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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拒学行为（School Refusal）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与社会现象，已成为全球教育系统面临的严峻挑战（Kearney，2008）。在全球视野下，青少年拒学成因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涉及个体特质、家庭生态及社会环境等多重变量的交织（赵陵波，2025）。在我国高度竞争的教育背景下，受长期累积的学业压力、校园人际冲突以及家庭功能失调影响，中学生拒学现象日益凸显，部分学生甚至彻底脱离校园系统，陷入长期的学业中断状态（史晓宇 等，2023）。

目前，学术界对拒学现象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其“病理化”成因的静态分析。现有研究详细探讨了学业压力、社交焦虑及个体心理韧性在拒学发生中的作用（Sun et al.，2013）。然而，这种侧重于“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存在明显的局限：多数研究止步于对拒学成因的挖掘，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成功复学案例”的逆向追溯。朱力等人（2024）指出，复学并非单纯的行为回归，而是一个充满心理挑战的过渡过程。那些曾经拒学、经历长期休学，最终却顺利重返校园并成功考入大学的学生，其心理弹性的重构与复学路径的建立，其背后依赖的核心支持力量尚不明确。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动力机制，正是当前研究亟需填补的空白。

在个体的复学过渡期内，家庭作为与其联结最紧密的生态微系统（Bronfenbrenner，1986），扮演着复杂且核心的角色。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对子女学业的高成就期望往往伴随着高心理控制，这使得家庭有时会演变为诱发拒学的压力源（Lin et al.，2021）。但郑钟艳（2025）认为，即便在共生困局中，家庭动力的重构依然是个体“破茧之路”的关键。通过对成功复学的大学生进行回顾性调查，探索复学支持路径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揭示家庭支持在关键干预窗口期的运作机制，更能为教育实践中制定基于功能性行为评估（FBA）的精准复学对策提供实证依据（Kearney，2006；贺荟中，左娟娟，2012）。本研究旨在探讨：家庭何以在危机中转化为复学的“基石”？通过理清这一路径，以期为拒学个体的预防与早期干预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曾有拒学经历且目前已顺利就读的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调查法（Retrospective Survey）对其过往的拒学及复学经历进行探究。这一特定学段的选取旨在捕捉个体在完成学业衔接后的最新反馈，以确保回顾性数据的时效性与准确性（朱力 等，2024）。

样本覆盖了全国多个省份及行政区，呈现出显著的全国分布特征。受访者主要集中于北京（n=177）、广东（n=53）、河南（n=34）、河北（n=33）及山东（n=21）等省市，同时涵盖了安徽、福建、江苏、重庆等 30 余个地区，具有良好的地域代表性。

在院校性质方面，受访者分别来自全国 243 所高校，院校类型呈现高度多样性：既包括“双一流”、985、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涵盖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这种跨层级的样本构成，使得研究结论能够跨越不同的学业竞争环境，更具普适性（Sun et al.，2013）。

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 502 份，剔除非大一学生或关键数据缺失的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N=462，有效回收率为 92.03%。

2.2 研究程序与伦理

本研究在施测程序上具有明确的科研逻辑，问卷调查采用实名（非匿名）形式开展，通过网络问卷星发布，其核心目的除定量数据收集外，还包括对后续深度案例访谈对象的筛选与意向招募。

研究严格遵守学术伦理规范：在问卷卷首明确告知研究目的、数据用途及保密原则，特别说明实名信息仅用于访谈招募联系。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参考了国际通用的拒学功能评估框架（Kearney，2015）及本土化研究成果（阮琳燕 等，2023），编制了大学生复学经历回顾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含以下模块：

（1）人口学与学业中断信息：包括拒学起始学段、休学时长、复学节点等。

（2）拒学原因多重响应集：参考 Kearney（2015）的功能性行为评估（FBA）框架，将诱因分为学业压力、校内人际、家庭因素、个体心理、校外吸引力等维度。

（3）复学支持因素多重响应集：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考察家庭支持、学校支持、人际（同伴）支持及社会专业支持的贡献率。

2.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进行统计处理。分析逻辑遵循从人口学描述统计、多重响应频率分析到基于拒学原因与支持路径的交叉检验（Crosstabs）与独立性卡方检验（χ2Test），并通过计算效应量（Cramér’s V）来评估家庭支持在不同诱因下的实际效力（贺荟中，左娟娟，2012）。

