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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始终致力于破解人类思维的运作机制。然而，现有文化心理学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如何影响认知的中介路径不明确；二是文化在心理咨询中的作用机制缺乏系统理论。本研究旨在解决这两大问题。

现有理论多聚焦认知加工的“效率差异”或“病理机制”，忽视了文化、经验对三观和本能认知的深层塑造影响。在人性智慧心理学的心理咨询实践中，大量案例显示：单纯修正显性认知（如负性自动思维），难以实现快速且长期的康复；而从“三观”“文化认同”“经验重新解读”等底层维度介入，却能实现根源性疗愈，显著降低复发率。这一现象揭示：人类认知的运作既受生物本能驱动，又受文化智慧训导，最终由良知校准方向。

本文提出“文化塑构认知系统”理论，旨在构建更贴合人性本质的认知模型，为理解人类行为与优化心理干预提供新框架。

1 文化塑构认知系统的理论构建

1.1 认知的双层划分

人类认知系统呈现“冰山式”双层结构如图1所示。水面之上是显性认知，水下根基是隐性认知，两者通过“互构机制”形成动态平衡。

图 1 文化塑构认知系统的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cognitive system shaped by culture

（1）显性认知

显性认知是个体在具体场景中可清晰察觉的思考与判断，表现为对问题的即时解读、可意识到的情绪体验、外显的行为倾向。其特点是情境性、易变性、可调节性，类似“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直接反映个体对当下事件的认知。

（2）隐性认知

隐性认知是深植于深层意识的认知系统，构成个体的人格底色，涵盖“内隐社会认知”（对他人、群体、社会规则的无意识认知）与“内隐个人认知”（对自我价值、三观、特质、行为模式的无意识认知），两者共同决定认知系统的自动化加工倾向。其核心特征为：

①难以察觉性：个体通常难以直接意识到其存在，仅经验丰富且自我觉察能力强的人，可通过反思提炼察觉自身或他人的隐性认知状态。

②相对稳定性：形成于长期社会化经验（童年及青少年期为关键阶段），一旦形成便具有跨场景一致性。

③决定性：通过筛选信息、赋予意义，决定显性认知的方向与性质。

④可变性：文化影响或个体经验经认同内化后，会改变三观，进而重塑隐性认知，甚至影响本能认知如图2所示。

图 2 文化与经验作用于认知系统的理论模型

Figure 2 Theoretical model of culture and experience acting on the cognitive system

内隐社会认知与内隐个人认知存在双向强化机制：如“他人会否定不完美者”的内隐社会认知，会固化“我必须完美”的内隐个人认知；反之，“我无能”的内隐个人认知，会触发“他人都轻视我”的内隐社会认知。传统对内隐认知的干预方法，因未触及深层基底认知，难以实现长效改变。隐性认知决定了认知系统的走向，其改变能带动显性认知变革，比直接干预显性认知更有效。

1.2 隐性认知的三重结构

隐性认知由本能认知、三观认知与良知构成，三者如同“土壤中的养分”，共同决定认知的“肥沃度”。

（1）本能认知

本能认知是基因编码的先天认知模块，核心功能为保障个体生存与繁衍，表现为：趋利避害的自发反应、情绪驱动的原始判断、简化的直觉式信息加工。其运作遵循“生存优先”原则，反应速度快，无需理性参与，是认知系统的“原始操作系统”。

（2）三观认知

本理论中的“三观认知”，指个体对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较稳定的认知模式，其形成与改变均受文化影响 ——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教化、社会规训，会通过认同内化塑造个体的三观认知，而当个体接触新的文化经验或主动反思时，三观认知也会随之调整。具体表现为：

①自我价值的定义方式（如华人文化中“自我价值=关系中的被需要”，西方文化中“自我价值=个体独特性”）；

②行为规则的潜在预设（如“礼尚往来”“契约精神”）；

③人生意义的终极锚点（如“光宗耀祖”“自我实现”）。

其运作遵循“意义优先”原则，通过家庭教化、社会规训与主动学习，将外在文化与内在经验经认同后内化为自身的认知。

（3）良知

良知是超越本能与文化的终极判断标准，源于人类的先天直觉认知，核心功能是保障群体协作的道德秩序，表现为：跨文化共通的道德直觉、基于人性的价值判断、对不良文化的反思能力。其运作遵循“良知优先”原则，既是先天禀赋，又经文化涵养深化，是认知系统的“道德防火墙”。

