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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成为高职生学习、社交和娱乐不可或缺的场域。然而，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去抑制性等特点，使得网络欺凌行为日益凸显。网络欺凌指个体或群体通过电子通信手段，有目的地、重复地对难以自卫的受害者实施的攻击性行为（Smith P K et al.，2008）。高职生处于青春期晚期向成年早期过渡的关键阶段，其身心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判断力仍需加强，加之面临学业、就业等多重压力，使其成为网络欺凌的易感和高发群体。网络欺凌不仅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学业成就和社会适应产生深远负面影响，也对欺凌者自身的道德发展和社会化进程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探究高职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维护校园网络生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校作为高职生最主要的社会化场所之一，其整体道德氛围对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学校道德氛围是指学校成员对与道德相关的规范、价值观和实践的共同感知（李伟强 等，2009）。已有研究表明学校氛围是青少年欺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Hong J S & Espelage D L，2012），积极的学校道德氛围可直接抑制欺凌行为（何二林 等，2022）。

在个体道德认知层面，道德推脱是个体为使自己免于对不道德行为的自责，而采用的一系列认知机制（Bandura A，1999）。高道德推脱的个体更容易为自己的攻击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从而增加实施网络欺凌的风险。已有研究表明道德推脱与欺凌行为显著相关（王兴超 等，2015），道德推脱是连接环境因素与攻击行为的关键中介变量，在学校氛围与欺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王兴超 等，2015）。相反，道德认同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自我概念（万增奎，杨韶刚，2008）。高道德认同的个体更倾向于将道德准则内化为行为指南，从而抑制不道德行为。已有研究分别证实了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道德认同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的关联（孙丽君 等，2017）。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普通中学生或大学生，对高职生这一特定群体的关注不足；且较少将环境因素与个体道德认知因素整合进一个框架，系统考察学校道德氛围影响网络欺凌行为的内在心理路径。

基于此，本研究拟构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学校道德氛围通过“道德推脱→道德认同”这一链式路径影响网络欺凌行为。期望深化对网络欺凌行为成因的理解，为高职院校网络欺凌行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职院校抽取11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05份。

2.2 测量工具

（1）网络欺凌问卷

采用Patchin 编制的网络欺凌量表（Patchin J W & Hinduja S，2011），该量表共8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各题相加的总分越高，表明参与网络欺凌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

（2）学校道德氛围

采用李伟强编制的学校道德氛围问卷（李伟强，2007），该问卷共40个条目，得分越高表示学校道德氛围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

（3）道德推脱

采用Bandura等人编制，经王兴超，杨继平修订的道德推脱量表（王兴超等，2013）。该问卷采用4点记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4）道德认同

采用Aquino和Reed 编制的道德认同问卷（Aquino K & Reed A，2002）。该问卷采用5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越高。该问卷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使用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模型检验和路径分析，并通过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3 研究结果

3.1 高职生网络欺凌基本情况

由表1可知，经问卷自评量表检出欺凌者116名，占总体的11.54%，未欺凌者889名，占总体的88.45%。

表 1 高职生网络欺凌行为检出率

Table 1 Detection rate of cyberbullying behavior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3.2 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道德认同、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道德推脱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道德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与网络欺凌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存在显著负相关，道德认同与网络欺凌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

表 2 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道德认同、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r）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chool ethical climate, moral disengagement, moral identity, and cyberbullying (r)

3.3 中介效应检验

3.3.1 学校道德氛围对高职生网络欺凌行为的直接效应检验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各变量两两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探究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和道德认同对网络欺凌的预测作用，本研究控制人口学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 3 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chool ethical climate and cyberbullying behavior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由表3可知，学校道德氛围对网络欺凌行为影响的区间不包含0，说明其直接效应显著，学校道德氛围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β=-0.21，t=-6.24，p<0.01），对该行为预测作用的解释力为17%。

3.3.2 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表4可知，学校道德氛围对道德推脱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6，t=-6.65），预测作用解释力为23%，以网络欺凌行为作为因变量时，学校道德氛围与道德推脱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٠.18，t=-4.43，p<0.01），因此高职生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
为32%。

