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问题提出

“你是哪个星座的？”是当代年轻人社交场景中最常见的开场白之一。从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水逆退散”祈祷，到星座App用户量的持续攀升，星座占卜已从边缘的文化现象跃升为青年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亚文化景观（滕乐，李叶，2023）。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在18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有17%的人会通过星座、塔罗牌或算命来获得对自身有益的启示。但是，尽管星座占卜内容热度持续攀升，可真正相信“星体与行星位置能够影响人的生活”的成年人比例反而从2017年的29%微降至2024年的27%（Pew Research Center，2024）。这意味着，年轻人对星座占卜的接受和追捧更多表现为一种日常化的、娱乐性的符号消费与心理实践，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信仰。那么在一个以理性化、科学化为标志的时代，星座占卜作为一种被主流视为非科学的知识体系，为何反而在青年群体中获得持续的吸引力？

“星座占卜”主要指以西方占星学为基础、通过太阳星座及出生星盘解读个体性格、运势与人际关系的实践。当代青年群体接触和使用的是一种经过媒介化改造的轻型化版本，它剥离了传统占星学的复杂体系，简化为易于传播的标签化性格描述与运势预测。曾一果（2020）将其称为网络时代的“新俗信”，意即一种披着现代科学外衣、实则发挥着与传统民间信仰相似心理功能的媒介化文化形态，既非严肃信仰，亦非严谨科学，而是游走于娱乐与实用之间的日常心理工具。

心理学领域对星座占卜的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Tyson（1982）发现，人们咨询占星学的行为与生活压力水平有关，当压力增大时，即使平时不相信占星学的人也更倾向于寻求占星学的解释与慰藉。近年来，Sekhar与Simon（2023）针对印度年轻人的研究发现，对星座的信念与外控型控制点及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存在相关。国内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村高中生星座使用动机研究发现，青少年使用星座的核心动机是构建自我关系及人我关系，这其中既包括了解自我、预测未来等向内的心理需求，也包括构建共同话题、处理情感关系等向外的社交需求（王静娴 等，2016）。而曾一果（2020）则认为星座文化在形式上披着现代心理学的外衣，实质上发挥着与传统俗信相似的社会心理功能。

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当前心理学领域针对星座的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研究范式。这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星座信念与个体心理特质（如外倾性、神经质、自尊水平等）之间的关联，为我们理解星座信仰的人格基础提供了实证线索。然而，量化方法在揭示变量之间“是否相关”或“何种相关”方面具有优势，却难以有效回应关于心理过程与机制的问题。换言之，既有研究较少触及一个过程性问题：在当代青年群体中，星座占卜之所以获得广泛接受与持续追捧，其背后的心理过程究竟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过程性问题，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个体主观经验与意义建构过程的深入剖析，系统解释青年群体热衷星座占卜的心理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招募受访者，纳入标准为：（1）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2）近三个月内有星座占卜信息查阅、内容消费或日常讨论行为；（3）愿意分享自身经历与心理感受。研究之初暂不拟定访谈的人数，在样本饱和（即新增访谈不再产生新主题）时停止招募。为兼顾多元视角，本研究在性别、教育背景、职业类型及星座占卜卷入程度上力求多样。预访谈阶段选取2名符合纳入标准的有星座占卜经验者（1名在校大学生，1名职场新人）进行预访谈，用于检验访谈提纲的适用性并优化问题表述。最终共招募6名受访者（男性2人，女性4人），年龄在21～26岁之间，包括在校大学生及职场新人群体。

2.2 资料搜集

正式访谈围绕星座占卜的接触动机、使用情境、心理感受及意义建构等核心维度设计开放式问题，如“你如何看待星座占卜这一行为？”“促使你进行星座占卜的原因有哪些？”“星座占卜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内心体验？”等。访谈采用线上（腾讯会议、微信语音）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长约30至60分钟。访谈前，研究者向受访者说明研究目的、保密原则及自愿退出权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在征得同意后对全程进行录音。访谈过程中，根据访谈提纲与受访者进行深度交流，并视情况对访谈问题进行灵活调整与追问，以获取丰富、深入的第一手资料（陈向明，2025）。当从受访者处获取的信息达到饱和时结束访谈。

