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梅岭中学,扬州
道德的范畴很广,世界各地甚至是同一个社会里的道德观都各有不同。无论抱持何种道德观,有两个最常见的答案:一是在孩童时期从观察及经验习得;二是由先天就对恶心或不敬的事物具有一定的道德直觉。
心智分成好几个部分,有时会互相矛盾,好比骑象人骑在大象的背上,骑象人逐步演化为服侍大象。生而为人,总会感觉到自己被拉往不同的方向,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控制而感到诧异。
道德主事者无论做好做坏皆是执行行动的人。我们关注他们策划与自我控制的能力,并将这些特质归属于他们。这意味着我们认为,比起一般人,施救者是更好的策划者,更能自我控制,也更有能力进行复杂思维。
一般认为,人的策划力和自我控制力越强,就越该有从事道德行为的能力。这正是我们认为成年人比小孩更该是道德主事者的原因,且当成年人与小孩犯下相同罪行时,成年人承受更严厉的处罚才更为公平。
关于儿童心理学,究竟是社会认同还是道德的本质更为重要?两种逻辑背后的心态关系值得探讨:一种是一窝蜂地跟随,另一种潜藏着恐慌与人群的压力,二者背后均存在弊病。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当我的行为举止跟周遭的人相同时,该举止就是对的吗?换句话说,当越多人认为某种想法是对的,这种想法真的也就对了吗?道德本质反应纯粹,更多时候碍于团体的压力转而追求人际关系的生存策略。
从道德心理视角解读,凡事并无绝对,关键在不同的需求条件下如何对症下药。人的性情决定了他的命运,而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其实十分贫乏。这一现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在和邻人相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总是容易出现问题。父母感叹搞不懂自己的小孩,孩子也抱怨父母不了解他们,这样的话语是否再熟悉不
过了?
一个人的性格不能当作道德判断的基础,而应被视为一种社会知识,它能让我们理解这个人如何影响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和环境的关系是什么。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这是一项非常宝贵的基本原则。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认知是建构人类内心生活的最强大刺激,均来自最早的童年时期。约翰·鲍比(John Bowlby,1907—1990)提出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依附是人类幼儿为避免被猎食而形成的极重要演化特征,婴儿与照料者的关系会影响此婴儿的社会及情感发展。
我们也可以推论,早期形成的性格模式并非绝对无法改变,但日后确实难以摆脱;成年后的改变并不等同于性格模式的改变,其心理仍然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之上,同一个人仍然会展现相同的行动轨迹。
因此,笔者认为对孩童的心理观察是道德奠定的关键。我们主要的注意力必须落在童年之上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我们打算对病人做点改变的时候,重点绝对不是从头到尾拆除掉他无数的经验和印象,而是必须先找到他的性格模式,揭露它直至认识到他的特质并且了解他外显的病症。
人会有道德直觉,包括道德情绪。柏拉图认为理性可以且应是主人;杰斐逊认为理性与情感是平等的;休谟则认为理性只适合作为热情的仆人。人们总会习惯性地编造正当理由,以合理化自己的直觉。
世界观是在心理器官某些特殊能力的影响下成型的,而这些能力的选择、鲜明程度及其作用,均由一个人眼前的目标所决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对于生活、环境、事件等对象,每个人都只会特别认知到其中的一部分。
外界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达,在大脑中产生讯号,其中有些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便是用以建立想象世界和回忆世界的材料。不过人的感觉使中不是相机,而是具有人类自身的特质。因此,孩子只会从周遭世界中感知到符合他特质的讯息。一个人感知到什么,以及以什么方式感知,都取决于他的特质。感觉不只是物理过程,它更是心理功能。
