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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排斥的概念界定与类型分化

1.1 社会排斥的概念演变与核心内涵

社会排斥是普遍存在的多层面社会现象，但因复杂性导致学界定义尚未统一，其概念演变呈现清晰的递进逻辑。早期定义聚焦归属需求受阻的核心特征：麦克唐纳等人（MacDonald et al.，2005）认为社会排斥是个体被渴望建立关系的他人/团体拒绝、贬低，导致归属需求无法实现的现象；特温格等人（Twenge et al.，2007）进一步明确，社会排斥是个体未被家庭成员、同伴等社会团体接纳，归属需求受阻碍的社会现象。国内研究归纳总结后强化了定义的过程性与多需要指向，提出社会排斥是个体被某一团体或其他人所排斥后，导致个体基本心理需要（主要指归属需要和关系需要）受挫的现象和过程（杜建政 等，2008）。近期研究呈现两大拓展方向：一是从行为功能视角，将社会排斥界定为关系攻击的微妙形式（Timeo et al.，2020）；二是从心理威胁本质视角，强调社会排斥是引发痛苦体验、威胁多维度心理需要的经历（Büttner et al.，2024）。

本研究结合核心研究问题（探究不同社会排斥类型对合作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机制），采用比特纳等人（Büttner et al.，2024）的定义，即社会排斥是发生在各类背景与关系中被拒绝或忽视的痛苦经历，且该经历会对归属感、自尊、控制感和存在意义等核心心理需要造成强力威胁。该定义涵盖的多维度心理需要威胁契合需要威胁模型的核心框架，可为本研究区分社会拒绝（威胁归属/自尊）与社会忽视（威胁控制感/存在意义）的差异化效应提供理论支撑，同时“痛苦体验”的表述也能兼顾不同排斥类型的共同心理基础，为后续对比分析共性心理反应与特异性机制奠定概念基础。

社会排斥的多维度心理需要威胁，也直接体现在主观情绪体验上。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实验操纵，社会排斥常伴随负面主观体验，能够引发个体的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Gerber & Wheeler，2009）。大量研究表明，排斥个体会报告更多的负面体验，经历过社会排斥的个体会表现出积极情绪的下降以及消极情绪的增多（陈晨 等，2017；Fuhrmann et al.，2019；Williams et al.，2000）。

1.2 社会排斥的类型分离：从单一构念到二元划分

由于社会排斥表现形式存在本质差异，其心理效应与后续行为影响也有所不同。莫尔登等人（Molden et al.，2009）基于表现形式的直接性对社会排斥进行了二元划分，将其划分为社会拒绝（直接、明确的排斥对待与消极评价）与社会忽视（隐性、间接的无视，无明确反馈），并提出：直接的社会拒绝会激活防御性动机，而间接的社会忽视会引发提升性动机，二者的心理反应存在显著差异。

现有研究针对社会排斥的影响提出了大量的理论框架（程苏 等，2011；杨晓莉，魏丽，2017；Williams，2009），形成了两大对立假说。需要威胁时间模型（Temporal Model of Need-Threat Model；Williams et al.，2009）为解析社会排斥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核心理论框架。该模型将社会排斥的心理和行为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反射阶段（即时痛苦体验），个体仅表现出普遍的痛苦与负面情绪，未出现差异化行为倾向；反思阶段（主动应对阶段），个体尝试从需要威胁中恢复，行为反应呈现显著分化；退避阶段（持续排斥后），个体陷入疏离与无助，出现显著的行为消极倾向。

图 1 需求威胁时间模型

Figure 1 Temporal model of need-threat model

两大假说的争议本质上源于对反思阶段差异化行为的聚焦，且与排斥类型的未区分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争议核心可通过阶段与社会排斥类型的交互逻辑解释：（1）攻击性假说：当排斥类型为社会拒绝（直接、明确的排斥，威胁归属与自尊）时，个体在反思阶段激活防御性动机，通过降低共情关切削弱对他人需求的感知，进而减少合作行为（Brinker et al.，2023；Twenge et al.，2007）。例如Twenge等人（2007）操纵社会拒绝，发现被排斥者对陌生人的合作水平显著下降，契合攻击性假说。（2）重连接假说：当排斥类型为社会忽视（隐性、间接的无视，威胁控制感与存在意义）时，个体在反思阶段激活提升性动机，通过增加亲社会与合作行为重新寻求人际联结，以修复需要威胁（Debono et al.，2020）。德博诺等人（Debono et al.，2020）通过虚假同伴无明确反馈操纵社会忽视，发现被忽视者参与陌生人交友项目的亲社会意愿显著高于社会拒绝者，印证了重连接假说。

