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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儿童数量高达7109万人，约占中国儿童总数的1/4。一方面，他们或因留守与流动身份易面临适应、人际关系及焦虑抑郁等发展难题，尤其需要家校社协同的系统性心理支持；另一方面，又更易遭受因父母流动境遇、校园欺凌、社会排斥等消极因素而累积形成的高生态风险。除现实系统的风险外，2024年6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10.77亿人，在网民中占比99.8%。2023年12月，共青团中央发布《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该群体在手机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升。一方面，手机使用是青少年学习知识、文娱放松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智能手机也可能使青少年对其依赖程度越来越深，甚至产生手机成瘾问题。手机成瘾是指由个体无法控制地使用手机导致生理、心理、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一种成瘾行为（Peter André Busch，2021；连帅磊，周宗奎，2022）。一项元分析指出全球青少年手机成瘾整体流行率为28.3%，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发展处于初期阶段，相比成年人更容易成瘾，且东方文化背景下成瘾率更高（张斌，2021）。然而，基于复杂的网络环境、特殊的生命周期，缺位的家庭教养、单一的学习目标和多元的网络功能等客观现实，不难发现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众多且盘根交错，系统复杂；近年来，基于累积生态风险理论对不同儿童青少年群体的研究甚多，研究方法多样，研究视角丰富，与此同时，干预性研究也日益增多，不同治疗流派各有所长，呈现出较多可推广的策略。

2 累积生态风险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动态

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深受家庭、学校、同伴、社区等方面多重影响，但个体所受影响程度不同，呈现出的心理健康状况也随之不同。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生态风险因子主要包括家庭风险、学校风险、同伴风险、社区风险等。首先，家庭风险。家庭功能不良的儿童异常行为多、社会化发展差、适应能力弱（方晓义，2025），家庭处境不利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有较大消极影响（范兴华，2023）长期暴露于家庭逆境的压力会损害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新冠疫情之下，儿童遭受虐待、家庭暴力的风险增加。意大利自新冠疫情以来，儿童虐待和家庭暴力案件增加了21.5%，而不同形式的儿童虐待又会增加其患抑郁、焦虑和物质滥用的风险（Racine Net al. 2020）。其次，学校风险。不良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都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问题。从学校氛围来看，如果青少年的学校连接感较弱，在学校感到不安全且归属感较低，将会提高其受校园霸凌的可能性，从而对其心理健康起到消极作用（谭千保，2020），而流动儿童由于转入新学校的时间不久更容易产生类似情形。从班级氛围来看，有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分析发现教师支持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有显著关系，即教师支持可以正向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再次，同伴风险，部分流动儿童难以立即融入新环境，从而缺乏朋友支持。而缺乏同伴支持可能会使青少年无法发展社交能力，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排斥，成为被欺凌的目标，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程度（Demol et al.，2020）。而因为害怕被欺凌，一些儿童又会结交行为越轨同伴，使其产生网络成瘾、霸凌他人、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和行为（李董平，2015）。最后，社区风险。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更大一部分居住在安全环境更差的社区，而不安全的社区环境会大大提升个体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概率。另外，他们在目睹一些失范行为后做出类似行为的概率也大大提升（肖雪，2022）。另外还有风险因子的累积效应。累积生态风险就是指人类生存环境中存在的能增加个体消极发展可能性的累积风险（Wright，2013）。有研究采用8～11个风险因子构建累积生态风险指数，将其与校园霸凌、初中生受欺负、主观幸福感等之间建立相关关系（边玉芳，2021）针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累积生态风险越高，对未来的期望就越低 。同时，累积生态风险与留守儿童的网络成瘾问题和违纪行为显著正相关。在基于风险缓冲假说加入有利个体特征后，发现亲社会行为、心理需要满足等变量可以有效减弱环境风险因素导致留守和流动儿童孤独感、抑郁、适应不良等消极后果的强度（明桦，2022）。

