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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命历程理论指出，个体一生会经历多个伴随重大事件的过渡期，如升学（入学过渡期）、结婚和生育等（Elder G H，1998），其中“低学术阶段向高学术阶段转变”的入学过渡期，是个体适应发展的关键节点（Elder G H et al.，2015）。已有研究表明，大学新生初入校园时，需同时应对生活环境、学业模式与人际关系的多重变化，若适应不良容易出现焦虑（D’Angelo B & Wierzbicki M，2003）、抑郁（林井萍 等，2018）、手机成瘾（王东方 等，2019）甚至自杀意念（刘慧瀛，王婉，2017）等心理困扰；此外，新生还需要完成人格、职业、性别角色等维度的自我认同构建（Arnett J J，2016），这进一步增加了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鉴于入学过渡期心理困扰的高发性与危害性，系统探究其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对提升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大学新生心理困扰的成因复杂，主要受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环境敏感性模型作为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的核心理论框架（王振宏，2022），为解析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普卢斯（Pluess）提出，环境敏感性是用来解释个体在记录和处理环境刺激方面的能力差异（Pluess M，2015），高环境敏感性个体对环境细节的觉察能力更强，能更深度地处理环境信息，且对积极与消极环境因素均表现出高反应性，因此更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Greven C U et al.，2019）。已有研究证实，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高环境敏感性个体更易报告躯体不适，其压力知觉水平也显著高于低敏感个体（Benham G，2006），进而增加心理困扰的发生
概率。

除个体特质外，环境因素中的社会排斥是诱发心理困扰的重要风险因素。社会排斥是一种破坏社会联结的普遍社会现象，其感知强度会动态影响个体的情绪与行为反应（Buckley K E et al.，2004），例如显著提升焦虑（Slavich G M et al，2010）和抑郁（Niu G F et al.，2016）风险。根据社会排斥的需要—威胁时间模型（Hales A H et al.，2016），个体遭遇排斥后会经历“反射”“反思”和“退避”三阶段：在“反射”阶段，个体快速识别排斥信号并产生痛苦体验；在“反思”阶段，个体评估排斥原因并尝试脱离排斥情境；在“退避”阶段，个体可能表现出持续的消极情绪。结合环境敏感性的特点可推测，高环境敏感性个体可能在“反射阶段”更易捕捉到环境中的排斥信号，而“反射阶段”的痛苦体验与“退避阶段”的消极情绪，本质上属于心理困扰的表现形式。因此，社会排斥可能在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间扮演中介角色，即环境敏感性通过增强个体对社会排斥的感知，间接加剧心理困扰。

现有研究已初步验证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的两两关联，但尚未直接考察社会排斥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另外，大学新生入学过渡期的环境与心理状态均处于动态变化中（Elder G H，1998），此阶段个体的内外化问题发生率显著升高（Yu W et al.，2022；程刚 等，2016），亟需针对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大学新生为对象，构建社会排斥在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间的中介模型，具体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大学新生的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三者间呈两两显著正相关；

假设2：社会排斥在大学新生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了贵州省某高校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在获得校方、学生监护人及学生本人同意后，通过问卷星平台，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共发放问卷2460份，剔除规律性作答及极端数据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86份（有效回收率91.44%），其中男生1091人（占比47.73%），女生1195人（占比52.27%），被试平均年龄为19.73±2.72岁。

2.2 工具

2.2.1 中文版高敏感儿童青少年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Highly Sensitive Child and Adolescent，C-HSCA）

采用修订后的中文版高敏感儿童青少年量表（李岳麟，2023）测量新生的环境敏感性。该量表共包含12个条目，采用7级评分法（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量表总平均分越高，表明新生对环境刺激越敏感。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4，具有良好信度。

2.2.2 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The Ostracism Experience Scale for Adolescents，OESA）