现有研究未区分排斥类型（混用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是导致两大假说矛盾的关键原因。

1.3 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的核心差异

从需要威胁理论的核心视角来看，直接的社会拒绝主要威胁了个体的归属感和自尊，从而产生强烈的归属需要；相对而言，含蓄的社会忽视则主要威胁了个体的控制感和意义感，从而产生相应的控制需要。社会排斥的不同表现形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Molden等人（2009）发现，社会忽视与社会拒绝引起的动机和情绪反应存在差异。在另一项研究中，遭到社会忽视的个体比经历社会拒绝的个体表现出了更多的助人意愿（李沛沛等，2017），这一结果也初步印证了二者激活动机的差异性（防御性动机 vs提升性动机）。

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也发现了这两种社会排斥会引发个体不同的反应。Sinha和Lu（2019）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关注的社会忽视会启动个体抽象的高解释水平，而被拒绝则会启动更具体的低解释水平，从而引起其不同的偏好与行为选择。

2 不同社会排斥类型对合作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机制

2.1 合作行为的界定与社会困境情境

人们所面临的决策情境很多时候不仅涉及决策者本身，往往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即个体决策结果与他人的选择是相互依赖的。在生活中，这些情境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即个人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张力（刘长江，郝芳，2014）。具体而言，决策者追求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所谓的个人理性所驱动，但这样的选择很有可能会破坏集体的利益，造成集体性不一致的结果。这些个人与集体利益存在矛盾的情境即被称为社会困境（Kollock，1998；Messick & Brewer，2005）。其具有如下的两个特征：首先对某一特定个体而言，无论他人如何决策，选择背叛的个人收益总是比选择合作时更高；其次，当所有个体都选择合作时，集体的总收益将达到最大化，并且对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会更加有利（齐芳珠，2020）。

本研究意欲探讨这种社会困境中个体的合作行为，并将其定义为个体为了互动双方的共同利益而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行为（van Lange & Rand，2022）。要精准测量该定义下的合作行为，需选择适配的社会困境类范式。这类范式天然契合“放弃短期利己、追求共同利益”的核心逻辑，是合作行为研究的核心工具（Balliet，2010；Rand，2016）。常见的社会困境范式包括公共物品博弈、公共资源博弈、囚徒困境、最后通牒博弈等。本研究计划采用公共物品博弈为核心测量范式：多名被试各获得固定本金，需同时决定向公共账户的投资金额（未投资部分保留为个人收益）；公共账户总额乘以特定系数（系数<参与人数，保证“个人背叛收益＞合作”）后，平均分配给所有被试。

基于此，下文将从需要威胁模型（Williams，2009）的角度重点分析不同社会排斥类型如何通过差异化路径影响该情境下的合作行为。

2.2 不同社会排斥类型对信任的差异化影响及其合作效应

信任是合作行为的前提基础，指个体基于对他人可靠性的积极预期，愿意承担互动风险的心理状态（Dale & Zand，2016；Yamagishi & Yamagishi，1994）。社会困境中合作的本质是 “放弃短期利己、承担被背叛风险以追求长期共同利益”，因此信任是合作决策的必要前提，只有当个体信任他人会互惠合作时，才会主动付出代价。已有研究证实，信任水平与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在多轮博弈中，个体的信任水平与后续博弈的合作投入呈显著正相关，信任下降会直接导致合作行为减少（Xie et al.，2024）；社会排斥引发的信任下降会直接导致合作减少（代晨辉 等，2025）。

社会忽视对信任的削弱作用，源于其对个体效能需要（尤其是控制感）的威胁（Williams，2009）。这一效应得到了人际不确定性理论（Kelley，1971）与人际信任模型（Yamagishi & Yamagishi，1994）的双重支撑。

