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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青年大学生的健康关乎国家未来、民族振兴与个人成长，健康的心理是个人顺利发展的必要前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与基础教育阶段竞争的日趋激烈，尽管业界学者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议题给予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但当前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仍面临严峻挑战。

一些人口学变量由于客观且方便测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中被广泛研究。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相互连接的情绪单元，家庭成员的行为和情绪是相互影响的，成员的心理健康会受到整个家庭系统的影响。因此，一些人口学变量比如是否独生会影响到主要照料者的自我情绪管理和沟通方式等，多子女的家庭因父母抚养压力较大可能对于孩子的回应不会很及时等原因，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健康。性别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也会影响到主要照料着对于孩子的养育方式、期望、态度等，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本身则会对主要照料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在以往的研究中，性别、独生、家庭经济情况等因素常作为独立因素或两两交互因素进行探讨，较少尝试同时考察以上三因素对大学生综合影响。比如孟子明（2018）以广西三所高校的学生为被试，研究了大学生压力、心理弹性与心理安全感的关系，结果发现男性的个人压力显著高于女性，女性在坚韧性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女性，以及非独生子女的压力显著高于独生子女。邢轶彤（2025）探讨了体育锻炼通过心理弹性和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机制，结果发现独生子女的心理弹性和坚韧性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韩婷婷（2017）的研究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动机强于非困难学生，就业压力自我感觉很大的比例也显著高于非困难学生。

且以往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在性别差异方面，研究结论呈现两极化：张梦琪等（2023）对23289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女生在SCL-90上得分总体高于男生，多项指标得分也显著高于男生。李岚澜等人（2025）在研究大一学生久坐类型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系中也发现，女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均高于男生；而《社会心态蓝皮书》的调查发现，中国女性心理健康水平好于男性，女性更能适应环境，更能明确人生目标。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中，李志红（2025）的研究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任李纹等（2025）运用潜在剖面分析对青少年的心理素质进行分类，结果发现青少年心理素质分为低心理素质组、中等心理素质组和高心理素质组，而独生子女更可能归入高心理素质组。在家庭经济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中，钱海英等人（2025）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领悟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生命意义感等方面的得分均显著低于非困难学生，而贾涛等人（2024）运用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对大学生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整体积极心理品质显著高于非困难学生，在知识与智慧、勇气、正义和自制四个维度上的得分也高于非困难大学生。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中是否有其他变量的共同作用。

本研究期望通过探讨性别、独生、家庭社会经济情况三因素的交互作用，为高校开展精准且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资助工作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以广东某高校学生为样本，共28929人。

通过删除缺失值，以及在SCL-90量表上答题时间低于1分钟和大于3个标准差的数据，共得到28000个有效样本，被试有效率96.79%。平均年龄为20.41±2.25，其中男生14193人（50.69%），女生13807人（49.31%）。家庭经济非困难学生26512人（94.69%），困难学生1488人（5.31%）。非独生子女19654人（0.20%），独生子女8346人（29.80%）。生源地为农村9614人（34.34%）、城镇5685人（20.30%）、城市12701人（45.36%）。

2.2 研究工具：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采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SCL-90评估大学生心理健康，该量表共90个条目，包含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等10个因子。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1=无症状，5=症状严重），总分范围为90～450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8。

2.3 研究方法

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及方差分析。

3 研究结果

首先，对被试在不同自变量水平的SCL-90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不同组别大学生SCL-90总分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otal SCL-90 scor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以年龄与生源地为协变量，以SCL-90总分为因变量，进行了2（家庭经济：困难、非困难）×2（性别：男、女）×2（独生子女：独生、非独生）的三因素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不同条件下的被试SCL-90得分方差分析表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able of SCL-90 scores of participan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注：协变量（年龄、生源地）的效应已控制。

由表2可知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27990）=
4.206，p=0.040<0.05），是否独生及家庭经济状况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0.05）。性别与是否独生的二因素交互作用显著（F（1，27990）=9.399，p=0.002<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独生男性的SCL-90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男性（F（1，27990）=9.627，
p=0.002<0.01）。

性别、是否独生与家庭经济情况的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F（1，27990）=5.094，p=0.024<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家庭经济不困难的学生中，独生男性的SCL-90总分显著高于非独生男性（F（1，27990）=4.825，p=0.028<0.05），而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独生男性的SCL-90总分亦显著高于非独生男性，且差异更为显著（F（1，27990）=7.630，p=0.006<0.01）。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独生与非独生女性在SCL-90总分上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家庭经济不困难女性：F（1，27990）=0.793，p=0.373；家庭经济困难女性：F（1，27990）=1.052，p=0.305）。

图 1 三因素交互作用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ree-factor interaction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性别、是否独生与家庭经济困难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在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中，独生与非独生男性在SCL-90总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在家庭经济困难的群体中更为明显。同时，性别的主效应显著，女生的SCL-90得分高于男生。交中更为明显。而当加入家庭经济和是否独生的变量后，家庭经济困难的独生男生SCL-90得分最高，反而反转了之前的性别主效应的影响，显著高于女生。以上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在家庭经济困难这一特定压力情境下，缺乏同辈支持的独生男性个体面临更高风险，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资助的日常工作中，在家庭经济困难这一特定压力情境下，缺乏同辈支持的独生男性个体面临更高风险。

与其他类型的学生相比，家庭经济困难独生男生的SCL-90得分最高，提示这一群体可能存在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造成这一状况的影响因素可能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父母较高的期望。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独生的男生通常被赋予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期待，尤其是在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具体来说，与其他类型的学生相比，家庭经济困难的独生男生更有可能被期待通过学业成就或优质就业完成阶层流动。（2）缺乏充足的社会支持系统。一方面，青年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稳定的重要阶段，与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相比，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学生更有可能感受到由于经济状况导致的心理落差。如可获取的社会资源受限、因经济状况错失机会等。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学生更易产生自我价值的落差感，易自我封闭并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非独生家庭中，会有兄弟姐妹提供情感支持与分担家庭压力，而独生家庭更有可能缺乏来自家庭同辈成员的社会支持。（3）中国的传统文化普遍认为“男儿有泪不轻弹”。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可能压抑自己的情感，造成情绪和情感的困扰导致心理健康水平
下降。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风险具有显著的群体特异性，在家庭经济困难这一特定压力情境下，缺乏同辈支持的独生男性个体面临更高风险，这一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对于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与资助工作有以下启示。

（1）在心理普查工作中，除了通过量表初步了解整体以及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情况，还要有针对性地对该群体加以访谈，以精确了解该群体的心理动态与心理健康情况。在特殊时间节点，比如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毕业就业季，要尤其关注该群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

（2）在心理健康工作中，为学生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要分层分类，精准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比如面向不同年级、不同阶段的学生要开展不同的心理健康服务，面向不同群体的学生也要开展不同的心理援助，比如针对情感问题、亲子关系、家庭经济困难等不同困扰的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服务应有所区别。

（3）在资助工作中，要更加关注家庭经济困难的独生男生，除了对该群体学生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知识技能提升支持外，还可针对该群体设计专题团体心理辅导，聚焦“压力管理”“情绪表达”“家庭期望与自我成长”等主题，提供安全的支持环境。

本研究虽揭示了性别、是否独生、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交互效应，但以上结果皆通过横断研究得出，在推断因果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并引入家庭期待、亲子关系、心理弹性等中介变量，以更深入地揭示这一复杂交互模式的内在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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