3 结果

3.1 拒学学生的基本情况

3.1.1 样本人口学特征与拒学行为分布

本研究对 462 名拒学学生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在性别分布上，样本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其中男性 274 人（占比 59.31%），女性 188 人（占比 40.69%），男女比例约为 1.46∶1。

从拒学发生的关键学段来看，高中阶段是拒学行为的高发期（53.03%），略高于初中阶段（46.96%）。在学业中断的严重程度方面，高中阶段个体的长期请假或休学占比达 61.90%，显著高于初中阶段的 33.10%。这一数据对比提示，高中阶段是个体拒学行为由暂时性回避演变为长期学业中断的关键风险窗口期。

在复学预后方面，51.73% 的个体在高中阶段实现了稳定复学，27.49% 的个体在大学阶段实现稳定回归。关于休学时限的分析显示，75.11% 的个体休学时长在一年以内，仅 24.89% 的个体超过一年。此外，超过七成个体在复学后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上述数据表明，及时且有效的干预对于缩短休学周期、提升复学成功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表 1 拒学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及拒学—复学时间线描述性统计（N=46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refusal-readmission timeline among school-refusing students (N=462)

3.1.2 拒学及休学行为的年级分布差异

研究发现，拒学行为的演化具有明显的学段特征与关键节点（见表2与图1）情况如下。

（1）初中阶段：初二年级是拒学行为的集中爆发期，个体的拒学风险在该节点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这一现象与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初二现象”高度吻合，即个体在初二学段由于同一性危机与学业压力叠加，极易表现出适应不良与回避倾向（王小平，张平俊，2004；康乐乐，2020）。

（2）高中阶段：高三年级不仅是拒学的最高发期，亦是长期请假与休学行为的集中发生点。数据对比显示，高三阶段的学业压力（如高考压力）与长期学业中断行为之间存在高度的时间同步性。与初中阶段相比，高中个体的拒学行为更易演变为长期休学，面临更高的学业中断风险。

表 2 拒学开始、休学、复学的年级分布

Table 2 Grade distribution of the onset of school refusal, school withdrawal, and school readmission

图 1 拒学—休学—复学关键节点时间分布图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map of key nodes: school refusal-school withdrawal-school readmission

3.2 拒学原因与复学支持因素的多重响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重响应分析（Multiple Response Analysis），对样本的拒学原因及复学支持因素进行了考察，如表3所示。

3.2.1 拒学原因的多重响应分析

数据显示，在拒学原因方面，总计1342个响应被报告，平均每位学生报告了2.9种原因（1342/462≈2.90）。数据显示，拒学原因的个案百分比与响应比均较高，表明拒学行为通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异质性特征（Kearney，2008；史晓宇 等，2023）。在各项原因中：学业压力是导致拒学的首要因素，个案百分比高达 75.3%；校内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除学业压力外，学校人际关系问题（58.2%）和其他学校因素（42.9%）也表现出较高的检出率；个人因素（42.2%）及家庭因素（34.0%）亦是拒学的重要诱因。此外，有 32.7% 的学生提到校外更具吸引力的事物也是导致学业中断的原因之一。

3.2.2 复学支持因素的多重响应分析

在促使学生复学的支持因素方面，受访者平均选择约2.3个支持项。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支持被视为复学最关键的推动力，个案百分比达 71.4%；人际关系（55.4%）与学校因素（51.1%）在复学过程中发挥了超过半数个体的支撑作用；社会因素的选择率为 39.0%。结果表明，复学的实现并非依赖单一因素，而是家庭、同伴、学校多方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符合系统干预模型中关于构建“支持性生态”的要求（阮琳燕 等，2023）。

表 3 拒学原因与复学支持因素的多重响应频率分布表

Table 3 Multiple respons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chool refusal reasons and readmission support factors

3.3 拒学原因与复学支持因素的关联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拒学诱因（推力）与复学支持（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对两组多重响应变量进行了交叉表分析如表4所示。在35组关联检验中，共有13组呈现统计学显著关联（p<0.05）。

3.3.1 学业压力下的多重支持依赖路径

针对因“学业压力”导致拒学的群体，其复学支持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卡方检验显示，该群体显著更依赖于家庭支持（χ2= 8.81，p=0.003）、学校因素支持（χ2= 3.97，p=0.046）以及社会因素支持（χ2=11.64，p= 0.001）。这表明学业压力引发的学业中断，往往需要系统性的外部环境重构方能实现有效复学。