采用吉尔曼（Gilman）等人（Gilman R et al.，2013）编制，张登浩等人（张登浩 等，2018）修订的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测量新生的社会排斥水平。该量表共包含11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1=从未如此，5=总是如此），其中6题反向计分。量表总分越高，表示新生感受到排斥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3，具有良好信度。

2.2.3 凯斯勒心理困扰问卷（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KPDS）

采用凯斯勒（Kessler）和姆罗切克（Mroczek）编制的心理困扰问卷（Kessler R C & Mroczek D，1994）测量新生的心理困扰水平。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1=没有，5=所有的时间）。量表总分越高，表示新生的心理困扰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5，具有良好信度。

2.3 统计处理

首先，采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其次，使用海耶（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Hayes A F，2012）检验社会排斥在大学新生环境敏感性和心理困扰间的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显示，共提取出6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第1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26.14%，低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呈显著正相关（r=0.19，p<0.001），与社会排斥呈显著正相关（r=0.09，p<0.001），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呈显著正相关（r=0.36，p<0.001）。此外，性别与环境敏感性（r=0.14，p<0.001）和心理困扰（r=0.04，p<0.05）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2286）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for all variables (N=2286)

注：性别的虚拟编码为0=男，1=女；*p<0.05，***p<0.001；M为均值，SD为标准差；skewness和kurtosis分别表示偏度和峰度。

3.3 不同性别在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和心理困扰得分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2可知，性别在环境敏感性（t=-6.91，p<0.001）和心理困扰（t=-2.03，p<0.05）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女生的环境敏感性得分与心理困扰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

表 2 性别在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得分上的差异比较（N=2286）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scores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social exclus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N=2286)

注：性别的虚拟编码为0=男，1=女；*p<0.05，***p<0.001。

3.4 社会排斥在大学新生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关分析结果显著的基础上，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4检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分析过程中纳入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性别的影响后，环境敏感性对心理困扰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8，SE=0.02，p<0.001），即环境敏感性对心理困扰的总效应显著；环境敏感性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排斥（β=0.09，SE=0.02，p<0.001）；将社会排斥纳入模型后，社会排斥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困扰（β=0.35，SE=0.02，p<0.001），环境敏感性对心理困扰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15，SE=0.02，p<0.001）。

表 3 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的回归分析（N=2286）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social exclus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N=2286)

注：***p<0.001。

运用Bootstrap技术对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社会排斥在环境敏感性和心理困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环境敏感性对心理困扰的直接效应量为0.15，占比82.61%，社会排斥的间接效应量为0.03，占比17.39%，95%置信区间[0.017，0.048]不包括0，表明社会排斥在环境敏感性和心理困扰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4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根据以上数据结果，可构建以环境敏感性为自变量，心理困扰为因变量，社会排斥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注：路径系数均已标准化；图中实线表示已达到p<0.001统计显著水平。

图 1 社会排斥在环境敏感性和心理困扰间的部分中介作用

Figure 1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exclus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4 讨论

4.1 大学新生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新生的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心理困扰三者呈两两显著正相关，这验证了假设1。首先，环境敏感性与社会排斥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塔巴克（Tabak）等人（Tabak B A et al.，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高环境敏感性个体对人际互动中的细微信号（如他人的疏离态度、群体排斥行为）具有更强的觉察能力，且倾向于对这些信号进行深度加工，进而更易感知到社会排斥。这一结果也符合社会排斥进化理论的观点：人类对社会排斥的敏感性具有进化适应性（Kerr N L & Levine J M，2008），而高环境敏感性个体可能保留了更强的“排斥信号识别能力”，以规避社交风险。其次，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呈显著的正相关，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高环境敏感性个体的情绪反应阈值更低，不仅对消极环境刺激（如学业压力、人际冲突）更敏感，还易将环境压力转化为躯体不适（Benham G，2006）或心理痛苦（Listou Grimen H & Diseth A，2016），因此更易出现心理困扰。最后，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呈显著的正相关，与一般压力理论的预测一致，社会排斥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交压力源，会直接威胁个体的归属感、自尊感与控制感，进而诱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加剧心理困扰（Arslan G，2019）。