一个人的特质在他的想象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所谓想象指的是,对象不在眼前时,而是在心中重现对该想象的知觉。对于视觉特别敏感的孩子,他们的感官知觉就会以视觉为主,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类型。但也有些孩子是以听觉来打造他们的世界观的。
人们总会习惯性地编造正当理由,以合理化自己的直觉。大脑会根据自我受到的潜在威胁或益处来评估每一件事,然后根据此调整行为以获得更多的益处。
根据达马吉欧的理论,如果想要找出道德根基的正确位置,就要往大脑的情绪区域去找,这是因为失去了情绪区域道德能力就会受损。如奈克方块,你可以看到两个方块面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但不是同时看到两个方块。同样的,你的正义之心去看部分的道德难题,也会看到两种不同的面向,只是难以同时间感觉到两种直觉。
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对一个人的心理认知直接摊在他眼前,很容易引起对方反感。如果不想引起反感的话在这方面要谨慎对待,所以在观察了解的过程中要细心谦卑切勿忘下断论。
开展这类研究需要把整个脉络建立起来,好比有一条线从童年开始一直联结到现在的状况。如此我们就能在许多案例中划出一条心理轴线,也就是一个人到目前为止走过的足迹。在这里我们必须不断尝试回溯到他最早的童年时光。
最重要的是,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应妥善安排成长环境,避免使小孩子形成错误的生命观。其中关键的因素包括:身体的力量和耐力、孩子的社会处境,以及教养人的特质。
孩童需要相当程度的社群协助。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施与受”的环境,有要求也有满足。他的本能冲动会遇到一定的挫折,而为了克服这些挫折他会感到痛苦。但很快他会认识到这些困境,这时候他的心理器官就派上用场,其功能在于预想结果,想办法在不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满足自己使得生活顺遂。
心理类型的形成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其中一种类型会追求认可,夺取并运用权力;另一种类型则仿佛是利用自己的弱点投机,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娇弱。我们只要回想下孩子的态度、表情和眼光,就可以依此替孩子归类。
小孩的可教性取决于几个简单的条件,孩子是否努力克服他的弱势,而这个努力同时也构成让他开展多种能力的动机。孩童的处境个别差异很大,有些孩子生活在一个敌意环伺的环境里;这些印象让他感到这个世界对他是有敌意的。如果教育没办法防患未然,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就会发展成认为外在世界一直是有敌意的。
若从这一视角去掌握内心生活的功能,便会明白它涉及一种“天生能力的演化”,其目的是形成一套具备攻击、防护功能的器官,具体功能取决于生物体所处环境的需要。因此,我们把内心生活视为一套随时准备攻击或保护的复合体。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孤立的内心生活;我们只能想象一个和周遭一切息息相关的内心生活,它会从外界接收刺激并且做出若干响应,也拥有必要的手段和力量保护生物体的安全。
由此可见,人类的内心生活由一个“目标”所决定。若眼前没有一个目标来引导、制约、拣择和引导的话,就没有人能思想、感觉、意欲或做梦,这一切几乎都涉及生物体以及外在世界的种种要求。
在建立目标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辅助条件,那就是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条件仿佛构筑了一道栅栏,孩子的力量会不断与这道栅栏碰撞,直到找到一条看起来可行的路。通过共情孩子的内心,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一点,必须设想当前这个作用中的力量有一天会把孩子带往哪里。
孩童会在各方面、由于各种原因遭遇挫折,特别是小孩的内心生活还没有足够时间充分发展。就此而言,若孩子不得不应对外部世界中种种“不可抗拒”的条件,他的回应显然会出现各种偏差。当我们审视这些偏差时,会不由得认为,这种内心生活的发展是一个“持续调整”的过程——孩子会不断尝试前进;并努力做出更恰当的回应。
尤其能从“意表行为”里观察到,孩子通过成长趋向成熟的过程中,其态度会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看到他的心理本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对于一个人的意表行为不能根据某个模式就妄下论断。