1.3 显性认知与隐性认知的互构机制

显性认知与隐性认知通过“筛选—解读—反馈”形成动态互构。

（1）隐性认知对显性认知的塑造

隐性认知通过“意义赋予”决定显性认知内容：本能认知优先关注生存相关线索（如威胁、资源）；三观认知将信息纳入价值框架（如“受辱=失败”或“受辱=考验”）；良知判断行为是否符合人性底线（如“报复是否会伤害人”）。

案例：韩信面对羞辱时，本能认知触发愤怒，若三观认知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则会将其解读为“必须忍耐”，若为“士可杀不可辱”则会解读为“必须反击”，良知若认同“好生之德”则会抑制冲动，避免伤人，最终导向“忍辱”“理性沟通”的显性认知。隐性认知会形成认知惯性，影响同类场景的行为策略，直至被文化或道理改变。

（2）显性认知对隐性认知的反哺

显性认知通过“经验强化”或“反思重构”改变隐性认知：重复的显性行为可固化为隐性认知；对显性认知的反思可松动旧有隐性认知；显性认知的外部反馈会形成“认知镜像”，重塑三观认知；显性认知的自身反馈也会反向塑造三观认知。

案例：个体通过学习 “韩信胯下之辱” 的典故，或借鉴自身 “忍辱” 后妥善化解矛盾的经验反馈，会将 “忍辱有意义” 这一显性认知，逐步认同并内化为自身三观认知体系的一部分，最终实现对 “受辱” 本能反应模式的改变与修正。

2 认知转化的核心机制

隐性认知的三重结构通过“认同内化”过程，实现从“本能主导”到“良知校准后的三观主导”的转化，核心机制包括动机迁移、心理身份重构与情绪智力升维。

2.1 动机迁移

本能驱动的动机是“即时生存需求”（如避免疼痛、维护安全感），三观与良知驱动的动机是“长远意义追求”（如实现目标、坚守价值），两者的转化体现“认知坐标系的切换”。

（1）本能认知驱动的“忍辱”

当个体判断“战斗必败”时，本能认知触发“逃跑”反应，表现为“忍辱”，其动机是“避免更大伤害”，伴随委屈、不甘情绪，本质是“生存优先”的无奈选择，属于被动妥协的生存策略。

（2）三观认知驱动的“忍辱”

三观认知介入时，“忍辱”被赋予超越即时情绪的意义（如“小不忍则乱大谋”“和为贵”），经认同内化后，动机转变为“服务更高价值”，情绪体验为坚定、克制，是一种主动选择的价值践行。“认同内化” 指个体将外部信息（如道理、文化智慧）或自身内部经验，通过理解、筛选、意义重构等主动认知加工过程进行甄别：若与自身三观不匹配，则予以拒绝；若与自身三观相符，或被认为能够突破原有认知局限，则会从内心深处予以认同，并将其转化为自身认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形成稳定且具有自主性的认知模式。

该过程的核心在于 “三观匹配” 与 “自我认同”，最终指向 “认知的主体性认同建构”。因此，当灌输、说教类信息与个体三观不匹配，或无法获得其内在认同时，就会被个体排斥；而那些与个体三观相符、且能使其产生内在认同的认知，不仅会内化为个体新的认知内容，还会进一步引发情绪与行为层面的改变。

（3）良知驱动的“忍辱”

良知主导时，“忍辱”会成为对“人性共通性”的认同，动机升华为“坚守人性底线”，情绪体验为平静、慈悲。

2.2 心理身份重构

心理身份是个体基于外部社会环境的评价，以及自身对这些评价的认同，所形成的一种内在身份形象（如“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是一个自卑的人”等）。个体一旦形成某种心理身份，便具有该身份的性格、认知、行为方式及所有特质。

例如，员工晋升为老板后会更负责，未婚男孩变成丈夫和爸爸后，可能会工作更认真、改变沉迷玩乐的行为，这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带来的变化，虽只是角色重构，却会产生强大的心理驱动力让行为模式系统调整。

基于认同内化后改变的心理身份，也会在改变认知后（如从“我是自卑的人”，改变为“我是自信的人”），会产生认知跃迁的效果，从而产生强大的心理驱动力和情绪、行为的改变，甚至让人在顿悟中实现心理问题的深度康复。

2.3 情绪智力升维

情绪是认知转化的“晴雨表”，本能驱动“原始情绪”，三观驱动“社会情绪”，良知驱动“超越情绪”，三者会发生转化，从而反映认知层次的提升。

①原始情绪

由边缘系统快速触发，直接关联生存需求，特点是反应快、强度高、持续时间短、缺乏反思（如被羞辱时的愤怒）。

②社会情绪

是原始情绪经文化过滤后的表现，与社会评价绑定，持续时间较长（如“羞耻”“自豪”）。

③超越情绪

是对情绪本身的觉察与转化，超越个体得失，指向人性共通体验（如“平静”“悲悯”）。

3 理论创新

文化塑构认知系统在吸收传统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认知本质的重新阐释、文化作用机制的深化揭示与干预目标的系统重构，是对传统认知理论的突破，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图 3 人性智慧心理学认知心理模型