4.2 大学新生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在不同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女生的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Blach C & Egger J W，2014）。从生理机制看，女生在面对入学过渡期的环境刺激时皮质醇水平升高更明显，导致其更易感到紧张与敏感（Kudielka B M & Wüst S，2010）；从社会文化视角看，女生往往面临更严格的社会期望（如身体形象标准、社交行为规范），这些压力可能在入学过渡期进一步放大，使其对环境变化更敏感、心理困扰更显著（徐冰洁，2016；Hunt C W et al.，202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男生的社会排斥得分略高于女生，但差异不显著，这与董宝林和毛丽娟的研究结论一致（董宝林，毛丽娟，2021），提示青少年社会排斥的感知强度可能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在新的社交环境中，男生和女生均可能因人际联结薄弱而体验到排斥，且这种排斥感知的水平相对接近。

4.3 社会排斥在大学新生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考察了社会排斥在大学新生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在控制性别后，社会排斥在二者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这意味着，大学新生的环境敏感性对心理困扰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第一，高环境敏感性个体因对环境压力的高反应性，可直接表现出更严重的心理困扰；第二，高环境敏感性个体通过增强对社会排斥的感知，间接加剧心理困扰。这一机制可通过社会排斥的需要—威胁时间模型（Hales A H et al.，2016）和多元动机模型（Richman L S & Leary M R，2009）共同解释：一方面，高环境敏感性个体在“反射阶段”更易捕捉到社交中的排斥信号（如他人的沉默、小组活动被忽视），并快速产生痛苦体验；进入“反思阶段”后，其深度加工特质可能导致对排斥原因的过度负面归因（如“我不受欢迎”）；最终在“退避阶段”表现出归属感缺失、自尊下降等心理困扰；另一方面，个体遭遇排斥后会激活“防御动机”与“归属动机”，高环境敏感性个体可能因防御动机过强（如回避社交），进一步削弱人际联结，加剧心理困扰。

此外，以往研究也证实了大学新生环境敏感性影响心理困扰的两条路径。本杰明（Benjamin）等人发现环境敏感性能显著预测消极的人际关系敏感性（如社交焦虑和回避、行为抑制和排斥敏感性等）（Tabak B A et al.，2022），而抑郁通常与高度的社交焦虑同时发生，也与对社交排斥的反应增强有关（Slavich G M et al.，2010），这表明环境敏感性的差异不仅会直接影响新生产生心理困扰的程度，还会影响其对社会排斥信号的关注和加工程度，从而间接影响其心理困扰的产生。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样本代表性有限。研究对象仅来源于贵州省某高校，且采用方便抽样，结果可能难以推广至其他地区（如东部沿海）或其他类型高校（如高职院校）的新生。因此，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采用多中心、分层抽样法，纳入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新生，提升结果的外部效度。第二，本研究所有变量均采用自我报告法，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如被试可能隐瞒心理困扰程度）或回忆偏差；未来可结合多源数据，如同伴评定（让同班同学评估其排斥程度）、教师评定（班主任评估其心理状态），减少单一数据来源的偏差。第三，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设计，仅能揭示变量间的关联关系，无法推断因果。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追踪设计，动态考察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的纵向关系，明确变量间的因果方向，并检验中介模型的稳定性。

5 结论

大学新生的环境敏感性、社会排斥与心理困扰三者间呈两两显著正相关；社会排斥在大学新生的环境敏感性与心理困扰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7.39%。基于这一发现，针对高环境敏感性新生，大学心理健康干预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帮助其提升环境适应能力，并开展“正念情绪调节训练”，降低对环境压力的即时反应强度，进而削弱环境敏感性对心理困扰的直接影响；二是建立“高敏感新生一对一帮扶机制”，由高年级学长提供个性化人际适应指导，减少其对社会排斥的感知，从而缓解心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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