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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负性情绪通常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挫折或损失时产生的焦虑、抑郁、愤怒等令人痛苦或厌恶的情感体验。高强度或持续性的负性情绪体验被视为个体心理健康受损的重要风险指标（邓旭阳 等，2023）。研究表明，负性情绪与个体的长期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发展潜能密切相关。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不仅与较差的心理适应、较低的学习效能感及更频繁的人际冲突显著相关，更是抑郁、焦虑等临床情绪障碍的重要风险因素（孙姗 等，2024）。青少年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情绪调控能力发展与情绪问题易感的重要时期。因此，探究青少年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系统考察其作用机制，对于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情绪问题、构建有效的心理健康促进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父母情绪社会化（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指父母通过情绪表达、情绪反应和情绪讨论等方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子女情绪发展的过程（Eisenberg et al.，1998），被认为是影响青少年情绪适应与心理健康的重要家庭因素。近年来，中国父母的情绪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情绪发展与负性情绪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近期研究表明，中国父母的情绪社会化策略与西方情境存在差异，除支持性策略（鼓励、解决问题）与非支持性策略（惩罚、忽视）外，中国父母还常使用说教策略（通过讲道理与强调规则进行引导）与最小化策略（淡化情绪问题的严重性）（Ding et al. ，2023）。

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社会化策略（如鼓励、情感认可与问题解决指导）有助于子女形成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而消极策略（如惩罚性反应、情感忽视）则可能阻碍其情绪发展，增加情绪困扰风险（Miller-Slough et al. ，2023；Rogers et al. ，2016）。然而，关于说教策略和最小化策略的影响，现有研究提供了初步但混杂的证据。国外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负性情绪的最小化反应与非支持性策略类似，可能阻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进而增加情绪失调的风险。然而，国内研究则发现了相反或中性的结果。例如，丁如一等学者（Ding et al. ，2023）在中国青少年样本中发现，最小化策略与支持性策略呈显著正相关，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无显著关联。这一发现提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最小化策略可能不属于典型的“非支持性”范畴，而具有特定的适应功能。类似地，说教策略同样与支持性策略呈正相关，且与父母的集体主义社会化目标（如孝道观念、集体意识）密切相关，是中文语境下具有文化适应性的情绪教养方式。鉴于上述策略的影响可能存在文化特异性，其在青少年情绪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神经质是个体在情绪稳定性上的差异人格特质，反映了个体情绪状态的稳定性及对负面刺激的易感性（林崇德，2004），高分者通常情绪不稳定，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Costa et al. ，1992）。根据Eisenberg的情绪社会化模型，父母的情绪教养与子女人格发展密切相关。相关研究也显示，消极的情绪社会化行为可能导致子女神经质水平升高。在缺乏情感支持与恰当情绪指导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更易发展为高神经质倾向（陈璐 等，2018）。此外，高神经质青少年往往对压力的耐受性更低，更易体验到消极情绪（乔庆伟 等，2021）。据此，神经质可能在父母情绪社会化与青少年负性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尽管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父母情绪社会化与神经质、负性情绪的关系，但神经质在这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还需要证据支持。本研究将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对这一关系进行探讨，为相关研究提供实证
依据。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选取湖南省某高中高一到高二年级的学生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开展问卷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676份，其中男生313名（46.3%），女生363名（53.7%）；高一533人（78.8%），高二143人（21.2%），被试者的年龄为14～18岁（15.38±0.57）。

2.2 工具

2.2.1 父母对中国青少年负面情绪反应量表

采用丁如一等人编制的父母对中国青少年负面情绪反应量表（Parental Varied Responses to Chinese Adolescents’ Negative Emotions，PVRCANE）测量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在其面临负性情绪时采取的不同回应方式（Ding et al.，2023）。量表共包含七个维度：鼓励表达、问题解决、情绪安慰、惩罚、父母烦躁、最小化与说教，采用7点李克特计分（1=“强烈不同意”，7=“强烈同意”）。其中，鼓励表达、问题解决和情绪安慰三个维度合并为支持性策略，惩罚和父母烦躁两个维度合并为非支持性策略。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感知到的某种父母情绪社会化策略的使用频率越高或强度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8，各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支持性策略0.973、非支持性策略0.962、最小化策略0.943、说教策略0.928。

2.2.2 抑郁—焦虑—应激自评量表

采用抑郁—焦虑—应激自评量表简版（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21，DASS-21）的简体中文版（龚栩 等，2010）对被试的负性情绪进行测量。该量表由洛维邦德等人于1995年编制，共包含21个条目，分为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含7个条目。量表采用4级计分，从“0”（不符合）到“3”（总是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被试所体验的负性情绪水平越高。参考已有研究做法，本研究将抑郁与焦虑两个分量表的得分合并，作为衡量个体负性情绪的指标。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焦虑与抑郁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34和0.857。