如果家人对孩子缺乏一定程度的关爱,这样的情况同样会严重影响到孩子的发展。他会没办法认识到爱,不会思考如何爱人,因为他的关爱本能没得到发展,那么长大后就很难和他人积极交换友善和善意因而影响到他的人生态度。
另一个极端也可能出现问题,由于过度溺爱会导致孩子的“孺慕本能”发展泛滥,以至于只依恋一个或少数几个人,不愿与他们分开。这类孩子没有机会练习自己克服挫折,因此对未来人生的准备会显得捉襟见肘。
这些现象都有个共同之处,就是这些孩子大多都会被孤立。这些孩子对周遭关系的感受比较冷漠甚至放弃任何关系,而我们也很容易了解这些孩子往往防御心很强,而没办法用轻松的态度面对失败的命运。
当我们以注意力把感觉器官连接到我们内心或外在的事件时,会感到一种特别地紧绷。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注意一件事物时,会想要排除所有干扰。注意力代表一种待命状态,那是个人和事态的连接为防御等所做的准备。
所谓注意力不足,其实不外乎是指一个人对于别人期待他去注意的事视若无睹。排除生病或是特殊的原因,其实就是把注意力摆到了其他地方。我们可以从了解他的生命蓝图着手,因为他所谓的不足只是眼前不是他所追求的,所以才会置之不理。
要唤醒注意力,最重要的因素是“深层的兴趣”。这种兴趣存于心里深处,比注意力要深层得多。如果兴趣存在,那么注意力也会自动出现,在教育上就不需要任何施力。注意力是个工具,我们运用这个工具来掌握一个有兴趣的领域,以达成某个目的。
教育学教授格罗斯(GROSS)是第一位提出“孩童的游戏是在为未来做准备”。游戏是教育的辅助工具能激发孩子的思考、幻想与灵活应变能力。从孩子游戏时的态度、对游戏的选择,以及他赋予游戏的意义,都能反映出孩子和周遭环境的关系。
游戏也是社群情感的实践。孩童们的社群情感相当丰沛,不论在任何情境下他都能从社群情感中得到满足,也被这种情感强烈吸引。一般来说,孩子再玩游戏的时候能确认他在社群情感方面发展的程度。
事实上,许多人的生命历程都显示了游戏和职业的关联,比方说有些孩子喜欢制作点心蛋糕等,长大后也成为烘焙师。游戏和孩童内心生活的发展密不可分。
从性格的本质与形成来看,性格特征是一个人在面对并解决生活任务时表现出来的内心形式。当我们讨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时,其实也会同时涉及这个人身边的人际关系。
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明确指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外乎以追求优越、权力和征服他人为目的。这个目的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思考、道德乃至世界观,塑造他的行为方式和生命模式。若眼前没有一个目标,就什么也无法思考,什么也不能实现。
性格特征并非天生的能力或本质而是在幼年后天习得,可将其比作一条轴线,这条轴线像模型一样套用于人身上,使他能在任何情况下不假思索地表现出统一的人格。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取决于社群情感与权力追求的强弱,这两个要素也会互相影响。以这两个要点为支撑,我们便能理解这是一种力量的“拔河”,而其外在表现形式,我们称之为“性格”。
认识人性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面向,即所谓的社会面相。无疑,人们相互理解越深,就越能和睦相处,也能建立更多的关系。因为有更多的理解,意味着无法互相欺骗,人的互相欺骗,对社会来说是个重大的危险。
根本来说,有一种人才能真正理解人性,悔改的罪人:他或者经历过人类内心里罪疚感,并且走了出来。或者虽然还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已经很接近。当然,其他人也可能有这个能力,他们或者是有足够的耐心倾听,或者是对他人特别有同理心。
当孩子的内心发展确定一个方向后,他的性格特征也会有相应的发展结果。性格发展的开端无论如何都有一点主动出击的元素,但是这条线很容易由于生活中的挫折而扭曲。这些挫折源于敌对且强大的阻力,使孩子无法直接实现优势地位的目标。
可以说,虚荣心是每个人都有的,哪怕只是一点痕迹。人的虚荣心往往隐藏得很好,也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当虚荣心超过某种程度,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最主要的危险是虚荣心会使人脱离现实。
