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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与动物作为自然界的共同组成部分，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天然的依存关系（Kelbessa，2022）。动物不仅是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关键要素（Arora，2018），如蜜蜂授粉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狼群对食草动物种群的自然调控；更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社会认知的演进，人类对动物的态度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到伦理关怀的深刻转变：从将动物视为生产资源，到现代动物福利立法的确立（如欧盟《动物福利法》），从实验室动物伦理“3R原则”的推行，到宠物家庭化现象所折射的情感联结（Meehan et al.，2017）。这种认知变迁不仅体现在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更延伸至对动物个体福利的关注，进而引发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思考。在此背景下，探究人类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感知，已成为实现人类—动物—自然系统和谐共生的关键命题。

现有研究主要从动物本体特征（如能动性、美感）和社会文化建构（如宗教观念、饮食习惯）两个维度探讨了影响动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因素，然而这些视角尚未充分考察生态环境对人类道德认知的潜在影响。因此，以后研究应从生态环境方面出发，研究接触自然对人类的动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并且进一步探索了接触自然对人类救助流浪动物意愿的影响。

1.1 动物道德地位的感知

具有道德地位的实体是指可能在道德上受到伤害的，值得人类做出道德考虑的实体（Schönfeld，1992）。人们会因为动物的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美感等赋予动物不同的道德地位（Bastian et al.，2012；Klebl et al.，2021；Piazza et al.，2014a）。能动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有更高的道德地位（Bastian et al.，2012；Goodwin，2015）。比起猪，狗被认为拥有更高的智力能力，因此儿童倾向于视狗的生命如同人的生命，而不是猪（Wilks et al.，2021）。感受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道德地位更高（Bastian et al.，2012；Leach et al.，2021）。例如，认为鱼会感到疼痛的人，通常更有可能支持部分捕捞和释放选定的鱼体类型和种类进行选择性捕捞（Arlinghaus et al.，2007）。Piazza等人（2014）将危害性确定为预测动物道德地位归因的第三个独立因素，人们认为有害性高的动物道德地位较低（Piazza et al.，2014）。例如，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减少对有害动物（例如，蛇、鲨鱼）的保护措施，或对其遭受伤害持相对宽容的态度（Piazza et al.，2014）。美丽是感知动物道德地位的重要维度，美丽的动物相比于丑陋的动物被赋予更多的道德地位，这与动物被认为具有体验痛苦和快乐能力的程度无关（Klebl et al.，2021）。例如：虽然在感受性、能动性和危害性方面，人们对天鹅和牛的感知相同，但是人们认为天鹅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Klebl et al.，2021）。此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影响人们将道德地位归因于动物的程度（Leite et al.，2019）。相较于被视为食用动物的物种（如猪、牛等），那些被归类为伴侣动物的物种（如狗、猫等）往往被赋予更高的道德地位（Krings et al.，2021）。人类对宠物的态度与行为是社会习得的（Wilks et al.，2021）。比起不养宠人，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比起非传统养宠人，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徐科朋 等，2023）。

1.2 接触自然对动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影响

接触自然（Nature Contact）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产生的各类交互经验，核心为个体与自然环境的客观接触行为，即在自然环境中投入时间，体验与亲近自然环境（Macaulay et al.，2022）。自然环境由生物系统（如动植物及其群落）和非生物系统（如山川、河流等自然要素）共同构成（Cheng et al.，2024）。大多数关于自然接触的研究是在户外进行的，例如置身于森林、花园等（Cameron-Faulkner et al.，2018；Swami et al.，2018）。室内也可以进行自然接触，主要是以绿植作为自然因素，通过增加绿植来提高自然接触（Cheng et al.，2024）。除了身临自然环境中，部分间接形式也能让个体产生自然接触的体验，例如观看自然风景的图片和视频（Arbuthnott，2023；Mei et al.，2024）。

研究表明，接触自然增加人们对他人的人性感知并且进一步促进亲社会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接触对人性归因的影响不仅适用于内群体成员，也适用于外群体成员（Cheng et al.，2024）。在人与动物存在密切联系的生态背景下，自然接触所诱发的外群体人性归因可能突破物种边界，扩展至非人类领域，显著提升对动物心智知觉的感知水平。人们对高心智知觉的动物赋予高道德地位（K. Gray et al.，2012；徐科朋 等，2023）。因此，我们认为接触自然可以增加人类对动物心智知觉的感知，进而提升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感知。此外，已有研究证明相比于城市环境，接触自然环境能显著降低个体的物质主义倾向（Joye et al.，2020；Mei et al.，2024）。自然接触可能通过身体上远离放大物质主义的环境来减弱物质主义。自然区域往往缺乏传达个人获得金钱、地位和知名度重要性的讯息、物品和活动。关注自然元素（如树林）的参与者对物质价值的重视程度低于关注城市元素（如建筑物）的参与者（Joye et al.，2020）。与物质主义程度低的人相比，物质主义程度高的人具有更强的社会支配取向，对外群体成员持有更多偏见（Duriez et al.，2007）。此外，物质主义及价值观与环保行为和态度呈负相关（Hurst et al.，2013）。物质主义者在森林管理困境游戏中也表现得更贪婪，可持续性更差（Sheldon et al.，2000）。因此，我们认为接触自然可以减少物质主义倾向，进而对动物道德地位的关注更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接触自然提升人类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感知，并且物质主义和心智知觉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1.3 接触自然影响动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心理机制

