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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社会生活始终是诸多学者关注与探讨的核心议题，其中，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广泛发生于日常人际互动中。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经历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Williams，2009），例如在团体游戏中被忽视、遭到同伴排挤等。社会排斥通常指个体被某一社会群体或他人拒绝或排斥，导致其归属需求与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过程（杜建政，夏冰丽，2008）。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互动中的常见现象，更是一种具有心理破坏性的体验（Williams，2007）。

社会排斥引起了多个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Gradstein et al.，2006；Room et al.，2006）。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1943）在其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个体具有强烈的归属与尊重的需要，渴望与他人建立稳定、积极的社会联结。当这类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个体容易感到焦虑，其自我价值感也会受到威胁（Baumeister & Leary，1995；Zadro et al.，2004），而这些正是社会排斥所带来的直接心理后果。具体而言，社会排斥可在多个层面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在认知方面，遭受排斥会显著削弱个体的逻辑推理能力（Baumeister et al.，2002），导致认知解体（Twenge et al.，2003），降低个体的思维能力。在动机层面，被排斥者的归属需求会显著增强，被排斥个体可能过度寻求社会重新接纳，或反而出现社交退缩（Maner et al.，2007）。而从人格发展的角度看，长期或反复的社会排斥可能破坏个体的自我完整性，加剧羞怯、社交回避等人格倾向，甚至引发抑郁或焦虑症状（Williams，2007）。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受排斥者，着重探讨其在遭遇排斥后的心理与行为变化（Williams，2009）。然而，社会排斥是一个涵盖排斥者、被排斥者与环境的复杂过程（Nicole Legate et al.，2015）。如果仅从被排斥者角度出发，虽可部分缓解其负面体验，却难以揭示排斥行为的发生机制，从而无法从根本上预防或减少排斥现象。因此，本文将从排斥者的视角切入，系统考察其认知、思维、动机与人格如何共同驱动排斥行为的发生，并进一步分析实施排斥行为对排斥者自身的心理影响，通过这一视角的文献梳理，为社会排斥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2 排斥者的认知

2.1 人际与群际认知

在人际与群际认知研究中，个体对自我及他人的社会评价通常围绕热情与能力这两个基本维度展开（韦庆旺 等，2018；Bergmann et al.，2012）。热情维度反映对他人意图和社交特质的感知，如真诚、友善、道德性与可信性；能力维度则涉及个体实现目标的能力表现，包括智力、效率、技能与创造力等（毕重增，2019）。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认知中存在“热情优先”效应，即个体往往首先评估热情维度，再评价能力维度（Fiske，2002）。

2.2 认知与排斥行为

社会排斥行为往往建立在对他人认知评价的基础之上（Kurzban & Leary，2001）。当目标对象在热情或能力维度上被感知为较低时，个体对其产生排斥意向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从人格结构的角度来看，大五模型中的“宜人性”与“尽责性”能够有效映射这两个维度：低宜人性常被关联为缺乏合作与信任，低尽责性则往往被视为不可靠或无能，因而在这两个特质上表现较弱的个体更容易遭遇排斥（Hales et al.，2016；Rudert et al.，2020）。

在群体互动中，个体的被接纳程度与其对群体的贡献大小、是否遵守规范，以及是否维护集体利益密切相关。以往研究发现，违反群体规则、缺乏合作行为、人格特质不受欢迎或形象不佳者更容易被排斥（邓起昌 等，2023）。例如，韦塞尔曼等（Wesselmann et al.，2013）在投球游戏实验中观察到，投球速度过慢的参与者往往被认定为“群体负担”，从而遭到排斥，这一结果在其他社会情境中也得到重复验证，说明排斥机制具有一定跨场景稳定性（Wirth et al.，201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排斥并非完全由个体特质静态决定，而是强烈依赖于情境要求与群体当前的核心利益。在不同环境中，“宜人性”和“尽责性”对排斥的解释力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路特等（Rudert et al.，2021）的研究表明，在工作团队中，高尽责性可补偿低宜人性带来的社交缺陷，个体仍可能因高效而被接纳；然而在社交聚会等强调情感联结的场合中，低宜人性个体则更容易被排斥。这一发现体现了群体目标与情境因素在排斥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3 排斥者的思维

3.1 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由美国心理学家德韦克（Dweck）首次提出，指人们对个人特质的可塑性所持有的核心假设（Dweck & Leggett，1988）。成长型思维者持能力增长观，认为能力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改善和提高，且人的行为受到各种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成长型思维者采用动态发展的视角理解人的行为。而固定型思维者持能力实体观，认为能力等基本素质是天生的，且固定不变，先天能力水平决定了任务表现及个人成就，他们认为人的行为是由静态的、固定的内在特质决定的，较少受其他因素影响（Yeager & Dweck，2020）。