Figure 3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model of HWP

3.1 文化塑构认知系统在认知心理模型中的作用

埃利斯ABC认知模型（情境—认知—情绪）未涉及对文化改变认知的途径，在解释心理问题时存在局限性，因此构建人性智慧心理学认知模型如图3所示。

该模型以 “认知分层互动” 与 “问题解决导向” 为核心，构建了 “情境事件—情境认知—问题情境—问题认知—情绪—行为—症状” 的动态链条。

个体情绪并非完全由情境与情境认知直接引发，而是由三观认知这一隐性认知决定。当个体面对 “情境事件” 时，“情境认知” 具备经三观认知调整后的弹性：若认知具有弹性，小摩擦会被定义为 “可协商的差异”；若认知存在偏执，则会将小摩擦定义为 “重大威胁”——例如，个体采取冲动报复行动后，可能引发对方的反报复行为，进而形成冤冤相报、难以化解的新问题，持续影响自身 “情绪”。

在此过程中，“情境事件”会在偏执型情境认知的作用下转变为“问题情境”；随后，“问题认知”会对“归因、应对策略及资源评估”展开表层加工。其中，有效问题认知（如 “归因客观、策略明确”）会引发正性情绪与适应性行为；无效问题认知（如 “归因极端、资源评估消极”）则会引发负性情绪，以及退缩或冲动行为。若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将持续诱发负面情绪，进而可能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反复且有效的问题解决，会强化三观认知中的弹性信念；而持续的问题解决失败，则会固化偏执性认知。

3.2 对认知本质的突破

（1）与卡尼曼“双系统理论”的比较

卡尼曼将认知划分为“快系统”（自动化）与“慢系统”（理性化），仅关注认知效率差异，忽视文化与人性内涵。文化塑构认知系统则指出：隐性认知的本能认知虽类似“快系统”，但可被三观主动调控；显性认知可因隐性认知预先塑构而快速运行，隐性认知也可因文化调控进入“慢加工”状态，且“慢思考”更可能是文化意义与良知判断的整合过程。

（2）与贝克“核心信念模型”的比较

贝克CBT理论聚焦“负性核心信念”，将干预局限于“修正病理信念”。文化塑构认知系统强调：认知底层还存在“三观认知与良知”等内容，而非单一负性信念；干预目标是整体三观系统的升华，而非“局部修正”——如通过文化浸润提升思想境界，从根源瓦解负性认知滋生的土壤，避免“头痛医头”的局限。

3.3 对文化作用的突破

传统西方认知理论多将文化视为“干扰变量”，追求“去文化”的普适模型；文化塑构认知系统则为“文化”赋予核心地位：

（1）文化是隐性认知的“养分调节机制”，通过价值观、习俗等持续改良隐性认知“土壤成分”；

（2）文化差异导致认知路径多样性，这是文化适配的结果；

（3）本土文化是心理咨询的“天然锚点”——如针对华人因受辱引发的抑郁症，咨询师可运用“修身齐家”“韩信受辱”等文化符号，快速激活其三观认知，推动认知转化，甚至可实现“一语惊醒梦中人”的顿悟。

3.4 对干预目标的突破

传统认知干预以“消除症状”为目标；文化塑构认知系统将目标升级为“人性成长”。

（1）从“对抗问题”到“转化问题”

将“受辱后的愤怒”转化为对“和为贵”“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认知，从而将“忍”“和”作为解决问题的策略，实现情绪平稳，而非压抑或简单疏导情绪。

（2）从“行为改变”到“心理身份重构”

借助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等文化智慧，可帮助个体完成心理身份的转变：从 “受害者” ，转向 “成长者” 心理身份。这种转变并非社会身份的转变，也不是单一的认知改变或单纯的行为改变，而是认知层面的根本革新，进而推动行为与情绪的彻底改变，实现完全康复。

（3）从“避免复发”到“主动升华”

借助文化塑构实现认知升级后，个体在面对新冲突时，能够以良知自觉与文化智慧主动应对：既守住人性底线，又将冲突转化为认知成长的契机，进而达到 “理得心安” 的境界，最终实现认知境界的升华与情绪的快速平复。当认知境界得到升华，个体便能从内心真正放下正纠结的心理问题，进而从底层修正隐性认知，大幅降低心理问题的复发率。