基于道德推脱中介作用的检验，本研究绘制了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表 4 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4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school ethical climate and cyberbullying behavior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图 1 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3.3.3 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5可知，学校道德氛围对道德认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5，t=6.84，p<0.01），预测作用的解释力为29%。在中介路径中，学校道德氛围通过道德推脱对网络欺凌行为中介效应中，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预测解释力为32%。

基于道德认同中介作用的检验，本研究绘制了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如图2所示。

表 5 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5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identity between school ethical climate and cyberbullying behavior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图 2 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3.3.4 道德推脱、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Preacher和Hayes开发出多个中介变量的检验方法，使用模型6，选取5000个样本量，置信区间限定95%，以学校道德氛围为自变量X，网络欺凌行为作为因变量Y，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M1，道德认同为中介变量M2，进行Bootstrap检验，根据区间是否包括0值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结果如表6所示。

表 6 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6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moral identity between school ethical climate and cyberbullying behavior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由表6可知，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道德认同中的区间不包含0，说明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道德认同中的中介效应显著（β=0.23，t=7.67），道德认同与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区间不包含0，说明链式中介效应显著（β=-0.17，t=-6.32），由此可见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

表7检验结果表明，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总中介效应值为-0.0421。总中介效应的相对占比为25.37%，总中介效应包含三中介路径：一是由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网络欺凌行为组成的中介效应1，其效应值为-0.0164，95%置信区间为（-0.0215，
-0.0103），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其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显著。二是由学校道德氛围→道德认同→网络欺凌行为组成的中介效应2，其效应值为-0.0034，95%置信区间为（-0.0327，-0.0019），其区间不包括0，表明其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显著。三是由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道德认同→网络欺凌行为组成的中介效应3，其效应值为-0.0077，95%置信区间为（-0.0114，-0.0018），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其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的链式中介效应
显著。

表 7 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7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moral identity between school ethical climate and cyberbullying behavior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中介效应1表示：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网络欺凌行为，中介效应2表示：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网络欺凌行为，中介效应3：学校道德氛围→道德推脱→道德认同→网络欺凌行为。

综合上述中介效应步骤的检验结果，表明学校道德氛围即直接影响网络欺凌行为，又可通过道德推脱和道德认同的间接作用影响网络欺凌行为，通过整合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得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3
所示。

图 3 道德认同与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Figure 3 Testing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school ethical climate and cyberbullying behavior

4 研究结论

（1）学校道德氛围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高职生的网络欺凌行为，积极的学校道德氛围是抑制网络欺凌的保护性因素。

（2）道德推脱和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均起独立的部分中介作用。

（3）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5 讨论与教育意义

5.1 讨论

5.1.1 高职生网络欺凌行为的检出率

本研究发现实施过网络欺凌行为的学生占比11.54%，表明目前高职生中已存在一定比例的网络欺凌现象。高职院校应重视学生网络素养教育与心理健康引导，建立预防与干预机制，营造健康积极的校园网络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行为观念，减少网络欺凌的发生。

5.1.2 学校道德氛围对高职生网络欺凌行为的机制分析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一致理论，探讨了学校道德氛围影响高职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积极的学校道德氛围是减少网络欺凌行为的保护性因素，其作用主要通过降低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和提升道德认同水平来实现。

首先，学校道德氛围对网络欺凌行为具有显著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关于学校氛围与欺凌行为的研究结论一致。这表明，当高职生感知到学校环境是公平、尊重、宽容和有规则的，他们更倾向于内化这些积极的规范，并在线上线下都更少地实施网络欺凌行为。

其次，道德推脱在学校道德氛围与网络欺凌之间起重要的中介作用，且效应量在三者中最大。这验证了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外部环境通过作用于个体的认知调节机制来影响行为。消极的学校道德氛围可能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为其攻击行为进行“道德开脱”的借口或情境，使其更容易启动道德推脱机制，从而心安理得地在网络空间实施欺凌。

再次，道德认同也扮演了显著的中介角色。这说明，积极的学校道德氛围通过帮助学生建立以道德品质为核心的自我概念，增强了其维护道德自我形象的内在动力，从而主动抑制不道德的网络欺凌行为。这凸显了内化道德价值、构建强大道德自我对于行为自律的重要性。

