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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中国社会在城镇化、劳动力市场转型及高等教育普及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呈现多元化调整趋势（靳小怡 等，2023；康文有，2024；孟伦，李雪，2025）。根据社会角色理论，性别刻板印象根植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分工，其强度会随着社会分工与实践的多元化而相应弱化（Eagly，2013）。这一理论预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实证支持，多项跨时研究表明，公众对性别特质的信念正发生系统性变迁
（Eagly et al.，2020）。

社会角色的变迁同步影响着个体的自我概念。性别角色，即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与性别相关联的人格特质与行为模式，其分布格局也随之演变。依据本姆（1974）的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可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及未分化四种类型。针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历时研究显示，其性别角色分布呈现出明确的去二元化趋势：双性化与未分化比例持续攀升，而传统的单性化（男性化与女性化）比例则显著下降（钱铭怡 等，2000；李静，2012）。

然而，在外显态度层面，个体的自我报告可能受到社会期许效应的影响。大量研究指出，内隐社会认知的变迁往往滞后于外显态度，表现出更高的稳定性（Charlesworth & Banaji，2022），这符合文化滞后假说与系统合理化理论（Jost & Banaji，1994）的预期。过往研究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证实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稳定存在（蔡华俭，杨治良，2002；Nosek等，2002；陈朝阳等，2015）。因此，为全面、准确地评估当代大学生的性别观念现状，有必要结合外显问卷与内隐测量（如内隐联想测验）进行综合
考察。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问题：首先，考察当代大学生外显性别刻板印象的现状及其与性别角色类型的关系；其次，通过内隐联想测验（IAT）探测其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存续状况，全面揭示社会变迁下青年性别自我概念的图景。

2 研究一 当代大学生外显性别刻板印象的现状及其与性别角色类型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网站的样本服务进行问卷发放，在被试知情同意下，采用方便抽样法对江苏某二本院校的998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共计有效人数为825人，有效率为83%。其中，男生共285人，女生共540人，年龄范围为18～24岁。

2.2 研究工具

（1）新编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

采用刘电芝等（2011）编制的新编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对大学生进行性别角色分类。该量表共有50个题项，采用1（“完全符合”）～7（“完全不符合”）级评分，分值越高代表形容词描述越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该量表分为三种不同性别化量表：男性化量表（16个题目）体现工具性特质；女性化量表（16个题目）反映出表达性特质；中性化量表则有18个题目。本研究中三个性别化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91、0.89、0.68，总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适用于后续进行分析。该量表，验证性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如表1所示。因此，本研究的测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根据问卷结构，按男性分量表得分（M）和女性分量表得分（F）的中位数，即男性为5.13，女性为5.33，将性别角色分为四类：未分化，M<5.13，F<5.33；女性化，M<5.13，F≥5.33；男性化，M≥5.13，F<5.33；双性化，M≥5.13，F≥5.33。

（2）性别刻板印象问卷

本研究采用钱铭怡等（1999）编制的性别刻板印象问卷。该量表采用6级李克特量表分值设计，0代表“不清楚”，1代表“男性胜过女性”，2代表“男性稍胜过女性”，3代表“两性间无差异”，4代表“女性稍胜过男性”，5代表“女性胜过男性”。基于1999年钱铭怡等的研究结果，对性别刻板印象问卷进行修订，选取其研究结果中表明有性别刻板印象的38项条目，用于后续研究。本研究中性别刻板印象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适用于后续进行分析。

表 1 新编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的整体拟合系数表

Table 1 Overall fit indices of the new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role scale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2.4 结果

（1）性别角色的变迁

对新编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可得大学生性别角色分布概况，如表2所示。研究发现，大学生性别角色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非单性化占比最高（72%），双性化和未分化分别占比36.38%、35.67%，比例接近；女性化次之占比16.18%；男性化最少，仅占11.77%。

表 2 大学生不同类型性别角色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gender role typ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相较于钱铭怡等人在1999年（钱铭怡 等，1999）以及刘电芝等人在2009（刘电芝，1009）年的研究，双性化和未分化比例显著上升，如图1所示。

参照钱铭怡团队的量化标准（钱铭怡 等，1999），本研究首先对大学生样本进行整体分析。全体被试仅认为攻击性、冲动性为男性占优特质，直觉、善解人意、书面表达能力、观察能力为女性占优特质，而智力、从众性等9项特质被认为两性无差异。而1999年被认为男性占优的特质有12项，女性占优的有9项，当代大学生认知中存在性别差异的特质大幅减少。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1999年指的是钱铭怡等人的调查
结果。

图 1 性别角色25年间的比例变化图

Figure 1 Proportional changes in gender roles over a 25-year period

表 3 被试的性别刻板印象（N=825）

Table 3 Gender stereotypes of the participants (N=825)