但是，以上研究存在几方面的不足。第一，部分研究默认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调节变量的缺失、未将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等。第二，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个体保护因子。基于“心理健康的双因素模型”，个体健康心理也应具备较强的主观幸福感、心理韧性等个体保护因子。有研究认为个体保护因子可以发挥补偿效应，即无论个体处于何种风险之中，均能独立对个体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Mastern，2018）；也有学者认为其具有保护效应，是指能调节风险因子对发展结果产生消极影响的过程，即保护因子与风险因子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现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重要保护因子主要包括自尊、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心理需要满足、积极结果预期等（Luthar et al.，2010）。第三，对累积生态风险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函数关系模式研究不足。一般而言，累积生态风险与心理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可能表现为“线性”与“非线性”两种模式，其中“线性模式”指每增加一个风险因素，心理发展问题就相应增长一个单位。而“非线性模式”根据回归系数又分为“正加速模式”，即随着累积生态风险的增加，心理发展问题呈指数快速上升；“负加速模式”，即随着累积生态风险的增加，新增风险因素对心理发展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小（李董平 等，2016）。另外，与风险因子的累积效应类似，保护因子也存在广义上的累积效应，多个保护因子能够更好地抵消或削弱外界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Gerard等人研究发现个体保护因子数量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和抑郁的主效应均显著。但同时指出，当个体面对多个领域的累积风险时，即使是累积保护因子，也难以对抗恶劣环境的影响（Gerard，2004）。

综上所述，虽然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但大多仅从1～2个因子出发，鲜有研究从整个生态系统视角切入，而同时考察多重风险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合理：一方面，不同风险因子之间存在“同现性”（Evans，2004），比如一个和父母关系不佳的学生更有可能不会处理师生、同伴关系，从而，不同风险因子可能会存在相互促进或增效的作用，产生1+1>2的效果；另一方面，只关注单一或少数风险因子可能存在过度推论，因为当风险因子较多时，不同类型风险因子的差别效应可能被掩盖（Gasmanpines，2006）。

3 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干预模式的研究动态

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针对因累积生态风险引发或主导的流动儿童心理异常、问题行为等，最常见的治疗与干预手段主要包括家庭治疗、团体治疗、沙盘游戏治疗。

家庭治疗是解决儿童因家庭因素引发心理问题的最适切干预手段。多项元分析发现功能性家庭治疗（FFT）、多系统治疗（MST），以及多维家庭治疗（MDFT）在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上都比常规治疗更有效；对儿童抑郁而言，家长有不同程度参与的一些治疗方法与个体认知行为干预是同样有效的，例如使用依恋取向的家庭治疗。儿童在攻击、敌对等维度上呈阳性者，使用家庭治疗会起到较好的治疗效果（Scott A et al.，2012）。第二，团体辅导与心理健康课程对因学校环境造成心理问题的儿童有显著作用。对所有儿童均具有正向影响，能够丰富健康组儿童的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能够缓解问题组儿童的心理问题。一项为期8周的团辅干预发现，实验组的亲密度等五个积极维度得分呈上升趋势（张孝义，2017）。 一项为期6周（共六次）针对小学生抑郁的团辅，成功抑制并逆转了抑郁症状随时间上升的趋势（斯上雯，2015）。有研究基于PCI干预模型，以积极心理资本为目标设计团体干预方案，将积极心理资本和学校适应水平低的24名学生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经过前测发现无显著差异后，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干预，结果显示团体辅导可以显著提升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资本和学校适应水平。有学者就团辅对中国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做出Meta分析，结果表明团体心理辅导有助于改善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闫丹凤，2019）。但目前，我国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较为薄弱，所以相应的干预师资还颇具挑战。第三，游戏治疗对在人际关系、情绪及行为方面存在问题的儿童具有较好的干预效果。而流动儿童在学校、同伴与社区风险中更多地表现出人际、情绪及行为问题。在一项针对焦虑障碍儿童的游戏治疗中，发现能有效降低其焦虑水平（章小雷，2011）。 一项对50例因家庭因素引发心理问题儿童的沙盘游戏治疗研究显示，沙盘治疗对儿童的情绪、行为和适应问题皆有不同程度的干预效果（冯冬梅，2010）。