虚荣者习惯将自己的各种过错转嫁到其他人身上,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可是在生活里,问题不在于证明自己没错,而是要把事情做好,对别人有所贡献。这还是和人类的某种心理策略有关,那是为了防止自己的虚荣心不至于受伤,为了保护自己的优越感。
有一种性格特征因为随处可见而引起我们注意,那就是妒忌。我们所说的妒忌不仅出现在爱情关系中,也存在于所有其他人类关系里,特别是在童年时期。孩子几乎任何时候都会有妒忌的现象,尤其是弟弟或妹妹出生吸引父母更大的关注,年长的孩子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被废黜的国王。
妒忌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猜疑、窥伺、暗中较劲、时时担心被冷落,你可以在这些现象里看到妒忌的特征。妒忌是人们行为的一条轴线,例如,强迫对方接受规则,甚至限制他人的行为或念头,因此,妒忌就是权力追求的一种特殊形式。
衡量一个人的社群情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是否乐于伸出援手、互相扶持,以及让他人感到快乐。开朗的性格具有带给别人快乐的能力,使这类个体光是从外在表现就很得人缘。我们能直觉到这就是社群情感的特质。
在一个人对环境的敌对态度中,我们不时看到恐惧的特质,恐惧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伴随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并因而无从得到平安的生活和丰硕的成就。因为恐惧会扩及于人们生活的所有关系,在这种容易感到恐惧的人身上,我们再度看到那种熟悉的类型:他老是想到自己,而对身边的人缺乏同理心。
最原始的恐惧型是会出现在小孩身上:每次你把他们单独丢下,他们就会产生恐惧的迹象。然而即便有人陪伴他们,这种孩子的渴望也不会被满足;他会利用这个陪伴来达成其他目的。
在成人的生活里也有这种现象。那就是所谓的广场恐惧症,一种不愿意单独出门的症状。其实他们身体健康健步如飞,但是一旦遇到一丁点挫折,立刻会被恐惧侵袭。只有一种东西才能消灭这种人的恐惧,就是个人和团体的联系。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归属于他人的,他才能够抛开恐惧走过他的人生。
“气质”这个概念并不容易解释,也许是指一个人思考、说话或行动的速度;投入的精力或节奏等。气质的分类源于古希腊时代,由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提出。探究内心生活的科学四气质说,区分法把气质分为多血质:乐观;胆汁质:易怒;忧郁质:犹豫恐惧;黏液质:冷淡。很少人是只属于其中一种气质,大多数人都是混合型的。
现在轮到科学的解释:人的气质是取决于人体的内分泌腺。医学的新发展采纳了所谓内分泌腺的知识,包括甲状腺、脑下垂体、肾上腺、副甲状腺,以及性腺。
古罗马人曾说:“物以稀为贵。”为什么饼干越少越可口?为什么限量吸引人?以下引述几个实例说明。
2020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原因,笔者在澳门酒店隔离期间观察到:一个家庭带着三个孩子,酒店每次发餐时三份儿童餐中总是会有一份不一样的,导致孩子们争抢那份不一样的餐点。最终家长要求酒店安排相同的餐食。
史帝芬沃切尔(Stephen Worchel)教授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将受试验者分成两组,让他们去评断同一种饼干的质量。实验结果显示:只拿到两块饼干的这一组对饼干质量的评价,远远高于拿到一整盒饼干的那一组。
广告里经常用“机会不多,敬请把握”这样的台词,一些卖场的促销海报也常用“只剩今天”,以此强调时间的紧迫性。莎士比亚笔下的这对悲剧青年的爱情所以如此浓烈,就是因为他们的爱情是遭禁的。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反应,心理学家称其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我们对“稀少性”的典型反应就是失去清醒!不管它是否很稀少,或者哪位名人也想要它,这些都无关紧要。
杏仁核深埋在大脑内部,负责基本的社会和情绪功能。情绪会带给我们勇气、信心和力量,也会使我们冲动、懦弱、忧郁,甚至做出一些违背道德和法律规范的事。
当侦测到外部存在危险,大脑皮质向杏仁核传达此威胁的详细信息。杏仁核大脑中最密集互联的结构,整合神经元部队对它产生响应。然后,传讯息到下丘脑和脑干,这些结构尽职的提高你的心律和血压,扩大氧气摄取、加速产生肾上腺素将血液带入肌肉远离核心。