3.3.2 “家庭因素”的悖论发现

研究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家庭因素”是普遍的复学支持来源（总占比71.4%），但对于因家庭因素导致拒学的个体而言，他们选择“家庭支持”作为复学动力的比例（59.2%）显著低于非家庭因素拒学组（77.7%）（χ2=17.32，p<0.001）。这一“支持反转”现象提示，当家庭系统本身成为压力源时，其作为复学拉力的功能会受损，此类学生更倾向于寻求人际关系支持（χ2=10.00，p=0.002）来代偿。

3.3.3 社交与校内因素的路径匹配

对于因“其他学校因素”拒学的学生，其复学动力显著指向人际关系因素（χ2=8.36，p=0.004）；而因“学校人际问题”拒学的个体，则在复学时表现出对社会因素（χ2= 8.64，p=0.003）的显著偏好。此外，因“个人因素”拒学的个体，其复学动力的不确定性更高，更多被归类为“其他因素”（χ2= 15.47，
p<0.001）。

表 4 拒学原因与复学支持因素的显著关联性分析（N=462）

Table 4 Analysis of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school refusal reasons and readmission support factors (N=462)

注： 占比（1）指选择该“拒学原因”的群体中，选择对应“支持因素”的百分比；占比（2）指未选择该“拒学原因”的群体中，选择对应“支持因素”的百分比。

3.4 家庭因素在拒学与复学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接下来用交叉表分析（Crosstabs）和独立性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针对家庭因素在拒学（推力）与复学（拉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进行的深度分析。

3.4.1 不同拒学原因下家庭支持功能的差异性比较

研究进一步对比了“因家庭因素拒学”群体（n=157）与“非家庭因素拒学”群体（n=305）在复学支持资源获取上的显著差异，如表5所示。

家庭支持的“功能受损”现象：卡方检验显示，因家庭问题导致拒学的个体，在复学过程中将家庭视为核心支持资源的比例为 59.2%，显著低于非家庭原因组的 77.7%（χ٢=17.32，p<0.001）。这表明，当家庭系统本身作为压力源（如亲子冲突、家庭功能失调）诱发拒学时，其在复学阶段的拉力作用会出现显著弱化。

社会与人际资源的代偿机制：相比之下，因家庭因素拒学的学生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其对人际关系支持（65.6%）和社会因素支持（47.1%）的需求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50.2%和34.8%）。这一发现提示，针对家庭功能受损的个体，通过强化同伴支持建立“替代性支持系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是促成复学的关键路径（叶巧玲 等，2025；Lin et al.，2021）。

表 5 因家庭因素拒学群体与非因家庭因素拒学群体在复学支持路径上的差异

Table 5 Differences in readmission support paths between the group refusing school due to family factors and the non-family-factor group

注：“差异分析”栏目通过独立性卡方检验（χ٢）判定。以“非家庭问题拒学者”组为参照基准。

3.4.2 家庭支持对特定拒学原因的预测效应

如表6所示，通过对家庭作为支持因子与不同拒学原因的交叉分析发现，家庭支持对不同类型的拒学表现出差异化的干预效力。

在显著预测区间，家庭支持对学业压力型（75.0%，p=0.003）及学校人际问题型（75.5%，p=0.023）拒学个体的复学具有显著的支撑作用。这说明当拒学压力源主要来自校内环境时，稳固的家庭后盾能提供最有效的心理缓冲与回归动力。

非显著关联区间，对于校外吸引力（73.5%）、个人因素（70.3%）及其他学校因素（74.7%）驱动的拒学行为，家庭支持的检出率虽高，但统计学关联未达显著水平（p>0.05）。这反映出此类个体的复学机制更为复杂，单一的家庭干预可能难以产生决定性影响，未来研究应引入功能性行为评估（Functional Behavioral Assessment，FBA）进行更精准的动机识别与干预设计（Kearney，2015；贺荟中，左娟娟，
2012）

表 6 家庭支持因素在不同拒学诱因群体中的分布特征及效应量检验（N=462）

Table 6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size test of family support factors amo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school refusal triggers (N=462)

