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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民族认同是指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归属的认知理解和情感依附（佐斌，秦向荣，2011）。中华民族认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个体和群体两方面。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主观体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产生促进效应，也可能形成削弱作用。大学生正处于生命意义感探索的关键期（Russo-Netzer & Shoshani，2020），民族认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在20岁左右。因此，个体在大学阶段对生命意义感的追寻可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产生深度关联，或许会通过塑造个体价值认知进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认同。此外，基于中国人三重自我建构理论，关系自我先于集体自我发展（王沛 等，2017），而孝道信念作为家庭场域中典型的关系自我，在体现个体差异的生命意义感和体现集体自我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索生命意义感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及孝道信念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尝试在个体、集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桥梁。

1.1 中华民族认同的测量

根据社会认知领域关于信息加工的研究，个体处理社会信息不仅涉及外显有意识的成分，还存在内隐无意识且自动化的加工过程，中华民族认同测量也对应有外显与内隐两种方式。外显测量比较常用的是秦向荣（2005）编制的中华民族认同问卷，该问卷含情感、评价、认知、行为四维度，共21题，施测群体为大学生，但外显的测量方式只能测量个体意识层面之上的认同，并易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使其测量结果出现偏差（吴瑞林 等，2021）。

内隐测量中，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通过比较个体对目标概念词与积极或消极属性词联结时的反应差异（Karpinski & Steinman，2006），能对意识层面之下的内隐中华民族认同进行测量，有效减少社会赞许性影响。吴瑞林等人（2021）用此方法发现维吾尔族与藏族大学生在中华民族认同上均展现出积极的内隐态度，且该方法在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政治态度（Kleinert，2023）等研究中被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艾传国，佐斌，2011；杨子桢，2017；赵玉芳，梁芳美，2019）。

研究表明外显与内隐认同相关性不显著（艾传国，佐斌，2011；吴瑞林 等，2021），二者可能具有相互独立性（贺雯，梁宁建，2010）。并且，针对北京地区汉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群体的测量发现，个体的内隐中华民族认同水平普遍较高（陈立鹏，张立平，2023；吴瑞林 等，2021）。基于此，本研究整合秦向荣（2005）的外显中华民族认同问卷和吴瑞林等（2021）采用的单类内隐联想测验，结合外显与内隐测量，整合问卷与实验优势，考察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水平，并提出假设1：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水平较高，且外显中华民族认同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呈相互独立关系。

1.2 生命意义感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Life Meaning）是个体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与感受，包含体验与寻找两个维度。个体的中华民族认同在青少年后期及成年初期趋于稳定（Phinney et al.，2007），这一阶段个体正处于寻找自我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身心发展关键时期（Van Tongeren & Green，2010），且追求生命意义感是人类基本动力（Klutsey & Mahama，2025）。

格罗兹达诺夫斯卡（Grozdanovska，2016）提出，个体生命意义感源于“我是谁”与“为何而活”的探索过程，并发现大学生国家认同与生命意义感存在关联，但未明确作用方向。而中华民族认同作为特殊的国家认同（高兵，国建文，2022），其与生命意义感的关联可结合本土视角分析。颜玉凡和叶南客（2019）指出，个体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能感受到更多的群体认同。这一逻辑可延伸至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当个体以生命意义感为驱动，寻求存在的稳固价值锚点时，承载共同语言、文化、集体记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天然成为生命意义投射的载体。生命意义感越强的个体，越倾向于通过认同其群体来明确自我边界（区分“我群”与“他群”），并在参与共享价值目标的群体互动中实现存在意义的超越性，从而突破个体有限性。并且，生命意义感催生的集体贡献意愿、道德伦理观念及文化传承动力，会强化个体与中华民族在价值追求上的共鸣，进而促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刘芳 等，2024）。因此，可以推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能够正向预测其中华民族认同水平。

