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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新型数字产品及数字服务不断涌现，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发展（Sawyer et al.，2018）。线上互动逐渐取代部分线下社交，网络利他行为如在线互助、在线募捐等逐渐成为维系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机制，但浅层连接（如点赞）难以满足深层心理需求，仍需探索能够帮助建立更深层次连接的新途径。相较于现实情境中的利他行为，网络利他行为具有低成本、便捷性、广泛性等特点，个体仅需通过键盘、鼠标即可完成资源分享、信息解答等行为。这种利他行为可通过网络帮助到世界各地的人们，打破地理限制，扩大社会效益。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探究其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不仅能揭示数字化时代利他行为的心理动因，还能为网络环境建设和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网络利他行为作为利他行为在互联网场景下的子集和延伸，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主动选择的、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支持、指导、分享和提醒等不期待回报的活动（郑显亮，2010）。依据个体心理驱动因素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内在行为与外在行为两类：前者指为实现个人内在价值而采取的行动，后者则是为了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而采取的行动。网络亲社会行为既受到包括利他主义、共情、自我效能感、互惠互利等内在动机的影响，也受到网络平台的实用性、声誉、归属感、个人利益等外在动机的影响（Nuttall et al.，2025）。目前，对该行为的测量通常采用问卷法或独裁者游戏实验范式。家庭功能最早奥尔森（Olson）等人提出，是指在家庭系统中各成员之间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界挑战的有效性，包含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维度（Olson et al.，2019）。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受到一系列环境系统的影响，其中家庭作为微观系统，与个体的利他行为存在紧密联系（Klimaviciute et al.，2017）。家庭功能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利他行为（Cui et al.，2023），具体而言，亲子沟通频率越高，亲子互动效果越好，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表现越多（Dahl & Brownell，2019；Goetz & Halgren，2020；Pastorelli et al.，2016）。在家庭功能较差的环境中，例如当父母情绪状态消极或采取过于严格的教养方式时，儿童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情感支持，也很难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这种环境不利于个体利他行为的发展（Bevilacqua et al.，2021；Shakiba et al.，2023）。现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家庭功能较好的背景下，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理解与尊重他人、灵活处理问题和适应社会等特质，这些特质也可以延伸至网络环境中，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Gao et al.，2022；范楠楠 等，2020）。一项交叉滞后分析表明，整体家庭功能可以预测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且这种影响是单向的（严瀚钦 等，2025）。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假设1：家庭功能可能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公我意识是指个体试图从他人的角度审视自己，并将自己作为他人评价的对象，是对他人评价的感知（Fenigstein et al.，1975）。符号互动论强调个体的自我概念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形成的，源于个体对他人视角的内化，即米德的“客我”。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其功能通过符号传递和角色互动实践，直接塑造个体如何感知、解释并回应社会评价，从而影响公我意识的形成逻辑与表现形态。在家庭功能良好的环境下，个体能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Simsek & Demir，2014）。父母对孩子未来成就的要求水平直接影响个体公我意识的发展（Klonsky et al.，1990）。高公我意识个体更倾向于关注自身声誉及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因而更容易体验到社交焦虑（Gervais & Norenzayan，2012；Marder et al.，2016）。为缓解此类焦虑并维护声誉，个体通常会采取积极的自我展示策略，网络利他行为即被视为一种积极的自我展示策略，因此，高公我意识个体有做出网络利他行为的外部动机；另一方面，高公我意识个体本身就更倾向于遵守外部准则，根据社会期望行事，网络利他行为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高公我意识个体有做出网络利他行为的内部动机（丁子恩，刘勤学，2020；葛鑫，2023）。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假设2：公我意识在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情绪智力是指个体识别、理解、管理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在个体心理健康中起重要作用（Mayer & Salovey，1995）。包含对自身情绪的评估与表达能力、对他人情绪的识别和评估能力、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以及运用情绪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以提升。根据家庭功能理论中的Olson环状模型，家庭系统通过亲密度、适应性与沟通三个核心维度协同作用于成员发展，亲密的家庭氛围为情绪表达提供安全场所；家庭适应性为个体学习情绪调节策略提供示范；沟通是实践载体，个体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下，能够通过训练提高情绪智力水平（Olson et al.，2019）。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水平越高，个体的情绪智力发展越好，且情绪智力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发生作用（Alavi et al.，2017；Moreno et al.，2024；Zhao et al.，2017；Zhao et al.，2024）。高情绪智力的个体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解决问题，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Mavroveli et al.，2010）。一项Meta分析证实，情绪智力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Cao & Chen，2025）。网络利他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与个体的情绪智力密切相关。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假设3：情绪智力在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个体对自身情绪状态的清晰感知是实施情绪调节策略的前提，这种对情绪状态的感知属于自我意识的一部分（郭素然 等，2011）。公我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一个维度，是否同样能够提高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这需要进一步探讨。有研究表明，公我意识会对情绪智力产生影响（杨程云，2018），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公我意识与个体情绪智力水平呈正相关（Ghorbani et al.，2002）。高公我意识的个体为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在感知到他人情绪状态的基础上，实施情绪调节策略，做出网络利他行为。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假设4：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在家庭功能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现实与网络利他行为，但个体并非被动接受情境的塑造，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行为、认知进行重构，改变情境结构。当前研究针对家庭功能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具体心理路径尚未厘清，尤其缺乏对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中介作用的系统检验，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二者是否能形成链式路径以解释“环境—认知—情绪—行为”的转化过程，也缺乏实证支持。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抽样方法，共收集470份问卷，筛选后得到427份有效数据，回收率为90.85%。其中，男生82人（19.2%），女生345人（80.8%），平均年龄为21.73±1.68岁；大一13人（3%），大二68人（15.9%），大三75人（17.6%），大四227人（53.2%），硕士43人（10.1%），博士1人（0.2%）；汉族378人（88.5%），少数民族49人（11.5%）；成长环境在城市的208人（48.7%），农村成长环境219人（51.3%）。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Ⅲ）