注：参照组为“因家庭因素拒学”的群体；统计检验是以“因该原因拒学”与“非因该原因拒学”两组在家庭支持选择上的差异进行的卡方检验。

4 讨论

4.1 拒学行为的时间演化规律与“双峰分布”特征

本研究通过对462名个体的回顾性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拒学经历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初二”与“高三”双峰分布态势。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拒学行为在不同学段的普遍性，更勾勒出中国学生在青少年发展关键期所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初二年级作为初中阶段的拒学高发期，与个体的“心理断乳期”及第二反抗期高度重合。此时，青少年的独立意识增强，伴随学业难度从基础向抽象逻辑的跃迁，若学校未能提供及时的适应性支持，个体极易出现自我同一性危机（王小平，张平俊，2004）。康乐乐（2020）指出，在此阶段，教师若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学生往往会以回避学校作为对抗心理压力的手段。

高中阶段（尤其是高三）不仅是拒学的最高峰，更是长期学业中断（休学）的风险聚集区。本研究中，高中阶段长期休学占比高达 61.90%，揭示了中国应试教育背景下累积压力效应的严峻性。Sun 等人（2013）的研究证实，高三学生面临的并非单一的考试压力，而是来自升学竞争、家庭高度期望以及未来不确定性等多重社会心理压力的叠加。这种长期的慢性应激导致了个体的心理耗竭，使得高三成为拒学行为向长期停学演化的临界点。

4.2 拒学诱因与复学动力的“推—拉”平衡机制

本研究通过多重响应分析发现，拒学现象存在显著的“推—拉”错位。学业压力与学校人际问题作为核心“推力”，主要植根于校园微系统；而复学的核心“拉力”则高度集中于家庭系统（71.4%）。

这种系统间的不对称性反映出复学干预的复杂性。Kearney（2008）认为，拒学是个体在评估“学校的排斥力”与“家庭/社会的吸引力”后做出的适应性选择。当学校环境中的归属感缺失、同伴孤立成为主流体验时，个体会感知到强大的“推力”（Ingul et al.，2019）。史晓宇、阮琳燕与何丽（2023）通过质性研究也发现，中学生拒绝上学受多种复杂因素交织影响，其中环境推力往往是触发因素。此时，若家庭能够及时转型为支持性系统，提供情感缓冲，则能产生足够的“拉力”促使学生回归。本研究中超过七成个体复学后稳定性良好，朱力等人（2024）指出，这种稳定性往往源于复学过程中有效的“过渡支持”，能够帮助情绪障碍青少年完成从休学到复学的心理转归。

4.3 家庭因素的文化悖论：功能性错位与代偿机制

本研究识别出的“家庭悖论”是中国文化背景下拒学研究的重要发现。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应是个体应对外界压力的最重要“安全基地”（Bronfenbrenner，1986）。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往往寄予了维护家族荣誉、实现阶层跃升以及履行孝道的深层期望（Sun et al.，2013）。

当家庭期望转化为严苛的心理控制时，家庭便从“避风港”异化为“压力源”。交叉分析显示，因家庭因素拒学的个体，其复学时对家庭支持的利用率（59.2%）显著低于非家庭原因组。郑钟艳（2025）认为，这种“共生关系困局”导致家庭动力失调，使得家庭支持功能发生实质性受损。陈薇（2025）与丁艳芬（2023）均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系统需要进行策略性的支持转型。

这种“功能性错位”迫使个体在原生系统失效时启动“补偿性支持路径”。叶巧玲等人（2025）的纵向研究证明，当累积家庭风险较高时，同伴支持能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帮助学生维持学业弹性。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对于高冲突家庭个案，干预焦点应从单纯的修复亲子关系拓宽至建立“替代性支持系统”，利用同伴的力量作为学生复学的过渡支撑（Lin et al.，2021）。

4.4 拒学诱因与支持路径的深度适配逻辑

通过交叉检验，本研究提炼出四组具有显著临床价值的匹配模式。

（1）环境压力的“系统补偿”模式。当拒学由学业压力或校园氛围等外部因素引发时，个体的复学动力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数据表明，学业压力型个体对家庭、学校及社会资源均表现出高依赖性。这说明环境压力的缓解需要通过重构整个生态系统的支持韧性来实现（Ingul et al.，2019）。