因此，本课题以累积生态风险为理论框架开展流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健康研究，力图理清不同风险因子对心理健康的累积效应，以及个体保护因子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探寻健康组流动儿童心理素质提升的新方法，问题组儿童的适切干预手段，为提升流动儿童自身对风险的抵抗力、促进其积极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

4 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未来展望

基于累积生态风险理论框架，结合当前研究的成果与局限，未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应着力于以下方向深化与拓展，以构建更科学、系统、有效的支持体系。

4.1 增强影响机制研究深度与宽度

非线性效应验证。亟需采用大样本追踪研究（如潜增长模型、交叉滞后设计），实证检验风险因子累积与心理健康结果之间是线性递增、阈值效应（突破临界点后急剧恶化），还是曲线关系（如加速恶化或边际效应递减）。明确何种风险组合及累积水平会触发心理健康的“质变”。第二，精细化风险-保护交互机制。超越简单的调节/中介检验，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强度、时序的生态风险因子，与不同维度保护因子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如补偿、保护-稳定、保护-增强模型）。例如，高心理韧性在何种风险组合下仍能有效缓冲？何种社会支持能特异性抵消校园欺凌的负面影响？第三，动态过程建模。引入发展系统理论视角，关注风险暴露、保护资源、心理健康在流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动态耦合与相互塑造。例如，初期的适应不良如何增加后续遭受同伴排斥的风险？积极的师生关系如何随时间增强其应对社区风险的能力？

4.2 拓展研究方法与视角

整合多层次数据研究。结合个体（生理指标如皮质醇水平、神经影像学；自评/他评心理量表）、微系统（家庭功能观察、师生互动评估、同伴网络分析）、外层系统（社区安全指数、学校资源数据、政策环境评估）等多层次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HLM）、结构方程模型（SEM）等，更全面地刻画生态风险累积的路径及保护因子的作用场域。第二，混合方法研究。在量化揭示风险累积效应与保护机制的同时，辅以深入的质性访谈、焦点小组，探究流动儿童自身对风险体验的主观诠释、应对策略的生成过程以及保护性关系的真实内涵，赋予数据以生命故事和情境深度。第三，强化追踪与异质性分析。一方面，开展跨越关键发展阶段（如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长期追踪，为揭示累积生态风险与保护因子的长期效应和精准化干预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避免将“流动儿童”视为同质群体。需考察不同流动模式（如随迁、留守转流动、返乡）、流入地类型、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等因素如何塑造其面临的风险组合、可获取的保护资源及心理健康轨迹。采用潜类别分析（LCA）或潜在剖面分析（LPA）识别不同风险/保护模式亚群体。

4.3 丰富干预模式

一方面，风险分层预警。开发基于累积生态风险指数和关键保护因子水平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风险评估与预警工具，实现早期识别高风险个体或亚群体（如高累积风险+低保护因子群体）。从而，可以更好地根据风险类型组合、保护因子短板、个体特征和发展阶段，设计模块化、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例如，对高校园风险+低同伴支持的儿童，强化校园融入支持和社交技能训练。另一方面，核心干预联合家校社协同干预。持续验证并优化家庭治疗、团体辅导，以及游戏/表达性治疗的有效性。同时，联合社区、社会工作者、学校、医院践行真正落地的家校社协同干预。明确家庭（改善亲子沟通、教养方式）、学校（营造包容氛围、提升教师敏感度、提供心理服务）、社区（提供安全环境、整合社会资源、组织支持性活动）、医院（生物与物理治疗、危险性排查）各自的核心任务和联动机制，建立信息共享、责任共担的协作平台。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是关乎儿童健康发展与未来人口素质的重大议题。未来研究亟需超越单一风险视角，以动态、系统、整合的思维，深入解析多重生态风险累积的复杂机制及保护性力量的运作规律。这不仅需要方法学的创新突破，更需要研究与实践、政策与服务的深度耦合。唯有如此，方能构建起从精准识别到有效干预、从微观个体到宏观生态的全方位支持网络，切实增强流动儿童抵御风险的能力，释放其内在潜能，促进其健康成长与积极发展，为其在城市社会中的光明未来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石。而这项充满挑战但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协同与智慧
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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