然而梳理以往文献发现，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生命意义感与自我认同息息相关，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80）指出高自我认同的个体往往更独立自主，倾向于减少集体参与，注重个人价值追求，忽视群体的利益与追求，或者认为群体与自己关系并不紧密，从而产生较低的内群体认同。也就是说，生命意义感可能也会通过自我认同的提升使内群体认同降低。苗芃和谢晓非（2022）证明寻求生命意义感可能强化个体的物质主义，使个体更关注自我满足而忽视群体需求，易产生情感淡漠、缺乏社会责任的后果，不利于其群体认同的建立，间接弱化中华民族认同。该研究也说明，生命意义感较高可能会削弱个体的中华民族认同。由于已有研究对生命意义感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因此，本研究采用开放的态度，用数据来探索两者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内隐和外显两种测量方式来探索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目前，生命意义感和中华民族认同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二者直接关系尚不明晰。但通过综述以往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存在方向上的不一致与矛盾，这中间可能存在其他变量影响二者的关系。对我国大学生而言，个体自我成长与认同的构建，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塑造。基于中国人关系自我先于集体自我的自我建构特征（王沛 等，2017），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域，其价值传递功能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孝道信念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维度，即与家庭重要他人相关的信念是中华民族认同这种集体自我形成的前提。因此，孝道信念这种家庭场域中典型的关系自我，可能在生命意义感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即不同的孝道信念下，生命意义感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可能会不同。

1.3 孝道信念在生命意义感与中华民族认同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Ye和Bedford（2003）提出，孝道信念（Filial Piety）指子女怎样看待父母，其内涵包含尊亲恳亲、抑己顺亲、奉养祭念和护亲荣亲四个成分，分为互惠性孝道信念和权威性孝道信念，前者主要强调亲子间的情感和回馈，后者则主要强调亲子间的等级和制度。

有研究发现，孝道信念在心理因素与行为结果间具有调节作用（Cao et al.，2025；Li et al.，2023）。互惠性孝道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爱与亲密，以及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和回报。这种孝道信念以情感为基础，注重亲子之间的互动和沟通。研究发现，高互惠性孝道会减弱生命意义感对网络成瘾的影响，高互惠性孝道的个体更能理解父母的用心，能够将这种情感认知转化为自我调节资源，从而主动减少问题行为，弥补生命意义感的不足；对于低互惠性孝道的个体，有目的、有生命意义感的人很容易减少问题行为（Li et al.，2023）。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互惠性孝道可能调节生命意义感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对于高互惠性孝道个体，其在家庭中形成的“理解关爱—主动回应” 模式会迁移至民族认同情境，他们更易感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蕴含的集体关怀，如文化传承、团结互助等，并将这种情感共鸣内化为对民族的归属感。因此，高互惠性孝道个体能通过这种迁移机制维持或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使得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被弱化，即高互惠性孝道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不明显。对于低互惠性孝道个体，家庭层面难以充分提供情感支持与意义滋养，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即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更依赖于个人生命意义感的驱动，也就是说，低互惠性孝道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权威性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和尊重，它基于社会制度下的角色责任与义务，体现了对阶级和权威的顺从。然而，它可能对个体的自主性产生一定的压抑，使个体在追求个人发展与满足父母期望之间面临冲突。一方面，高权威性孝道的青少年有更强的动力追求成功，以实现孝敬父母的人生目标，进而建构自己的人生意义（Sun et al.，2023）；另一方面，绝对化的服从要求可能抑制个体自主性需求，导致个体将生命意义归因于外部规范而非内在探索，进而降低生命意义感（李秀雅 等，2021）。因此，高权威性孝道通过约束个体过度自我中心，强化个人发展需契合民族集体需求的认知，促使生命意义感向中华民族认同正向传导；而低权威性孝道因弱化外部规范约束，难以为个体建立从家庭服从到民族认同的扩散，甚至可能因自主性过度释放，让生命意义感陷入个人化探索，削弱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价值联结。因此，相较于低权威性孝道，高权威性孝道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正向作用更显著。

基于此，提出假设3：孝道信念在生命意义感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相比于高互惠性孝道个体，低互惠性孝道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比于低权威性孝道个体，高权威性孝道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会增强。

鉴于两种孝道在个体内部呈中度正相关（李启明，2021），这表明两种孝道在个体内部是可以共存的。个体可能同时存在权威性孝道信念和互惠性孝道信念都高的情况，如果采用问卷进行主观测量，可能导致一个维度的水平不够凸显。因此，本研究试图采用启动法对孝道信念进行操纵，能够更好地在实验室情境下探究不同孝道信念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外显与内隐两方面考察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现状及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同时结合语义与回忆启动范式操纵孝道信念，探讨孝道信念在生命意义感与中华民族认同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图 1 拟检验模型图

Figure 1 Proposed research model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双实验独立设计，分两批招募被试，实验1与实验2被试无重叠，具体如下。

2.1 被试

实验1招募自愿参与本实验的乌鲁木齐某高校大学生292名，参与生命意义感问卷、外显与内隐中华民族认同测量。其中大一92人、大二86人、大三63人、大四51人，男生130人、女生162人。按生命意义感问卷得分将被试分为高、低生命意义感组各146人。