如果某人不理解恐惧感的意义,又怎能期待他对其他有恐惧感的人产生同理心?事实上,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显示,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没有正常运作的杏仁核,无法辨识他人的恐惧是什么,他们不明白受惊害怕的人是如何感受的,因此,他们也不明白让人有这种感受有什么错。
关于儿童受虐,毫无疑问这是件糟糕的事。儿童若遭受虐待、被忽视或是经常目睹暴力,其后续人生会承受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两岁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暴力的年纪。多数幼儿偶尔会做出反应式攻击行为,包括打、抓甚至咬,无论他们是否曾经看过这些行为的模拟。攻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始行为,它不需要学习。幼儿最终一定会学到当他们伤害别人时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别人会伤心生气。
大约7%的儿童会在童年时期的某个阶段被诊断为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CD)。有这种疾患的儿童会恐吓、霸凌、偷窃、蓄意破坏等,他们是真正有问题的儿童。有品行障碍的儿童必须在过去一年中,在特定行为准则中最少出现过三项,且在过去六个月一直出现某一项行为。
显然,若儿童出现上述三种或更多种行为就属于“有严重麻烦的孩子”,并非所有患有品行障碍的儿童惹麻烦的状况都一样,发生的原因也会有所差异。
情绪的现象长期以来都不为人所理解,直到大家发现,那是让人毫不犹豫地克服自卑感的机会和方法,让自己的人格得到重视。比如,当一个孩子觉得自己被冷落而暴怒、悲伤或哭泣,而且当他有机会测试这套方法是否有效时,便很容易选择这条路。
有些滥用情绪的人,还会出现附带的生理现象。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在暴怒的时候,消化道受到刺激,以至于他在盛怒之中反胃呕吐。呕吐代表对其他人的宣判,或对一个情境的蔑视。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些人的行为表现突兀,比方咬指甲、尿床、怕黑、害怕落单等这类现象必然有其含义。他释放出一个讯号让我们知道,他不怎么打算合作,想要和其他人划清界限。
这类小孩在长大之后,永远都不会缺少一种特质:他们会透过这种恶习来逃避大众和社会的要求,或者给大家制造困扰。支配欲和虚荣心是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童年早期的印象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印象会决定孩子的生命方向,决定他如何继续探究、继续前进,以及生活模式的自动形成。童年早期里的偏差教育可能造成非常深远的后果。严厉而无情的教育可能扼杀孩童的生活乐趣和合作意愿;过度呵护的教育则可能让孩子日后无法适应在家庭之外的人生现实。
生活无法让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从心理学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在踏入生活的时候发展就已经成型。理想的儿童教育的重点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下,帮助儿童从不安全感中走出来,让他拥有技能、知识、训练有素的理解力以及对他人的关心和兴趣,以面对他的人生。
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小孩子对它们的观感。确实,他的劣势在客观上的程度并非不重要,孩子也一定会有明显感受。我们不能期待小孩子在这个面上也会做出正确的评估;这就算对成年人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事。
但是如果自卑感特别严重,那么小孩就可能因为害怕未来再怎么补偿也无法满足,而会做出过度的反应即所谓的过度补偿。对这类小孩来说,生活中平常的人际关系是不够的,他们给自己设定极高的目标,因此在行为上引人侧目。
如果我们问,还有什么机构可以补救且改善孩子的发展偏差,那么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的是学校。前提是学校的功能没有被误用那么是可以帮得上忙的,学校是每个孩子在心理发展上都会进入的场所。所以培育茁壮的国家幼苗,学校必须满足心理健全发展的一切必要条件。
教育若失败固然要负责任,但个人的意愿仍然是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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