该量表用于测量家庭功能是否得到良好的发挥，总计有20个条目，分为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总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好（徐洁 等，2008）。在本研究中，亲密度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2，适应性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3，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2。

2.2.2 大学生网络行为量表

该量表包括26个条目，涵盖四个维度：网络支持（9项）、网络引导（6项）、网络分享（6项）和网络提醒（5项）。依据被试在网络上的利他行为发生次数，量表将其分为四级：“从未”（1分）“偶尔”（2分）“通常”（3分）和“总是”（4分）。该量表得分为所有题目得分之和，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水平随着分数的增加而提升（郑显亮，2010）。在本研究中，四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03、0.855、0.844、0.864，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9。

2.2.3 情绪智力量表（WLEIS）

该量表共分为四个维度，依次为：自我情绪评估与表达能力；对他人情绪的识别和评估能力；自我情绪管理能力；情绪运用能力。每个维度4个问题，共16个问题，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将所有题目的得分相加即得总分，总分越高，代表情绪智力水平越高（王叶飞，2010）。本次研究中各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5、0.871、0.833、0.857，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9。

2.2.4 公我意识量表

该量表共7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将所有题目的得分相加即得总分，总分越高，公我意识水平越高（蒋灿，200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5。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e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4个，其中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3.22%（<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公我意识和家庭功能不存在显著人口学差异，网络利他行为在性别和是否为学生干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情绪智力在成长环境和是否为学生干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在本研究中对公我意识、情绪智力、家庭功能、网络利他行为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两两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N=427）

Table 1 Shows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variable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N=427)

注：*p<0.05，**p<0.01，***p<0.001。

表 2 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N=427）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N=427)

注：*p<0.05，**p<0.01，***p<0.001。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PSS的PROCESS 4.1插件中的模型6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将家庭功能作为自变量，网络利他行为作为因变量，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作为中介变量纳入链式中介模型中。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

表 3 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表（N=427）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mediation model (N=427)

注：β为标准化系数；SE为标准误差；*p<0.05，**p<0.01，***p<0.001。

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和图1所示，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在家庭功能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量如下：（1）家庭功能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β= 0.342，p<0.001），验证了假设1；（2）公我意识在家庭功能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β= 0.045，p<0.001），验证了假设2；（3）情绪智力在家庭功能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β=0.067，p<0.001），验证了假设3；（4）家庭功能通过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网络利他行为（β=0.009，p<0.001），总间接中介效应值为0.122，验证了假设4。

表 4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N=427）

Table 4 Chain mediation effect test (N=427)

注：*p<0.05，**p<0.01，***p<0.001。

图 1 中介效应检验图

Figure 1 Chain-mediated model effect plot

4 讨论

研究揭示了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内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公我意识、情绪智力分别部分中介了家庭功能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公我意识—情绪智力”的链式中介影响网络利他行为。

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Gao et al.，2024；范楠楠 等，2020），该结果还表明家庭功能不仅可以影响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还可以影响个体网络行为，该结果支持生态系统理论，验证了假设1。

公我意识在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初级场所，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中包含着对他人评价的反馈，体现着群体规范要求，使个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处于他人观察与评价之下的，不断强化“他人视角”的存在感和重要性，形成高公我意识。这种高度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形象的认知会驱动个体做出网络利他行为，以期缓解社交焦虑并维护自身声誉。尤其在眼睛线索下，相较于低公我意识个体，高公我意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会更高（Pfattheicher & Keller，2015）。

情绪智力在家庭功能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家庭功能良好的环境下长大的个体对内外部情绪的感知会更为敏感，情绪会与行为之间相互关联，对他人情绪的清晰感知可以增加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Kaltvvasser et al.，2017）。情绪智力在家庭功能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Szczesniak & Tulecka，2020）。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会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高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功能良好的个体能从现实生活中获取更多的心理资源，并将其投入到网络利他行为中。

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公我意识—情绪智力”的链式中介路径影响网络利他行为，验证了假设4。这一结果表明公我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一个维度，同样可以提高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这与前人研究一致（郭素然 等，2011；杨程云，2018）。公我意识作为一种认知，通过接受家庭教育和反馈等方式内化社会规范，驱动声誉管理需求，形成“我需要做出网络利他行为的动机”，情绪智力作为深层的情绪管理能力，帮助个体理解“我该如何做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人”，提高网络利他行为的水平。

本研究揭示了家庭功能通过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内在机制，丰富了相关领域理论，为理解网络利他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同时验证了符号互动论、声誉管理理论在网络场景下的应用。结果支持将心理健康教育重心前移至“家庭预防”，通过提升家庭功能促进公我意识和情绪智力的发展，从源头增强网络利他倾向。该结果也为构建支持性数字环境提供依据，启示我们可以通过优化网络利他行为反馈机制的方式强化利他行为的积极体验，进一步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数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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