实验2在新疆乌鲁木齐某高校发放500份生命意义感纸质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478份有效问卷。按高低27%原则筛选（戴海崎 等，2011）出高、低生命意义感组各120人，共240人参与实验2。其中男生107人，女生133人；大一82人，大二73人，大三44人，大四41人。被试随机分配至权威性或互惠性孝道启动组，未参与过实验1。

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且熟悉电脑操作，此前未参与过相关实验。

2.2 实验设计

实验1采用单因素两水平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生命意义感（高、低），因变量为中华民族认同问卷得分、中华民族认同单类内隐联想测验中被试的反应时和D值。

实验2采用2（生命意义感：高、低）×2（孝道启动类型：权威性孝道、互惠性孝道）的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生命意义感和孝道信念启动类型，因变量为中华民族认同问卷得分，以及中华民族认同单类内隐联想测验中被试的反应时和D值。

2.3 研究工具

（1） 生命意义感问卷

采用斯特格等（Steger et al.，2006）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问卷，该问卷由10个项目组成，包括两个维度：意义的存在和意义的寻求，使用Likert 7级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其中第9题为反向计分题。被试的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其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2，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3和0.851。

（2）双元孝道问卷

双元孝道问卷采用Yeh和Bedford（2003）编制的具体版双元孝道问卷（Dual Filial Piety Scale，DFPS），由尊亲恳亲、奉亲祭亲、抑己顺亲和护亲荣亲4个层面组成互惠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各8题。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6分。本研究中该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3，两个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02和0.886。

（3）中华民族认同问卷

参考秦向荣（2005）编制的问卷，进行预试和访谈以作出修订。具体来说，将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中的“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中国人”替换为“如果有可能，我愿意一直做中国人”。该问卷包括情感、评价、认知、行为四个维度，共包含21个项目，使用Likert 6级评分，从“十分不符合”到“十分符合”，其中第6、10、16、18、20题为反向计分题。被试的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其中华民族认同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2。此外，各个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6、0.855、0.778和0.723。

（4）中华民族认同单类内隐联想测验的实验材料

本研究参考吴瑞林等人（2021）的研究将中华民族作为概念词，对概念词和属性词相联系时的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测量，以此来探究个体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内隐水平。概念词和属性词采用开放式问卷的形式收集。为避免被试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告知被试这仅是一个关于思维流畅程度的测验。所有参与词汇筛选的被试均不参加后续实验。

概念词：首先由30名大学生列出5个与“中华民族”最相关中性名词，再由另外30名大学生进行效价评定（Likert 5点量表），保留与量表中值无显著差异的中性词汇；最后由30名大学生完成代表性和熟悉性评定，最终确定6个中华民族概念词：长江黄河、万里长城、四大发明、龙的传人、孔孟诗书、炎黄子孙。

属性词筛选类似，最终确定积极属性词有：诚实、热情、无私、善良、忠诚、谦虚，消极属性词有：嫉妒、卑劣、虚假、狠毒、贪婪、奸诈。

（5）孝道信念启动材料

本研究参考颜雅琴（2017）和邹雅玲等人（2020）的孝道信念启动方法，结合写作技术与回忆操纵孝道信念。启动材料基于抑己顺亲、护亲荣亲、尊亲恳亲、奉养祭念四个核心因子，从《二十四孝》和“感动中国”案例中筛选，经5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和专家评定后确定权威性和互惠性孝道材料各一段，两段材料在字数和表达方式上保持相近。实验时，两组被试分别阅读对应材料后撰写不少于200字的短文，内容为阅读感受或亲身经历，指导语告知被试这是一项关于阅读与理解能力的调查，以短文与材料的契合度评估阅读理解能力。

2.4 研究程序

实验1：被试来到实验室后指导其阅读指导语，随后填写纸质版生命意义感问卷，接着在电脑上完成单类内隐联想测验程序，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3.0编制，相容任务阶段按7∶7∶10比例呈现概念词、积极词和消极词，如表1所示，使58%的正确反应落左键、42%落右键；不相容任务阶段调整为7∶10∶7，对应42%的正确反应落左键、58%落右键（Karpinski & Steinman，2006）。所有词汇从对应类别中随机呈现且不重复。实验时目标词显示于屏幕中央，被试需快速按键判断：正确则在目标词下方呈现的150ms绿色“O”反馈，错误则呈现150ms的红色“X”反馈；未反应时，目标词持续显示至下一试次，试次间隔250ms。为控制顺序效应，相容与不相容任务在被试间平衡呈现顺序。被试完成内隐实验后，填写纸质版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以测量外显中华民族认同。实验结束后，发放小礼品答谢被试。