最后，本研究验证了“道德推脱→道德认同”的链式中介路径。这不仅揭示了道德推脱和道德认同之间的动态关系，也阐明了学校道德氛围产生影响的深层心理过程。学校道德氛围不仅分别通过降低道德推脱、提升道德认同来减少网络欺凌，还可能通过“削弱道德推脱→进而保护或提升道德认同”的连续路径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这表明，频繁的道德推脱不仅是为具体行为“开绿灯”的工具，长期来看还可能腐蚀个体的道德自我根基，降低其对道德的承诺感，从而在更广泛、更根本的层面上增加不道德行为的风险。因此，干预道德推脱，不仅是为了阻止单次网络欺凌行为，更是为了保护学生健康的道德自我发展。

5.2 教育意义

（1）营造积极道德氛围，筑牢德育根基

高职院校应将道德氛围建设作为“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构建“制度—教师—同伴”三位一体的道德环境体系。制度层面，需完善公平、公正、透明的校规校纪并严格执行，让学生感受到规则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教师层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倡导教师以平等、尊重、关怀的态度对待学生，成为学生的道德榜样。教师在日常教学和管理中应关注学生的网络行为表现，及时发现和干预异常情况。同伴层面，鼓励和支持积极的同伴交往与合作，通过主题班会、团体活动等形式，营造相互尊重、反对欺凌的班级和校园文化。建立同伴互助机制，发挥学生朋辈力量在预防网络欺凌中的积极作用。

（2）聚焦认知干预，实现“去推脱、强认同”

高职院校应从课程建设和学校活动双维度防治道德推脱、提升道德认同。高职院校应构建“理论认知+实践体验”的双轮驱动模式防治道德推脱、提升道德认同。理论层面，将道德推脱理论融入思政课程，通过案例教学、角色扮演让学生体验与感悟道德情感，建立道德认知“防火墙”。实践层面，将志愿服务纳入学分体系，组织社区服务、环保活动等社会实践，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体验和强化道德自我价值感。如通过榜样学习、叙事反思、价值澄清等活动，通过榜样示范与行为体验促进道德认同从“符号化”走向“内化”和“实践化”，实现知行合一。

（3）构建协同机制，实现有效干预

学校应建立由学生工作部门、心理健康中心、信息技术部门、班主任（辅导员）及学生骨干协同参与的网络欺凌预防与干预机制。定期开展网络欺凌专题教育，畅通举报和求助渠道，对涉及网络欺凌的事件进行及时、公正、教育性的处理，让学生感受到学校对维护网络道德环境的重视和效能，从而强化积极道德氛围的感知。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首先，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进一步验证。其次，数据主要依赖学生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偏差，未来可结合同伴报告、教师评价或客观行为数据，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家庭氛围、同伴规范等环境因素与本模型变量的交互作用，或考察不同性别、年级学生在此作用机制上的群体差异，为精准干预高职生网络欺凌行为提供更细致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Smith P K, Mahdavi J, Carvalho M, Fisher S, Russell S & Tippett N. (2008).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4), 376-385.

[2] 李伟强, 岑国桢, 郭本禹. (2009). 中学生对学校道德氛围感知的调查. 心理科学, 32(2), 278-280.

[3] Hong J S & Espelage D L. (2012).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bullying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school: An ecological system analysi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7(4), 311-322.

[4] 何二林, 叶晓梅, 毛亚庆. (2022). 学校氛围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研究. 教育学报.

[5]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3-209.

[6] 王兴超, 杨继平, 杨力. (2015). 道德推脱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2), 216-223.

[7] 万增奎, 杨韶刚. (2008). 道德同一性的心理学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8] 孙丽君, 杜红芹, 牛更枫, 李俊一, 胡祥恩. (2017). 心理虐待与忽视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道德推脱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1), 65-75.

[9] Patchin J W & Hinduja S. (2011).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bullying among youth: A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Youth & Society, 43(2), 727-751.

[10] 李伟强. (2007). 学校道德氛围问卷的初步编制.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9(2), 22-25.

[11] 王兴超, 杨继平, 高玲. (2013). 公民道德推脱问卷的中文版修订.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6), 838-842.

[12] Aquino K & Reed A. (2002).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423-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