3.2 固定型思维与排斥行为

排斥者所持有的思维模式显著影响其排斥他人的倾向和严厉程度。固定型思维的个体更倾向于对他人的不受欢迎行为或失败进行内在、稳定、全局的归因（Chiu et al.，1997；Heslin et al.，2005）。例如，当看到一个同事在会议上表现不佳时，固定型思维者可能会认为“他天生就能力差”“他就是这么愚蠢和不靠谱”，这种本质化的归因方式几乎不给对方改变的机会，从而使其更容易合理化排斥行为（Plaks，2017）。

这种基于固定型思维的归因偏差，为排斥行为提供了一种“认知捷径”。它允许排斥者将复杂的社交失败简单归咎于受害者不可改变的内在本质，从而迅速做出排斥决策，无需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去探究情境因素或提供帮助（Yeager et al.，2013；Plaks，2017）。固定型思维个体在将他人标签为“无能”或“低劣”后，可以通过“去人性化”和“责备归因”等道德推脱策略，削弱自身的道德责任感和共情反应，使其排斥行为在自我认知中变得理所应当（Bandura，1999）。

3.3 成长型思维与排斥行为

与固定型思维个体不同，成长型思维个体更倾向于进行外在、可变、具体的归因（Dweck，1988）。面对同样的情况，成长型思维者则会认为“他可能是准备不充分”“也许是最近压力太大影响了发挥”。这种思维模式将问题视为可改变的暂时状态，而非永久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们更可能采取包容、帮助或沟通的策略来应对，而非直接排斥（Yeager et al.，2013；Burnette et al.，2013）。

成长型思维不仅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更显著塑造了其人际互动目标与行为模式。持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倾向于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人，尤其当面对“负担型成员”即能力不足或可能拖累群体绩效的个体时，他们更关注对方是否付出努力及是否具有改进的潜力，而非急于将其排除出群体。这种认知方式直接降低了主动排斥的动机（Yang et al.，2025）。即使在必须执行排斥行为的情境中，成长型思维者也更倾向于采取解释性强、支持性的方式，以降低对目标对象的心理伤害。例如，奥科诺夫等人（Okonofua et al.，2016）在教师群体中的干预研究表明，当教师形成学生具有可塑性的信念时，其使用“停学”这一排斥性惩罚的比例会显著降低，他们会转而采取更积极的纪律管理策略。

3.4 总结

综上所述，固定型思维是排斥行为发生的一个潜在认知风险因素，排斥者通过僵化的、本质论的归因方式，并可能借助道德推脱机制，为排斥找到了理由和借口。而从干预的角度看，培养成长型思维或许能成为减少社会排斥的有效途径（Yeager et al.，2013；Walton，2014）。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通过短暂的“思维模式干预”来短期改变排斥者的认知倾向，从而观察其排斥行为是否随之发生变化，这将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更有力的证据（Yeager & Walton，2011）。

4 排斥者的动机

4.1 主动动机（工具性、关系性）

社会排斥行为的发生通常由多元而复杂的动机所驱动，这些动机可依据其来源与性质被划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大类（Williams，2007）。主动动机源于排斥者内在的意图或情感驱动，具有较高的意识参与和目的导向。其中，工具性动机指个体为维护群体效率、公共利益或规范秩序而排斥他人，它往往基于理性认知，针对那些被判断为低能力或低合作意愿的成员（Kurzban & Leary，2001），例如在团队中排斥持续未能达标者，以维持整体效能与公平（Wesselmann et al.，2013）。关系性动机则是指个体借助排斥行为巩固自身在群体中的社会位置或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通过共同排斥某一“越轨者”，群体成员间可形成更强的身份认同与联结，即实现所谓“排斥促团结”效应（Feinberg et al.，2014），在此过程中，排斥不再仅是清除功能障碍的工具，更是一种界定“我群”与“他者”、巩固群体边界的仪式性行为。

4.2 被动动机（从众性、被煽动性）

在被动动机中，个体并非出于主动意愿，而更多是回应外部情境或群体压力。从众性动机表现为个体因感知到群体中已有的排斥氛围，为规避自身被排斥的风险或寻求认同，而选择遵从多数人的行为（Hales et al.，2016），这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归属需要的社交适应策略，也反映出社会影响在排斥中的作用。而被煽动性动机则发生于个体受权威或高影响力他人的引导、指使而参与排斥，其本身排斥意愿较低，行为更多是对指令的服从（Legate et al.，2013）。