2.2.3 艾森克人格问卷（青少年版）

采用龚耀先（1984）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青少年版）（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Adolescent Version）中的神经质分量表（龚耀先，1984），用以评估青少年的情绪稳定性水平。该分量表共包含24个条目（如“很多念头占据你的头脑，使你不能入睡吗？”），采用“是/否”两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神经质水平越高，情绪越不稳定。在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0。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7.0及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随后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由于父母情绪社会化包括支持性策略、非支持性策略、最小化策略和说教策略四种类型，在对数据标准化处理后，本研究分别以这四种类型作为自变量，依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并进行结果报告。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数据结果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odsakoff et al. ，2003）。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24个，抽取的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22.77%，低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Person 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和父母支持性策略、最小化策略两两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父母非支持性策略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负性情绪与父母支持性策略、说教策略呈显著负相关，与神经质显著正相关。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表 1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variable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3 中介作用分析

分别以父母情绪社会化的四种策略维度为自变量，青少年负性情绪为因变量，性别、年级、独生子女作为控制变量，依次采用 Process 插件（Model 4）检验神经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表3可知，支持性策略显著负向预测神经质（β=-0.096，p<0.001）与负性情绪（β=-0.117，p<0.001），神经质正向预测负性情绪（β=0.402，p<0.001）。神经质在支持性策略与负性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038，95% CI［-0.064，-0.016］）。非支持性策略显著正向预测神经质（β=0.130，p<0.001），神经质正向预测负性情绪（β=0.533，p<0.001），但非支持性策略对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15，p>0.05），表明神经质在二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069，95% CI［0.037，0.106］）。最小化策略显著负向预测神经质（β=-0.146，p<0.001），神经质正向预测负性情绪（β=0.508，p<0.001），但最小化策略对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63，p>0.05），神经质在最小化策略与负性情绪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074，95% CI［-0.131，-0.029］）。说教策略对神经质（β=-0.042，p>0.05）与负性情绪（β=-0.202，p>0.05）的预测均不显著，中介效应不成立。

表 2 神经质在父母情绪社会化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

Tabl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uroticism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negative affect

表 3 神经质在父母情绪社会化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uroticism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negative affect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通过构建中介模型，考察了父母情绪社会化对青少年负性情绪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父母情绪社会化不仅可以预测青少年负性情绪，还可通过神经质的中介路径产生间接影响，且不同情绪社会化策略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4.1 父母情绪社会化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对不同父母情绪社会化策略对青少年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不同父母情绪社会化策略对青少年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父母支持性策略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负性情绪，这一发现符合情绪社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支持性策略通过提供情感认可和问题解决指导，直接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有助于其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与情绪安全感，从而降低负性情绪体验（Cui et al.，2020）。

然而，非支持性策略、最小化策略和说教策略对负性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结果看似与理论预期相悖，但可能源于以下原因。首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母的情绪反应往往与管教期望紧密交织。青少年可能将父母的非支持性行为（如批评、忽视）解读为“为你好”的关心表达，而非纯粹的情感拒绝，从而在短期内表现出情绪反应的顺从（Lin & Fu，1990）。这种文化特定的解释框架可能削弱了非支持策略对负性情绪的直接负面影响。其次，说教策略侧重于认知层面的引导与规则强调，而非直接的情感互动，其对情绪体验的影响可能更为间接和延迟。而本研究所采用的DASS-21测量的是个体过去一周的情绪状态，反映短期情绪波动而非长期情绪特质。父母情绪社会化的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长期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上，而非即时的情绪反应。因此，直接效应不显著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策略的潜在影响，其作用机制可能需要通过中介变量加以揭示。

4.2 神经质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除说教策略模型外，神经质在父母情绪社会化与青少年负性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父母支持性策略与最小化策略通过降低青少年的神经质水平（即提升情绪稳定性），进而降低其负性情绪；而非支持性策略则通过提高神经质水平间接增加负性情绪。这一发现揭示了家庭情绪环境对子女人格特质的塑造功能，以及人格特质在情绪社会化过程中的传导作用。

支持性策略对神经质的负向预测及其通过神经质对负性情绪产生的间接效应表明，父母采用情感认可与问题解决指导，有助于青少年形成更稳定平和的情绪反应模式，降低对压力的易感性（苑光宗 等，2011）在温暖支持的家庭氛围中，青少年得以安全地表达情绪、获得反馈，这种互动经验逐步内化为稳定的人格特质，使其在面对挫折时更少陷入焦虑与抑郁。

值得注意的是，最小化策略同样通过降低神经质进而减少负性情绪。结合中国文化背景，这一发现值得深入解读。父母对子女情绪的“最小化”有时并非纯粹的忽视，而是可能蕴含“不要小题大做”的教养意图（Shi，Fan，& Wang，2024）。在强调情绪克制与中庸之道的文化语境中，青少年可能在长期适应中将这种回应内化为对情绪的理性控制，反而表现出较低的情绪波动性（Ding et al.，2024）。这一文化特异性机制为理解中国家庭情绪教养的独特性提供了新视角，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非支持性策略则呈现不同的作用路径。该策略通过提高神经质水平间接增加负性情绪，且构成完全中介。非支持性策略（如惩罚、斥责）所营造的压抑情绪氛围，可能加剧青少年的情绪波动，使其对日常压力更敏感、更易陷入消极状态，从而削弱情绪调节能力（徐明霞 等，2024）。这一路径提示，非支持性策略虽然未对负性情绪产生直接即时影响，但通过塑造高神经质人格特质，构成了长期的情绪健康风险。