实验2：先发放500份纸质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78份，按生命意义感得分高低27%的标准和自愿报名原则，确定高、低生命意义感组各120人。邀请被试来到实验室后再将两组被试随机分配至权威性或互惠性孝道启动组，形成4组被试，每组60人，权威性和互惠性孝道启动组阅读不同的文字材料，阅读纸质版材料后在空白A4纸上完成200字写作任务。随后填写纸质版双元孝道问卷以进行启动效果操作性检验，然后在电脑上完成单类内隐联想测验程序，之后填写纸质版中华民族认同问卷，实验结束后发放报酬。

表 1 中华民族认同单类内隐联想测验实验程序

Table 1 Experimental procedure of the single-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SC-IAT) for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2.5 研究结果

2.5.1 中华民族认同内隐外显分析

对实验1的结果计算单类内隐联想测验中中华民族认同的内隐效应D值具体计算过程参照卡宾斯基与斯坦曼（Karpinski & Steinman，2006）的研究，首先，将测验阶段反应时小于350ms的反应和被试没有做出反应的试次删除，其次，在每个错误的反应时间上增加400ms。随后计算不相容任务阶段的平均反应时间与相容任务阶段的平均反应时间之间的差值，并将该差值除以测验阶段所有试次正确反应时的标准差，最终结果即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内隐效应D值。该结果取值越大，代表被试的中华民族认同内隐效应越大，即被试有越高的内隐中华民族认同。

292名被试的D值分布范围为-0.27至1.36（M=0.51，SD=0.31）。根据D值的正负性认为98.6%的被试对中华民族存在积极的内隐认同，1.4%存在消极的内隐认同。对中华民族认同单类内隐联想测验中相容和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高生命意义感组和低生命意义感组在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相容任务的反应时。具体而言，被试将中华民族概念词和消极属性词分类到一起的速度，显著慢于将中华民族概念词与积极属性词分类到一起的速度，这说明大学生的内隐中华民族认同比较积极，存在较高的内隐效应。

表 2 单类内隐联想测验中相容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比较（ms）

Table 2 Comparison of reaction times (ms) for compatible and incompatible tasks in the single-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SC-IAT)

注：*p<0.05，**p<0.01，***p<0.001。

参考吴瑞林等（2021）对中华民族认同内隐外显独立性检验的方法，对中华民族内隐效应D值等内隐指标与问卷各维度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中华民族认同的内隐效应指标D值与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中的各维度得分不存在相关关系。且其中不相容任务反应时与中华民族问卷中的情感维度呈负相关（r=-0.238，p<0.05）。此外，本研究中内隐效应D值与测验中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存在正相关（r=0.467，p<0.01），而与测验中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相关。这说明内隐中华民族认同效应大小与内隐联想测验中需克服冲突的不相容任务加工难度关联更紧密，在完成这类有认知冲突的任务时，反应时越长，内隐中华民族认同效应越明显。

表 3 内隐与外显中华民族认同间相关系数（n=292）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n=292)

注：*p<0.05，**p<0.01，***p<0.001。

2.5.2 生命意义感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

为进一步探究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对实验1结果中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寻找与体验、生命意义感问卷的总分，以及外显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生命意义感与外显中华民族认同呈正相关（r=0.237，p<0.001），与内隐中华民族认同也呈显著正相关（r=0.796，p<0.001）。

表 4 生命意义感与中华民族认同的相关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注：*p<0.05，**p<0.01，***p<0.001。

对生命意义感与外显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更加明确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简单回归分析显示，生命意义感对外显中华民族认同（B=0.239，p<0.001）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B=0.796，p<0.001）都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2.5.3 孝道信念启动操作性检验

参考颜雅琴（2017）的方法对孝道信念的启动作操作性检验，对实验2中权威性孝道启动组、互惠性孝道启动组所填双元孝道问卷中权威性题目的得分和互惠性题目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权威性孝道启动组的权威性题目得分显著高于互惠性题目得分，p<0.01，Cohen’s d=2.92。互惠性孝道启动组的互惠性题目得分显著高于权威性题目得分，p<0.01，Cohen’s d=3.23。表明孝道信念的启动有效。