（2）家庭冲突下的“支持转移”模式。尽管家庭系统在冲突中可能演变为压力源，但其底线支持价值依然存在。李长虹（2025）的研究也探讨了青少年拒学现象中复杂的家庭因素。本研究发现，此类个体的显著特征是向同伴系统的“横向转移”。这一模式提醒教育者，同伴支持在家庭功能弱化时具有关键的“补位”作用（叶巧玲 等，2025）。

（3）“推—拉”对冲模式：以同伴联结对抗校外诱惑。针对因校外吸引力导致的“追求快乐型”拒学，研究发现其复学动力高度依赖于校内的人际关系。这意味着对抗校外吸引力的关键不在于单纯的行政制约，而在于通过提升校内同伴接纳性来重塑校园生活的“吸引力”（刘旭 等，2009）。

（4）非典型问题的“个性化干预”困境。研究发现，因个人心理因素（焦虑、高要求等）拒学的群体，选择“其他非标准化支持”的比例极高。赵陵波（2025）在全球视野下的分析中也指出，拒学成因具有高度异质性。对此，Kearney（2015）建议采用功能性行为评估（FBA）来确定行为背后的具体动机。贺荟中与左娟娟（2012）详细评述了 FBA 的实施方法，认为这种精准评估是解决复杂拒学问题的技术核心，能够弥补目前常规教育体系的“制度性盲区”。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1）阶段风险特征：拒学行为呈现显著的“初二”与“高三”双峰分布。高中阶段是个体演变为长期学业中断的关键风险期，且复学后存在一年内的黄金窗口期。

（2）家庭因素的基石属性：拒学的主要“推力”源于学校生态系统（学业压力与校内人际），而复学的核心“拉力”源于家庭系统的支撑。无论诱因为何，家庭始终是复学路径中权重最高的因子，发挥着基石的作用。

（3）复学路径的适配性：研究识别出系统补偿、支持转移、拉力对冲及个性化干预四种适配路径，证实了拒学干预必须遵循“诱因—资源”匹配原则。环境压力型依赖多系统支持，家庭冲突型依赖同伴转移，校外吸引型依赖人际重塑，而个人心理因素型则亟需高度个性化的专业干预

（4）干预的联动需求：阮琳燕等人（2023）指出，我国需要构建解决出勤问题的干预模型。本研究结论进一步呼应了这一观点，强调复学是多系统协同的结果。

5.2 实践建议：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态支持体系

针对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精准化”干预建议。

（1）家庭层面：强化核心责任与“安全基地”功能。家庭应被视为复学支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石。家长必须明确自身职责在于提供稳定的心理安全感（Bronfenbrenner，1986）。应主动营造理解与接纳的“非压迫性”支持氛围，将关注点从“督促复学”转向“修复情感联结”（陈薇，2025）。当家庭本身演变为拒学诱因时，家长需警惕高心理控制，具备自省意识，主动寻求外部专业督导进行功能重构（郑钟艳，2025）。

（2）学校层面：实施基于诱因匹配的“精准化”方案。学校应摒弃“一刀切”的劝返模式。对于学业压力型学生，应建立柔性的衔接机制，如朱力等人（2024）建议的过渡性支持方案。对于人际冲突型学生，应侧重于强化同伴接纳（刘旭 等，2009）。而在学生面临家庭功能暂时受损时，学校应发挥“中转站”作用，搭建刘亮等人（2025）所倡导的“家长—医师—校方”多方联动网络。此外，针对少数民族等特定地区，应参考敖俊梅与黄钰莹（2021）的对策，强化民族地区的复学现状研究与对策支持。

（3）社会层面：构建系统补位与协同联动生态。刘录护（2025）通过对西方国家体系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源的整合是矫正拒学的关键。我国应强化专业系统在家庭功能弱化时的“代偿补位”功能，通过何颖鑫等人（2024）提出的“家校社医”联合干预路径探索，降低家庭获取专业支持的门槛。最终应形成以家庭为核心、学校为依托、社会为补充的生态闭环，确保每位拒学个体都能在黄金窗口期获得精准有效的帮助。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取回顾性调查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记忆偏差。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Longitudinal Design），对拒学个体从产生倾向、休学到复学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测。结合更深入的功能性行为评估，探讨不同文化资本背景下家庭“基石作用”的差异性表现，以期为家庭治疗提供更细致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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