根据凯利（Kelley，1971）的人际不确定性理论，人际互动的稳定开展依赖行为可预判性与因果可控性：个体需能够预判他人的行为反应，并理解行为背后的因果逻辑，才能形成稳定的互动预期。社会忽视作为一种被动、间接的排斥形式，未向个体提供“为何被排斥”的明确反馈（如群体仅无视个体存在，无主动拒绝行为）。这种信息缺失会直接导致个体对人际环境的控制感丧失，个体无法预判他人行为、无法通过互动调整自身策略，进而陷入Kelley（1971）所描述的“人际不确定性困境”：无法预判他人是否会合作、无法通过调整自身行为改变互动结果，进而丧失对人际环境的控制感。

结合山岸（Yamagishi，1994）的人际信任模型，信任的本质是对他人合作行为的积极预期与愿意承担风险的决策，而这种积极预期高度依赖环境确定性。社会忽视引发的人际不确定性，会从两个层面显著降低个体的信任水平：一方面，个体因无法评估他人的合作倾向，会启动风险规避的认知偏差，默认将人际环境归为高风险情境，倾向于高估负面人际事件（如被背叛、被利用）的发生概率（Whitson & Galinsky，2008）；另一方面，控制感缺失会激发规避不确定性的防御本能，使个体减少对他人的信任投入，避免因信任错配承受额外损失。

此外，社会忽视引发焦虑等负面情绪会对信任形成“二次侵蚀”。已有研究证实，社会排斥本身即会激活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Gerber & Wheeler，2009），而社会忽视的模糊性会放大这种情绪反应。这种强化的负面情绪会进一步扭曲个体的社会认知。焦虑状态下，个体对他人行为的解读更倾向于负面（如将中性互动视为潜在排斥信号），进而降低对他人的信任评价；同时情绪耗竭会削弱个体的信任风险承担能力，使其更倾向于选择“不信任”以规避潜在伤害。

与社会忽视不同，社会拒绝对信任的影响呈现出有限性特征。尽管社会拒绝同样会引发负面情绪（如愤怒、挫败感），但其传递的“明确排斥信号”（如明确告知不被群体接受）反而成为限制信任过度下降的关键因素。

根据韦纳（Weiner，1985）的归因理论，个体对负面事件的归因会影响其情绪与后续行为：当负面事件（如社会排斥）的原因可明确归因于特定对象的主观意愿（而非环境的普遍特征）时，个体的负面反应会聚焦于该特定对象，不会泛化到其他场景或个体。社会拒绝传递的是“明确排斥信号”（如明确告知你不被我们接纳），使个体能将排斥精准归因于特定群体/个体的主观选择，而非所有他人都不可靠或人际环境本身具有风险。一方面，明确信号使个体能精准定位排斥源（如特定群体而非所有他人），避免将对排斥者的不信任泛化为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怀疑，从而维持对无关他人的基本信任水平；另一方面，明确归因让个体能够通过针对性策略（如远离排斥源、寻求新的社交联结）应对排斥，而非陷入无差别规避的信任防御，这种可控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信任的下降幅度。

上述理论机制得到实证研究的直接支持。刘天明（2021）通过多轮公共物品博弈实验发现，针对社会忽视引发的合作损伤，采用 “多轮友好交互” 的信任重建策略可显著提升个体合作水平，社会拒绝则无效。这一结果清晰表明：社会忽视对合作的损伤核心在于信任破坏，当信任得到重建，合作行为即可恢复；而社会拒绝对合作的损伤与信任无关，因此信任重建策略无法修复其合作水平。

2.3 不同社会排斥类型对亲社会动机的差异化影响及其合作效应

亲社会动机是合作行为的利他内核，指个体主动付出以促进他人或集体利益的欲望（朱栓蔚 等，2024），是合作行为的内在驱动内核：亲社会动机强的个体更倾向于以集体理性行动，主动选择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而亲自我动机强的个体则倾向于个体理性，选择背叛以最大化个人利益（van Lange & Rand，2022）。已有研究证实，亲社会动机对合作行为具有稳定驱动作用：罗俊等（2022）发现，即使在强竞争压力下，亲社会动机仍能显著提升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投入；纵向研究也证实，亲社会动机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可维持9个月以上，未随时间衰减（Zhou et al.，2025）。

