体验。
本研究通过心理学个人态度构造分析法(PAC分析法),深入探讨了在中国高校学习的日本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体验。研究结果表明,留学生在听力、口语表达、词汇习得等方面面临显著挑战,但也通过不断适应汉语环境,提升了语言能力。汉语学习动机和专业需求导致留学生对汉语学习的体验更偏向于对语言学习本身的感受。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探讨不同国籍留学生、不同汉语水平、不同专业、不同留学年数、留学于不同地区的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体验差异,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更多实践指导。
[1] Ellis, N. (2002).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A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4(2), 143-188.
[2] Gardner, R. (1985).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3] Krashen, S.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Longman.
[4] Li, X. (2015).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14(4), 237-254.
[5] Ma, J. (2017). Why and how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oose Mainland China as a higher education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 Higher Education, (74), 563-579.
[6]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In S. Gass & C.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235-253).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7] Swain, M. (1995). Three functions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G. Cook & B. Seidlhofer (Eds.), Principles &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pp. 125-14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Wen, W., & Hu, D. (2018). The Emergence of a Regional Education Hub: Rational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oice of China as the Study Destin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23.
[9] 内藤哲雄. (2002). PAC 分析実施法入門[改訂版]「個」を科学する新技法への招待.東京: ナカニシャ出版.
[10] 费晓东. (2019). 在京高校留学生学习生活状态研究——以日本留学生的PAC分析结果为例. 北京教育 (高教版), (3), 35-38.
[11] 刘水云. (2017).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8), 26-31.
[12] 马佳妮. (2020). 留学中国: 来华留学生就读经验的质性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 史兴松, 高超. (2017). 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 外语教育研究, (4), 26-32.
[14] 宋启超, 费晓东. (2021). 外国学生来华留学认知现状及成因分析. 中国心理学前沿, (3), 245-255.
[15] 王英杰, 刘宝存. (2020).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6] 王英杰, 刘宝存. (2020). 国际视野下的留学生教育政策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7] 王祖嫘. (2016). 北京高校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实证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1), 91-96.
[18] 杨军红. (2009).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 于富增. (2009). 改革开放30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 1978—2008.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4, November 14). 新闻发布会 介绍 2024 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有关情况. 取自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4/56271/.
[2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9, February 23).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新华社. 取自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