表 5 孝道信念启动检验

Table 5 Manipulation check for the filial piety belief priming

注：*p<0.05，**p<0.01，***p<0.001。

2.5.4 孝道信念的调节效应分析

对实验2中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生命意义感与内隐和外显中华民族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互惠性孝道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呈显著正相关，权威性孝道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呈显著负相关，如表6
所示。

表 6 描述统计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Table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among variables

注：*p<0.05，**p<0.01，***p<0.001。

为探究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以及孝道信念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根据实验2孝道信念的启动分组分别以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作为调节变量建立了两个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

首先，在以内隐中华民族认同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生命意义感显著正向预测内隐中华民族认同（β=0.88，p<0.001；β=0.96，p<0.001）。然而，无论是互惠性孝道（β=0.05，p=0.198）还是权威性孝道（β=0.01，p=0.671）与生命意义感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没有在生命意义感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其次，在以外显中华民族认同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发现了不同的作用模式。在权威性孝道模型中，未发现权威性孝道的主效应及其与生命意义感的交互效应，但生命意义感本身则显示出对外显中华民族认同具有稳定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6，p=0.004）。相反，在互惠性孝道模型中，互惠性孝道本身的主效应显著（β=0.01，p<0.001），且其与生命意义感的交互项显著（β=-0.19，p=0.021），95％的置信区间为［-0.34，-0.03］，不包括0。这一结果说明，互惠性孝道在生命意义感和外显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生命意义感对外显中华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会随着个体互惠性孝道水平的提升而
减弱。

同时，根据互惠性孝道的取值进行高低分组以开展简单效应分析。当互惠性孝道信念较低时（-1SD），生命意义感显著正向预测外显中华民族认同（β=0.31，p=0.005）；当互惠性孝道信念较高时（+1SD），生命意义感对外显中华民族认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5，p=0.655），如图2所示。

表 7 孝道信念的调节作用检验

Table 7 Tes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ilial piety beliefs

注：*p<0.05，**p<0.01，***p<0.001。

图 2 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互惠性孝道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effect of meaning in life on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moderating role of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3 讨论

3.1 中华民族认同的结构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整体良好，外显与内隐认同虽不相关但均处于较高水平，支持假设1。这验证了中华民族认同包含外显与内隐双层结构的划分（吴瑞林 等，2021），与坎宁安等（Cunningham et al.，2001）、艾传国和佐斌（2011）关于内隐与外显态度分属不同结构的结论一致，也就是说内隐和外显可能是相互独立的（贺雯，梁宁建，2010）。这种独立性可能源于外显测量受较强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如自我偏差、道德偏差导致题目得分偏高，且外显中华民族认同需更多认知加工与自我调控，与无意识的内隐中华民族认同测量结果产生差异，表现出分离的现象。

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工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念成为凝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当代中国的民族团结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通过教育传承和国家治理，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制度并重的认同建构路径。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水平整体良好也离不开群体间积极群际接触增多、族际通婚增加（张航 等，2023），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积极接触可通过减弱偏见、改善刻板印象、促进群体间合作或加强对各群体成员的共情来增进中华民族认同（郝娜 等，2022；Di Bernardo et al.，2022；Maiti et al.，2022）。这种多层次的认同机制，既尊重了各民族的多元性，又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展现出中华民族认同的独特优势。

3.2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具体表现为高生命意义感个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水平显著高于低生命意义感个体，这一趋势在外显和内隐测量中均得到验证。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当个体探索“生命意义”时，本质是在寻找存在的价值锚点。中华民族作为延续千年的文明共同体，承载着共同历史、文化、价值，构成一个宏大且具延续性的意义参照框架。生命意义感驱动个体主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系中寻找个人价值与群体意义的契合点，将个人生命意义与民族存续发展的群体叙事关联，借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厚度、历史广度稳固个人意义，进而促进中华民族认同。二是生命意义感满足了基本的心理需求，如自主性，能力和相关性（Sun et al.，2025），这些需求的满足对于自我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冯富荣 等，2020），而自我认同又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张积家，冯晓慧，2021）。因此，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产生影响。综上，生命意义感可能通过为个体提供价值参照框架和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双重路径，提高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为理解个体心理与群体认同的关联提供新视角。

3.3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孝道信念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孝道信念在生命意义感与外显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相比于高互惠性孝道，在低互惠性孝道启动条件下，生命意义感对外显中华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一结果和我们的假设一致，强调了互惠性孝道本身的积极作用，和以往研究一致（惠秋平 等，2024；魏华 等，2020）。