1.3.1 心智知觉的中介作用

心智知觉理论（Mind Perception Theory）指出，人们对事物的心智感知有两个维度：能动性（Agent）和体验性（Experience）（Gray et al.，2007）。能动性（Agency），即拥有主观意图去做出行为的感知能力，如自控、判断、交流、思考和记忆等；体验性（Experience），即拥有感知情绪体验的能力，如感觉到饥饿、恐惧、痛苦、快乐和意识等。人们在不同的实体中都能感知到心智，包括人类、非人类（例如动物等）和非生命体（例如机器人等）（Gray et al.，2007）。动物被认为比人类的能动性低得多，也就是说，缺乏更高的智力和复杂思考的能力。但是，动物仍然被认为具有一些基本情感的能力，尽管某些类型的情感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因为它们带有更复杂或更真实的情感方面，例如，怀旧（Myers et al.，2025）。物种与人类的“亲密度”和感知能力之间存在关系。哺乳动物的心智知觉排名最高，其次是鸟类，然后是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人们通常更喜欢并认为那些与人类有系统发育相似的动物更有能力（Potocka & Bielecki，2023）。女性将更高的认知和情感能力归因于动物，这一发现也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这些研究表明，女性通常对动物更有同理心，更愿意将特征归因于动物（Hills，1995）。保护组织成员身份对动物认知和情感能力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因为加入保护组织的人通常比不是成员的人对动物有更积极的态度和关心（Falk & Adelman，2003）。除此以外，年龄和教育程度也影响人们感知动物的心智知觉，年龄对动物的认知和情绪能力有负面预测，较高的教育程度与感知较高的动物心智知觉相关（Maust-Mohl et al.，2012）。

心智知觉（Mind Perception）是影响道德地位的重要因素（Bastian et al.，2012；K. Gray et al.，2012；Sytsma & Machery，2012）。研究表明，对于感知到具有体验性心智能力的实体，人们会赋予其更多的道德权益（Moral Rights）；对于感知到具有能动性心智能力的实体，人们会赋予其更多的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K. Gray et al.，2012）。心智能力（包括能动性和感受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更值得人类做出道德考虑，与对动物的暴力行为呈负相关（Potocka，2022）。相比于非传统宠物（蛇类、虫类、蜥蜴类等），传统宠物（狗类、猫类、鸟类、鱼类、龟类、兔类）因为其高感受性、能动性，从而被人类感知到比非传统宠物更高的道德地位（徐科朋 等，2023）。接触自然能够增强个体对外群体成员的人性化归因，并进一步促进亲社会行为（Cheng et al.，2024）。这一效应可能具有认知拓展性，能够延伸至非人类生物，从而提升人们对动物的心智知觉感知。自然接触更多的个体可能减少对动物 “非人化”倾向，进而增加对动物的心智知觉感知。因此，当我们探讨接触自然对人类的动物道德地位感知时，感知到的动物心智知觉是一个重要维度。

1.3.2 物质主义的中介作用

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个人或群体对物质财产、地位和形象价值的追求与过分强调，除了个人层面的追求外，物质主义也可以体现在群体层面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中。物质主义者认为财产、地位和形象价值是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来源，因此不断从外部目标中寻求满足，重视获取和拥有财物，并用其来评判自己或他人的成功（Joye et al.，2020；Kasser，2016）。尽管物质主义普遍存在，但它仍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多种有害影响（Kasser，2016）。例如，追求财富、地位和受欢迎程度的人更可能参与赌博和信用过度使用等风险活动，这可能削弱他们的财务和情感安全。物质主义者将“名声和财富”置于其他有价值的目标之上，通常会减少在可能提升自身的活动和目标上的时间，例如发展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获得新体验，或志愿服务和帮助他人。此外，对物质所有权的无休止追求产生了废弃物，并加重了土地、水和能源等集体资源的负担，从而危及环境以及当代和未来世代的福祉（Joye et al.，2020）。

物质主义与自我中心有关，物质主义者常常将自我放在重要的位置，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容易表现出疏离和冷漠、自恋和对他人缺乏关心等负面情绪（Fournier & Richins，1991；Kasser，2016）。因此，物质主义可能通过降低对动物福利的关注来降低感知到的动物道德地位。研究显示，物质主义者更有可能弃养宠物，物质主义的狗主人在宠物狗身上发现了更多的行为问题，而这些行为问题影响了他们抛弃宠物的决定（Luna-Cortés，٢٠١٨）。进一步证明了物质主义者对动物的道德关怀水平较低。当我们探讨接触自然对人类的动物道德地位感知时，物质主义也是需要考察的一个变量。