4.3 总结

不同的动机类型不仅引发不同形式的排斥行为，也伴随着有显著差异的情感体验与认知评价。例如，工具性排斥通常显得冷静而策略性；恶意排斥则情绪负载更高，易表现为言语或关系攻击（杨晓莉，2020）。理解排斥背后的多元动机，有助于更全面揭示其心理机制与社会功能，并为构建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神经科学技术，考察不同动机类型对应的神经活动模式，尤其是与认知控制、情绪调节及心理痛苦相关的脑区机制；同时也可深入探讨排斥者与受排斥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文化背景对排斥动机与行为的调节作用，从而推动社会排斥理论在多情境下的整合与应用。

5 排斥者的人格

5.1 黑暗人格与排斥行为

前文所述复杂的行为动机并非无源之水，它们往往根植于个体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之中。人格作为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系统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情感模式、认知风格和行为倾向（Krizan & Herlache，2018）。因此，要深入理解排斥者为何会持有不同的动机，必然需要剖析其人格特征。

从排斥者视角来看，实施社会排斥的个体往往展现出某些稳定的人格倾向，这些特质显著影响其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其中，自恋特质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高自恋者拥有膨胀的自我观和强烈的特权感，当他人无法满足其期望或构成挑战时，他们更可能将排斥作为一种惩罚或重新确立支配地位的工具（Twenge & Campbell，2003）。

更进一步看，黑暗人格三联征——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变态——共同构成了排斥行为的核心人格基础。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将排斥视为一种战略性的操纵工具，用以控制他人和达成个人目标；而高精神变态者则因其冷酷无情和共情缺陷（Jones & Paulhus，2017），能够毫无愧疚地实施排斥（Michael Wai & Niko Tiliopoulos，2012）。

5.2 社交焦虑、回避型依恋与排斥行为

然而，并非所有排斥都源于恶意。社交焦虑与回避型依恋则代表了一种防御性路径。高社交焦虑者因害怕被评价和拒绝（Rapee et al.，1997），可能会先发制人地排斥他人，以此作为自我保护机制（Neil et al.，2006）。同样，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对亲密感到不适，他们会通过排斥行为来主动建立人际边界、逃避亲密（Collins et al.，2004）。

5.3 总结

综上所述，排斥者的人格特征主要呈现两种动机路径。一是以自恋和黑暗人格为主导的主动—工具性路径，其排斥旨在支配或获利；二是以社交焦虑和回避型依恋为主导的防御—回避性路径，其目的在于自我保护。这两类路径的共同核心在于共情能力的缺陷以及对排斥作为一种社交策略的依赖，深刻揭示了社会排斥行为背后的复杂人性动因。

6 排斥行为对排斥者的影响

尽管社会排斥通常被视为针对被排斥者的伤害性行为，但研究表明，实施排斥行为同样会对排斥者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人类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回避”倾向（Hales et al.，2016），这种倾向源于排斥行为本身违背了人类基本的社交规范，包括互助、合作与共情等社会价值（Legate et al.，2015）。

研究发现，排斥者在实施排斥时也会体验到心理疼痛（Legate et al.，2013），这一发现凸显了社会排斥行为对互动双方都具有伤害性的独特性质。排斥者的心理不适程度往往与他们对排斥行为合理性的认知评估密切相关。当个体认为排斥行为缺乏正当理由或违背公平时，会体验到更强烈的情绪困扰和道德冲突（杨晓莉 等，2024）。这种认知失调常常促使排斥者采取补偿性行为，如采取更多的亲社会行为（Bastian et al.，2013）、重新接纳被排斥者（Legate et al.，2015）等。

总之，社会排斥行为是一个对排斥者和被排斥者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互动现象。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影响排斥者心理体验的情境因素和个体差异变量，以及这些心理体验如何影响群体和社会。

7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构建一个融合认知、动机与人格的多层次理论模型，以系统阐释上述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驱动排斥行为。研究需进一步采用纵向设计与动态评估方法，揭示排斥行为的发展轨迹及其对排斥者自身的长期心理影响。同时，必须深入考察文化背景、群体规范与权力结构等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以增强理论的跨文化解释力。此外，引入神经科学技术（如fMRI）探索排斥行为背后的脑机制，以及开发基于成长型思维与道德认同的实证干预方案，将是验证因果机制并推动实际应用的关键方向。最终，通过方法创新（如虚拟现实、大数据分析）以及排斥者—被排斥者的双向互动视角，本研究领域有望为实现更具包容性的人际关系提供扎实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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