此外，说教策略的中介效应不成立。这可能与说教策略的性质有关：说教侧重于认知层面的引导与规训，而非直接的情感互动，因此对神经质这一情感性人格特质的塑造作用有限。说教策略的影响可能更多通过认知路径（如应对方式、归因风格）传导至情绪结果，这一推测有待后续研究检验。

综上所述，神经质是父母情绪社会化影响青少年负性情绪的重要传导机制。支持性策略与最小化策略通过稳定人格特质发挥保护作用，非支持性策略则通过激活人格风险释放伤害效应。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人格特质是家庭情绪教养影响个体情绪适应的重要桥梁，不同情绪社会化策略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需结合文化背景加以理解。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验证了父母情绪社会化对青少年负性情绪的影响及机制，从家庭情绪教养与人格特质双重视角进行了整合性解释，丰富了青少年情绪发展机制的研究证据。实践层面，本研究为家庭提升青少年情绪健康提供了明确指引：父母应重视自身情绪回应的方式，积极采用支持性策略，提升孩子的积极情绪。对于神经质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建议家庭与学校协同开展情绪调节训练，帮助其识别情绪触发点、建立适应性应对方式，从而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第一，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难以确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需采用纵向追踪或日记法研究，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时序关系及中介路径的稳定性。第二，样本主要来自某地区高中生，结论的普适性有待验证，未来应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年龄阶段及文化背景，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第三，数据均源于青少年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后续研究可结合父母报告、观察法或多源数据采集，提高研究的客观性。第四，本研究仅考察了神经质的中介作用，未来可纳入情绪调节策略、认知方式等变量，构建更全面的模型以揭示复杂影响机制。第五，本研究的实践启示有待干预研究验证，后续可开发针对父母情绪教养方式的干预项目，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评估其实际效果。

5 结论

（1）父母支持性策略对青少年负性情绪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2）神经质在父母支持性策略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起部分中介作用，在非支持性策略、最小化策略与负性情绪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 邓旭阳, 刘晓刚, 刘取芝, 等. (2023). 父母心理控制与大学生学习投入及负性情绪的关系: 挫败感和应对效能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1), 142-147, 126.

[2] 孙姗, 陈翩, 杨阳, 等. (2024). 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早期攻击行为: 情绪不安全感和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2(6), 784-790.

[3] Eisenberg N, Cumberland A & Spinrad T L. (1998).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9(4), 241-273.

[4] Ding R, Liu J, Luo Y, et al. (202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assessing parental varied responses to Chinese adolescents’ negative emotion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9(12), 2823-2848.

[5] Rogers M L, Halberstadt A G, Castro V L, et al. (2016). Matern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differentially predicts third-grade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lability. Emotion, 16(2), 280-291.

[6] Miller-Slough R, Parungao D, West C, et al. (2023). Emotion-related processes between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Evidence for bidirectional effects over tim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85(6), 489-503.

[7] 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 (2004). 《心理学大辞典》前言. 心理科学, (5), 1154.

[8] Costa P T & McCrae R R. (1992). Four ways five factors are basic.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6), 653-665.

[9] 陈璐, 张凤春, 尹慧, 等. (2018). 神经质在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抑郁症状间的中介效应.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7(3), 246-250.

[10] 乔庆伟, 孙崇勇, 刘凤英, 等. (2021). 青少年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37(6), 119-124, 132.

[11] 龚栩, 谢熹瑶, 徐蕊, 等. (2010).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4), 443-446.

[12] 龚耀先. (1984). 艾森克个性问卷在我国的修订. 心理科学通讯, (4), 13-20, 67.

[13]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et al.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14] Cui L, Criss M M, Ratliff E, et al. (2020). Longitudinal links between maternal and peer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adolescent girls’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6(3), 595-607.

[15] Lin C Y C & Fu V R. (1990). A comparison of child-rearing practices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Chinese, and Caucasian-American parents. Child Development, 61(2), 355-372.

[16] 苑光宗, 唐柳, 傅文青等 (2011).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49(7), 151-155.

[17] Shi Z, Fan L & Wang Q. (2024). Scrutinizing parental minimization reactions to adolescents’ negative emotions through the lens of Chinese cultur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34(2), 380-394.

[18] Ding R, He W, Liu T, et al. (2024). Unpacking maternal minimization response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Person-oriented” versus “emotion-oriented”. Emotion, 24(4), 1049-1067.

[19] 徐明霞, 曹雨倩, 焦子菡, 等. (2024). 职业院校学生人格特质、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职业教育, 13(5), 1517-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