4 实践应用

基于文化塑构认知系统的心理咨询，可以突破传统心理咨询“修枝剪叶”式的局部干预，形成“土壤改良”式系统干预框架，在抑郁症、焦虑症治疗中效果显著。

4.1 现有干预方法的局限

郭小丽、常骏垚、沙吗阿杰等（2025）分析评价性条件反射、接近—回避训练等9种内隐认知干预方法，发现除正念冥想与靶向记忆再激活（TMR）外，其余方法均只能呈现短期效果。

尽管研究表明，简短的正念冥想音频干预能够减少内隐种族偏见与性别偏见（Hunsinger et al.，2019；Lueke & Gibson，2015），但此类干预行为与自身价值观的契合度较低，导致其缺乏主动改变偏见的动力，因此该方法的可操作性仍存疑。

研究发现，接受“反刻板印象训练”后再进行靶向记忆再激活（RTMR）的参与者，其内隐偏见显著减少，且该效果至少持续一周（Hu et al.，2015）。然而，后续研究未能重复该结果（Humiston & Wamsley，2019），这表明TMR的干预效果，仍需进一步验证。

根本原因在于9种方法均未重视文化对内隐认知的改变，忽视“三观匹配”与“认同需求”，因而认知改变效果短暂。

4.2 干预原则

“本能认知”源于先天基因、“良知”源于先天禀赋，直接干预难度大；文化塑构认知系统是通过后天经验反馈，与文化智慧间接塑构的调适更具可行性。对三观认知的干预，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本能反应（如保镖训练后，不顾本能的自身安全，形成“保护他人优先”的快速反应）。

三观认知以本土文化符号为锚点，可实现认知框架的柔性重构：面对人际冲突时，文化共鸣使新认知更易内化，为心理干预提供更合适的支撑。

4.3 干预步骤

以“受辱引发的抑郁情绪”为例，具体干预步骤如下。

（1）显性认知解析

引导来访者描述“受辱”后的情绪（愤怒、委屈）、认知（如“我没用”）与行为（回避社交），追溯显性认知触发情境，定位隐性认知问题，建立“情境—情境认知—问题—问题认知—情绪—行为—症状”的关联链条。

（2）隐性认知溯源

①本能认知：聚焦受辱瞬间的“战斗—逃跑”应激反应（如脸红耳热），评估本能反应行为（反击激化冲突、逃跑埋下自我否定），为三观认知介入铺垫。

②三观认知：深挖“受辱”解读的文化根源——如“受辱=失败”多源于“被欺负=没本事”的家庭教化；“羞辱是对方素质问题”源于“个体价值独立”的文化影响。通过文化“意义滤镜”的差异解释认知分歧，针对性重构认知。

③良知：捕捉本能与文化矛盾中的“校准信号”，引导察觉良知对“人性底线”的守护，整合本能与文化的合理部分，指向新的平衡。

（3）认知转化实践

①动机迁移：通过“韩信胯下之辱”等案例，说明“忍辱”可服务于长远目标；

②心理身份重构：借助个体曾经的成就，通过对负面认知进行认知重评，帮助个体建立“自信者”身份，摆脱“自卑者”身份，实现认知跃迁；

③经验重新解读：引导消极认知倾向个体，挖掘经验中的积极元素、转变认知视角，弱化消极经验对“三观认知系统”的负面影响，形成更积极的认知层次；

④认知境界升华：借助“祸福相倚”“有容乃大”等文化哲思，引导个体跳脱到更广阔认知维度，从“对错评判”转向“意义创造”，从“自我得失”扩展到“共生理解”；

⑤情绪智力升维：引导情绪觉察，培养同理心与超越情绪，提升情绪调节能力。

（4）巩固与升华

设计“微实践”任务（如下次受辱时，先深呼吸并思考“我的长远目标是什么”）；

通过日记反思，强化新认知与日常生活的联结反馈，实现隐性认知稳定重构。

4.4 实践效果验证

（1）案例展示

来访者小奕（女，26岁），因焦虑症求助，焦虑缓解后，要求针对其强迫症咨询——睡前反复开关手机闹钟，10点该睡却需弄到10点半。

①显性认知干预：引导她领悟“定错闹钟导致迟到的损失可控”（如迟到可与同事协调），行为上要求调完闹钟仅检查一次并默念“确认好了”。

②隐性认知（三观）干预：帮助调整价值观——让她意识到强迫行为危害（迟到损失，远小于强迫症对自身及未来家庭的影响），建立“1000元损失缓冲区”（损失不超1000元则坦然放下）；文化层面引导她理解“物极必反”“中庸”理念，强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认知，不必担忧未发生小概率事件。