性别刻板印象具体内容可能因个体性别角色类型而异。四类性别角色群体共同认为攻击性为男性占优，智力、从众性等为两性无差异，直觉、善解人意为女性占优。双性化个体的性别化判断最少，仅额外认可书面表达能力等少数女性占优特质；未分化个体则将大量特质归为两性无差异，包含往年研究中男性占优的成就动机、女性占优的躯体平衡能力等14项特质；女性化个体持有最多的女性优势特质认知，男性化个体对女性优势的认知更偏向工具性能力。结果如表4
所示。

表 4 不同性别角色的被试的性别刻板印象（N=825）

Table 4 Comparison of specific gender stereotype items across four gender role types (N=825)

注：*各性别角色被试在该项目上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差异在0.05的水平显著；**各性别角色被试在该项目上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差异在0.01的水平显著。

方差分析显示，28个项目在不同性别角色类型间差异显著（df=3，p<0.05），而基于生理性别的独立样本t检验在所有项目上均未达显著（p>0.05），表明性别角色类型比生理性别更能解释刻板印象认知差异。

（2）不同性别角色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各性别角色在刻板印象总分上差异显著（F=68.53，df=3，η2=0.026，p<0.001）。LSD多重比较表明，双性化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未分化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组（p<0.001）。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各性别角色在性别刻板印象上存在显著差异，如表5所示。

表 5 各性别角色的性别刻板印象描述性统计（N=825）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gender stereotype scores by gender role (N=825)

注：*.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2.5 讨论

钱铭怡等（2000）研究发现，当年性别角色分布相对均衡，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个体的占比分别为23.5%、22.4%、27.9%以及26.2%。而本研究已发现，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呈现双性化与未分化占绝对主导（合计达72%）的特点，传统单性化比例（28%）显著下降。外显测量中多数特质被视为“两性无差异”，性别刻板印象项目大量减少，表明性别刻板印象明显弱化。但外显问卷可能受社会期望效应干扰，无法完全反映无意识层面的认知，因此研究二拟通过IAT实验进行内隐测量，验证性别刻板印象是否在自动化加工层面同样消失，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3 研究二：性别角色中的内隐刻板印象

3.1 目的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AT），深入考察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是否存在针对性别角色的内隐刻板印象。

3.2 被试

本研究通过公开招募120名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参与者其中男性58名，女性62名，年龄从18岁至22岁（M=19.43，SD=1.26）。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无色盲或色弱。剔除无效数据后，保留有效数据117份，其中，男生55人，女生62人，平均年龄19.46±1.27岁。实验结束后，主试告知被试实验的真实目的，并支付一定报酬。

3.3 实验设计

采用2（概念词与属性词组合的相容性：相容和不相容）×2（性别：男性和女性）混合设计。相容条件指男性名字与典型男性特质词配对、女性名字与典型女性特质词配对；不相容条件则指男性名字与典型女性特质词配对、女性名字与典型男性特质词配对。被试性别为被试间变量，概念词与属性词组合的相容性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在相容、不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

3.4 实验材料

根据佐斌等在实验中选取的实验材料选取了10个男性名字和10个女性名字作为概念词。根据钱铭怡等编制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分别挑选出10个形容男性和10个形容女性的正性词语作为属性词。

3.5 实验程序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主试首先告知他们实验的整个流程和注意事项。随后，被试开始单独完成基于E-prime2.0软件编制的内隐联想测验（IAT），所有视觉刺激均以随机顺序呈现在显示器中央位置。

IAT实验共设五个测试部分，正式实验前对被试进行充分操作练习，待其熟练掌握后启动测试。各部分流程依次为：（1）概念词分类，被试按f键判断男性名字、j键判断女性名字，共20试次；（2）属性词分类，按f键判断男性特质词、j键判断女性特质词，共20试次；（3）相容联合判断，男性名字+男性形容词按f键、女性名字+女性形容词按j键，共20试次；（4）概念词反向分类，调换按键规则，男性名字按 j 键、女性名字按f键，共20试次；（5）不相容联合判断，男性名字+女性形容词按j键、女性名字+男性形容词按f键，共20试次。所有试次均以1000ms中央注视点“+”引导，随后刺激材料随机呈现在屏幕中央，呈现时长3000ms，被试完成按键反应后进入下一试次，依此循环。具体流程如表6
所示。

表 6 IAT测验步骤

Table 6 Procedure of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3.6 实验结果