但我们发现孝道信念的调节作用仅发生于意识层面的外显中华民族认同，而未发生于自动化层面的内隐中华民族认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是经长期文化浸润形成的潜意识层面自动化认知与情感倾向，其加工依赖快速、直觉性的深层记忆提取，不受意识层面认知干预的直接影响；而孝道信念聚焦于家庭场域的意识层面规范，难以渗透至内隐中华民族认同的自动化加工路径。同时，本研究对孝道信念的启动可能仅激活了意识层面的家庭伦理认知，未触及内隐层面的民族情感联结，加之内隐测量的自动化属性，最终导致孝道信念无法在生命意义感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中产生调节效应。

在外显中华民族认同上，调节作用的表现因孝道信念的类型而异。依据生命意义感维持模型（Heine et al.，2006）中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性，人们对生命意义感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关系结构。该模型包含的生命意义感流动模型认为，生命意义感在不同的领域中会互相补偿，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较低时，会建构其他关系来补偿原有关系网（McGregor et al.，2001）。而互惠性孝道蕴含的情感回馈与情感支持两个核心原则，本就为个体提供着价值追寻的意义动力（Adamczyk & Liao，2019）。因此在高互惠性孝道场景中，家庭情感联结紧密，代际支持充足、情感回馈频繁，这种家庭层面的意义滋养，会让生命意义感的“外向驱动”需求被弱化。个体无需主动寻求民族层面的意义载体，仅通过家庭情感向民族情感的自然延伸，就能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此时，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但在低互惠性孝道启动条件下，家庭情感联结无法为生命意义感提供充足支撑。此时，生命意义感流动模型的补偿机制被激活，生命意义感驱动个体突破家庭边界，主动寻求更宏大的意义载体。中华民族作为承载共同历史记忆、文化符号的共同体，天然具备承接生命意义感的属性。生命意义感越强的个体，越会主动将价值追寻与民族共同体绑定，如认同中华民族的延续性、文化包容性，借民族层面的意义厚度补偿家庭关系的缺失。因此，低互惠性孝道下，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被强化，这一结果强调了在家庭积极因素不足时，可以通过个体因素生命意义感的积极作用来促进中华民族认同。

本研究还发现权威性孝道不能调节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权威性孝道强调以等级服从维系集体规范（朱莉涛，陈延斌，2020），这种模式下，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易陷入依赖外部权威的被动状态，生命意义感的获取并非源于自我驱动的价值探索，而是对权威规训的迎合，难以激活情感迁移机制（Cao et al.，2025）。当个体受权威性孝道主导时，自主性被抑制，生命意义感的生成路径被窄化为“遵循权威指令”，而非主动关联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而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本质需要个体主动将自我存在与民族存续建立情感联结。但权威性孝道因抑制自主性，让个体难以从“被动服从”中生发出情感迁移的动力，既无法将家庭层面的权威规训，自然延伸为对民族共同体的主动认同；也难以借生命意义感的自我驱动，突破权威框架去关联民族层面的意义载体。因此，在权威性孝道条件下，生命意义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比较稳定。

本研究对孝道信念调节作用的探索，映射了“个体意义追寻—群体认同构建—本土文化资源”之间的深层关联。互惠性孝道以情感联结与意义补偿，成为生命意义感向中华民族认同转化的文化桥梁，彰显孝道信念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心理赋能。这启示我们，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既需依托个体生命意义感的内在驱动，更要激活孝道信念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情感传导潜能，让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进行有效整合，自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叙事中。

3.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理论建构上，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将中国家庭特有的孝道文化因素与个体心理特征有机结合，构建了“家庭—个体—民族”的本土化理论模型，为深入理解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问卷调查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双元孝道信念的启动范式，从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系统考察了孝道信念在生命意义感与中华民族认同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对象聚焦大学生，后续需拓展样本来源与覆盖民族类别，提升结论普适性。二是在理论层面，本研究虽然尝试整合个体生命意义感、孝道信念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但对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作用探讨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将个人价值追求与民族发展相结合的理论模型和实践路径，为引导当代大学生在投身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中成就人生理想提供更系统的数据支撑。这些完善将有助于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认同研究向纵深发展。

4 结论

（1）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水平较高，且外显认同和内隐认同相互独立。

（2）生命意义感与中华民族认同呈正相关，生命意义感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外显和内隐中华民族认同。

（3）孝道信念在生命意义感和外显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相比于高互惠性孝道，在低互惠性孝道启动条件下，生命意义感对外显中华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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