社会拒绝作为主动、明确的排斥形式，其核心威胁指向个体的关系需要，具体表现为对归属感与自尊的双重冲击（Williams，2009）。这种威胁会通过两条路径削弱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一方面，为恢复受损的自尊或寻求外部关注，被拒绝者易激活攻击性应对策略，如Twenge等（2007）的研究所示，社会拒绝会使个体更负面地加工环境刺激，通过提升攻击性行为释放排斥引发的情绪张力，而攻击性倾向的增强直接与合作意愿的降低呈负相关，进而抑制合作行为；另一方面，社会拒绝传递的“明确排斥信号”会打破个体与他人的友好联结预期，这种联结断裂感会抑制个体对他人的关心与同情。Twenge等（2007）在研究中发现，被拒绝者对陌生人的捐赠金额、志愿参与意愿显著低于对照组，其本质是社会拒绝削弱了共情关切这一亲社会动机的核心成分。此外，社会拒绝还会引发强烈的挫败感（Rohner & Lansford，2017），这种情绪痛苦会进一步激化愤怒情绪，降低亲社会动机，加剧合作行为的减少。瓦拉塞克等人（Walasek et al.，2019）的研究进一步为该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采用公共物品博弈范式发现，社会排斥会通过削弱个体的亲社会动机，显著降低其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水平。

社会忽视作为被动、模糊的排斥形式，其对亲社会动机的影响在理论与实证层面均存在争议。根据需要威胁模型（Williams，2009）的逻辑，社会忽视未提供明确的排斥意图信号（如群体未主动拒绝，仅表现为无视），因此对关系需要的威胁更隐蔽、更温和，理论上对亲社会动机的削弱效应应弱于社会拒绝。这一推测得到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如李沛沛等（2017）通过回忆范式操纵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发现被拒绝组的助人意愿（如帮助捡起散落的物品、参与公益志愿活动）显著低于被忽视组与对照组，而被忽视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表明模糊的忽视信号未显著抑制个体的亲社会动机。

2.4 研究范式的匹配与现有研究局限

目前大多研究混合排斥类型，且采用的社会排斥操纵范式存在差异（如部分用Cyberball、部分用回忆范式），而不同范式本质上会唤起不同类型的社会排斥（社会忽视/社会拒绝），这可能是导致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核心原因之一（罗怡，2023）。

心理学研究中用于操纵社会排斥的常用范式有网络任务范式与回忆范式，二者均能精准区分社会拒绝与社会忽视，契合本研究核心需求。（1）网络任务范式：一种新型的、基于网络社交平台的网络社会排斥范式，通过操纵被试完成网络任务后得到的反馈来区分社会排斥类型，属于即时体验型范式，能有效唤起被试当下的排斥心理反应。（2）回忆范式：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排斥范式，通过引导被试回忆过往经历区分组别：排斥组回忆被他人/群体排斥的经历，接纳组回忆被接纳的经历，控制组回忆昨日随机事件（刘天明，2021）。其核心优势是可精准诱导特定类型的排斥——被试可清晰回忆“被忽视（社会忽视）”或“被明确拒绝（社会拒绝）”的具体场景，属于过往经历型范式，与网络任务范式形成时序互补，契合本研究区分社会排斥类型的核心需求。

现有研究已证实社会排斥对合作行为的显著影响，但仍存在诸多核心研究缺口：一是多将社会排斥视为单一构念，未区分社会忽视与社会拒绝的类型差异，无法揭示其影响合作行为的不同路径，这也是导致攻击性假说与重连接假说存在争议的核心原因；二是初步发现不同排斥类型对信任、亲社会动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未系统验证其作为社会排斥影响合作行为中介变量的完整中介路径；三是部分研究未根据排斥类型选择适配的操纵范式，导致研究结果的一致性与可靠性不足。

不同社会排斥类型对合作行为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机制已得到初步验证，社会忽视可能主要通过降低信任影响合作，社会拒绝可能主要通过削弱亲社会动机影响合作，二者的中介路径具有显著特异性。上述研究缺口的存在，使得不同社会排斥类型影响合作行为的具体机制尚未明确，亟需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系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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