配对t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在男性被试群体中，
t（54）=1.51，p> 0.05，Bonferroni校正，95%CI［-44.15，75.87］，Cohen’s d=0.22，即男生被试不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在女性被试群体中，t（61）=-0.92，p>0.05，Bonferroni校正，95%CI［-22.68，44.78］，Cohen’s d=-0.14，即女性被试不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在所有被试中，t=0.41，p>0.05，Bonferroni校正，95%CI［0.10，21.99］，Cohen’s d=0.04，即所有被试不存在性别刻板印象。结果表明，在内隐层面，未在群体水平上检测到显著的性别刻板印象。

表 7 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N=117）

Table 7 Reaction times in compatible and incompatible tasks by participant group (N=117)

3.7 讨论

通过内隐联想测验（IAT）对被试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测量结果显示，一致任务（男性姓名-男性形容词）与不一致任务（男性姓名-女性形容词）的平均反应时未达统计学显著差异。依据IAT的理论机制，若存在内隐性别刻板印象，概念词与属性词的不相容联结会引发认知冲突，导致不一致任务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一致任务。然而本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在不一致任务中反应时未显著延长，未表现出显著认知冲突。说明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未检测到显著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在内隐层面同样呈现弱化趋势。

综合研究一与研究二的结果，大学生群体的外显和内隐性别刻板印象均显著弱化，这与社会变迁趋势相呼应。Cichy等人（2007）研究表明，父亲对于婚姻的角色态度会影响子女的性别角色，且随子女自身教育水平的提高，其性别角色观念会随之改变。随着大众教育水平逐渐提高，两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参与边界逐渐模糊，社会分工更趋多元，人们的社会角色发生改变，导致人们的性别印象逐渐趋于平等，于是出现了大学生外显和内隐性别刻板印象弱化的现象。

4 讨论

本研究核心发现为性别角色分布呈现去二元化趋势，双性化与未分化合计占比72%；外显层面性别刻板印象项目大幅减少，双性化个体性别化判断最少；内隐层面未检测到显著刻板印象效应。

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呈现双性化与未分化并存的态势，并非偶然。从1999年各类型分布相对均衡（钱铭怡 等，1999），到2009年双性化与未分化比例超越传统单性化（刘电芝 等，2009），再到本研究中两者占据绝对主导，这一趋势在同期其他研究中亦得到验证（向前 等，2024；罗丹丹 等，2025），印证了生物社会理论的观点：社会条件塑造性别角色观念，当两性社会角色趋于一体时，心理特质也更具相似性（Eagly & Wood，2011）。本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跨文化证据，也反映出性别平等观念的切实影响。

相较于1999年，外显性别刻板印象数量明显减少，反映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弱化与性别角色共识的改变。这一变化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社会分类的多元化使个体不再仅被性别标签定义，职业、阶层等多重分类减少了性别认知偏差（温芳芳，佐斌，2019；刘江鑫，2024）。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女性话语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性传播者更倾向于传播消弭性别差异的内容（吕行，钟年，2016），推动了性别认知的多元化。但需注意的是，性别刻板印象在非言语情绪知觉、大语言模型共情判断等认知领域仍有残留（蒋重清，龙彦伶，2024；戴逸清 等，2026），提示性别观念的现代化仍存在隐性挑战。

双性化与未分化个体在性别刻板印象数量上的差异，反映了其性别认同成熟度的不同。双性化个体持有最少的性别化判断，认可女性在语言、观察等方面的客观优势，这与Bem双性化理论中“双性化个体具有成熟认知应对方式”的观点一致（Bem，1974）。过往研究也证实，双性化个体在人际交往、主观幸福感等方面表现更优（金雪莲，王欣，2021；罗丹丹 等，2025）。而未分化个体性别自我概念相对模糊，将多数特质归为两性无差异，脑成像研究提示其自我相关信息处理效率较低（任思博，2024），为这一差异提供了神经机制层面的解释。

本研究中IAT未检测到显著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效应，这与系统合理化理论中“内隐态度滞后于外显态度”的预期不完全一致，但并非否定该理论，而是说明内隐社会认知并非一成不变。内隐印象的更新受新信息特性的重要影响（温芳芳，佐斌，2023），新媒体时代高诊断性信息的广泛传播可能加速了这一更新（王财玉，雷雳，2013）。同时需注意，IAT存在局限性，无法明确内隐偏向的具体方向，且内隐性别刻板印象在其他领域（如领导力、颜色认知）仍有体现（向前 等，2025；贾伟，陈毅文，2022），未来可采用内隐关系评估程序（IRAP）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横断数据难以推断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纵向设计。第二，仅考察认知层面，行为层面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第三，IAT无法确定内隐偏向的具体方向，可结合IRAP程序深入探讨。第四，对新媒体重塑性别角色的具体机制探讨不足，未来应深入分析其建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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