2 未来研究展望与启示

综上所述，未来的研究应拓展研究视角，将生态环境维度纳入动物道德地位感知的研究框架，重点考察“接触自然”这一具体环境变量的影响。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尽管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探讨已逐渐从哲学思辨走向实证检验，但多数研究仍聚焦于个体差异、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等社会性因素，而对人与自然互动这一基础性维度的关注相对不足。实际上，人类对动物的道德认知不仅形成于社会文化语境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与自然环境互动经验的塑造。将生态环境变量引入研究体系，有助于突破现有研究囿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局限，为理解人与动物关系提供更具生态整体视野的解释框架。特别是“接触自然”这一变量，因其具有可操作性强、干预可能性高、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等优势，理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突破口。

2.1 拓展研究视角，关注接触自然的多样性

通过实证研究明确不同形式、时长的自然接触（如户外自然体验、室内自然景观接触等）与人类动物道德地位感知之间的相关性，检验自然接触对动物道德地位感知的提升效应及边界条件。具体而言，自然接触的形式丰富多样——从在森林、湿地、草原等原生自然环境中的深度体验，到城市公园、社区绿地等半人工化空间的日常活动，再到办公室绿植布置、自然纪录片观看、自然景观图像欣赏等室内接触方式——不同形式的自然接触可能在体验深度、感官卷入度、情感唤起强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对动物道德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接触时长的作用：是单次深度体验更能引发认知转变，还是持续性的日常接触更具累积效应？短暂接触是否足以激活道德认知的某些维度，而长期接触是否更能促成稳定的态度转变？此外，自然接触提升动物道德地位感知的效应是否因人群特征（如城乡背景、年龄阶段、既有环境态度）而异，是否因文化语境而有所调节，是否存在某种“最佳剂量”或“临界阈值”——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严谨的实证设计加以检验，方能形成可指导实践的科学依据。

2.2 深挖心理机制，构建整合性理论模型

深挖心理机制，系统探究接触自然影响动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内在路径。单纯确认自然接触与动物道德认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尚不足以揭示这一过程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因此，未来研究需将关注点从“是否相关”转向“如何作用”，深入考察自然接触通过何种心理过程塑造人类对动物的道德判断。可结合道德认知理论、亲环境心理理论等，重点分析心智知觉和物质主义等中介变量的作用。心智知觉理论认为，人类对某一实体赋予道德地位的前提，是感知其具有体验痛苦与快乐的能力（感受性）和自主行动与计划的能力（能动性）——自然接触可能通过增强对非人生命的感受性感知，提升动物的心智可见度，进而强化其应被纳入道德关怀范围的认知。另一方面，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往往使人关注利益得失、效率效益，可能抑制对动物内在价值的体认；而接触自然则有助于弱化物欲追求、唤起精神层面的满足，从而削弱物质主义的抑制作用，间接提升对动物道德地位的认同。除心智知觉与物质主义外，其他心理变量如共情倾向、敬畏感、生态世界观、与自然的联结感等，也可能在自然接触影响动物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或调节作用。对这些心理机制的深入揭示，不仅有助于完善相关理论模型，更能为设计针对性的教育干预与环境政策提供精准着力点——例如，若发现“敬畏感”是关键中介变量，则可开发以震撼性自然景观体验为核心的干预方案；若“心智知觉”发挥主导作用，则可借助叙事性内容增强动物的可感知心智特征。

2.3 丰富研究方法，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

在研究方法层面，未来研究宜采用多元方法相结合的策略，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行为实验、纵向追踪研究和田野干预实验等手段，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度与因果推断力。特别是纵向设计与追踪研究，有助于厘清自然接触影响动物道德认知的动态过程与时间效应，而跨文化比较研究则可以检验这一关系在不同自然观、宗教传统与伦理体系中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此外，神经影像学、生理测量等前沿方法的引入，也有望从更基础的层面揭示自然接触影响道德判断的生物机制。

2.4 强化实践应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实践意义上，厘清自然接触与动物道德地位感知之间的关系，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当前，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锐减、栖息地破坏加剧、野生动物贸易屡禁不止，这些问题的背后折射出人类对动物道德关怀的普遍不足。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类与自然的疏离日益加深，“自然缺失症”成为现代社会的隐忧——这一趋势可能进一步削弱人类对非人物种的情感联结与道德体认。在此背景下，探索自然接触如何重塑动物道德认知，不仅具有理论创新价值，更具有现实紧迫性：它提示我们，推动城市绿色空间建设、推广自然教育体验活动、营造亲自然的生活方式，不仅有助于公众身心健康，也可能成为拓展人类道德边界、促进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最终，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将为构建人类—动物—自然系统的可持续未来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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