干预效果：1次咨询后强迫症状消失，伴随20余年的啃咬指甲行为终止，手部外观改善，随访6个月未复发。

（2）研究支持

①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Wertsch，1985，p. 74）认为：“文化工具作为中介” 的层级性，指出儿童通过与 “更有知识的他人”（如教师、家长）互动，将社会文化规则内化为认知图式。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既是认知的“脚手架”，也是“校准器”。该理论侧重文化“被动内化”，而文化塑构认知系统更强调文化的“主动干预”。

②神经影像学研究。通过 fMRI 研究的神经证据发现，文化经验对大脑的功能组织具有显著影响。在一个跨文化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中，相对于情境性自我描述，赞同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在进行概括性自我描述时，表现出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活动。赞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则对情境性自我描述表现出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研究表明，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塑造了自我认识的神经表征（刘将，葛鲁嘉，2010，p.18）。这些发现支持了文化学习过程中神经回路的可塑性及其文化特异性，表明人脑的认知系统是可以在与文化环境的互动中被持续塑构。

③《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青少年，抑郁得分最高、抑郁风险比例超20%；随父母受教育程度提高，青少年抑郁得分与风险显著下降。这表明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其文化智慧能降低孩子心理问题风险，印证文化在心理干预中的正向作用。

5 讨论与展望

5.1 理论价值

（1）认知本质的突破

本理论不仅阐述了文化影响个体三观、并将其内化为个体认知的具体途径，使文化成为改变认知的重要载体，还以此扩展了心理咨询的边界。同时，该理论打破了 “不评判”“不建议” 的心理咨询范式局限，认为只要咨询师能在尊重来访者的前提下，引导其产生内心认同，且所提 “建议” 与来访者的三观相匹配，便可突破这一束缚；并非“不建议”，而是通过“智慧建言”，使文化成为心理咨询中改变个体认知、助力来访者心理成长的有效工具。

（2）本土适配的突破

为本土心理咨询提供“文化适配”支撑，以三观认知为核心，将“中庸”“修身”等本土文化符号作为干预锚点，解决西方理论在华人语境中“水土不服”的问题，通过激活文化认同，降低认知转化阻力。

（3）干预目标的突破

突破传统干预“消除症状”的短期目标，将方向升级为“认知境界提升”与“人性成长”，通过文化浸润引导个体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创造意义”，丰富了心理学的人文内涵。

（4）干预效果的突破

提出“土壤改良”式干预，通过三观认知重构与良知校准，从根源改变个体对冲突、挫折的认知模式，降低抑郁症、焦虑症等问题的复发率；通过“心理身份重构”等方法，激发内在成长动力，实现“症状消失—认知稳定—人性成长”的长效康复链条，解决传统干预“治标不治本”的痛点。

5.2 理论局限

（1）实证研究不足

现有干预效果验证多基于小样本本土案例，缺乏大规模跨文化对比数据与长期追踪研究，未充分验证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心理问题类型中的适应性。

（2）量化评估工具缺失

“认同内化”“认知境界提升”等关键过程涉及隐性认知深层重构，目前缺乏标准化评估指标，干预效果难以脱离主观判断，无法精准量化与横向比较。

5.3 未来研究方向

（1）跨文化对比研究

将探索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中的认知差异机制，为理论跨文化适配提供依据。

（2）本土化干预工具开发

基于传统文化资源设计标准化干预载体（如将“六尺巷”等故事转化为文化认知素材库），结合隐喻技术引导来访者重构三观认知，建立工具有效性评估体系。

（3）干预技术创新

结合虚拟现实（VR）技术构建“文化情境模拟系统”，模拟“人际冲突”等场景，通过实时反馈，引导来访者运用文化塑构认知系统，提升干预的沉浸式体验与实效性。

6 结论

文化塑构认知系统将人类认知划分为显性认知与隐性认知，隐性认知包含本能认知、三观认知与良知，三者通过“修身”过程实现从本能驱动到理性认知的转化。该理论突破传统认知理论局限，强调文化对认知的塑造作用与良知的终极校准功能，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更贴合人性本质的框架。

这一理论填补了“文化如何作用于认知系统？”的理论空白，通过本土化技术创新，解决了西方心理咨询的局限及其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实践难题。在心理咨询实践中，基于该模型的“土壤改良”式干预，通过唤醒文化认同与良知自觉，实现了心理问题的快速康复与低复发率，彰显了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独特价值。未来，随着理论深化与实证研究推进，以文化塑构认知系统为基础的人性智慧心理学，有望为人类心理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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