2.3 资料分析

2.3.1 基于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范式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以期探究“星座占卜”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作为一种系统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指在收集和分析质性资料的基础上，扎根在文本资料中通过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来自下而上地建构反映社会现象的理论（陈向明，2025）。首先，对逐字稿进行逐行逐句拆解，以开放态度提炼初始概念，形成自由节点，此即开放编码。其次，将开放编码中获得的初始类属进行聚类整合，探寻其内在关联与逻辑层次，形成更高层级的主类属，此即主轴编码。最后，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与整合，识别出能够统领整个研究的核心类属，构建理论框架，此即核心编码（Strauss & Corbin，1990）。整个分析过程在类属间不断比较，以确保理论饱和。

2.3.2 QSR Nvivo 12.0质性分析软件的应用

本研究借助QSR Nvivo 12.0质性分析软件（简称 N12）辅助资料管理及编码工作。将访谈逐字稿导入软件后，依次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与核心编码的节点创建与层级归类。N12软件的应用有效提升了编码整理的效率与系统性，便于研究者随时回溯原始文本、比较不同类属间的逻辑关系，并对编码节点进行动态调整与可视化呈现（刘世闵，李志伟，2017）。

2.4 信度和效度检验

2.4.1信度检验

本研究主要从两方面来提高资料与分析的信度（Flick，2002/2007）。在资料收集层面，通过强化访谈人员培训、在预访谈及首次访谈后对访谈内容与提纲进行检核以提升访谈资料的信度；同时，采用持续比较法（Glaser & Strauss，1967），对来自不同群体（在校大学生、职场新人）资料中的相同意义单元进行比较，实现资料的三角校正（Denzin，1978）。在资料分析层面，通过检视编码所衍生的各类范畴是否适用于分析其他段落或其他受访者资料，并考察相关分析能否在对照案例中获得正反两方面资料的支撑，从而提升分析过程的信度。

2.4.2 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参与者检验与非参与者检验以提升效度。首先，汇总两类检验者的反馈意见并逐一审核。当反馈与结果不一致或意见存在分歧时，研究者返回原始资料，通过个案间的持续比较与反思进行核验：若结果依据充分则予以保留，反之则据此修订，并依据心理学理论与研究规范向检验者做出合理解释，力求达成共识。通过上述程序，不同视角与层面的检验共同促进研究结果的效度。此外，本研究还采取多项措施，系统规避研究取样、研究者身份、资料搜集与分析等环节的潜在效度风险。

3 研究结果

3.1 登录与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分析的首要环节，旨在对原始资料进行逐行逐句的拆解、比较与概念化，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初始范畴（陈向明，2025）。将6份访谈逐字稿逐一导入N12软件，秉持开放态度，悬置个人既有理论与预设，对资料中与星座占卜心理过程相关的语句、段落进行逐级编码。

编码过程中，反复阅读原始文本，从受访者的日常表达中提取能够反映其心理活动与行为特征的意义单元。通过反复比较与提炼，研究者尽量使用贴近受访者原意的本土概念进行命名，同时兼顾概念之间的互斥性与逻辑层次。经过系统编码，如表1所示，本研究从6份访谈逐字稿中共抽取出49个码号，涉及383个参考点。这些码号涵盖了受访者在星座占卜过程中的动机触发、认知加工、情感体验及行为反应等多维度的心理内容，为后续的主轴编码与核心编码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3.2 类属分析：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49个初始码号进行归类与整合，建立类属之间的逻辑关联。研究者反复比较各自由节点的内涵与属性，依据其意义相似性、功能关联或过程顺序进行聚类。如表1所示，将“焦虑”“恐惧”“情绪低落”等码号归并为“消极情绪增加”；将“迷茫”“绝望”“颓废”等整合为“行为动力减弱”；将“自我效能感低”“认同感低”“控制感低”等纳入“无助感增强”；将“过分自责”“不合理归因”“宿命论”等合并为“非理性信念产生”，并且上述主类属共同指向“非理性倾向”。研究者在上述码号上围绕“星座占卜行为的心理过程”这一主题建立了7个新节点，分别为“非理性倾向”“缓解消极情绪”“增强行为动力”“丰富资源”“消极作用”“认知模式”，以及“行为表现”。

表 1 编码节点分布

Table 1 Encoding node distribution

其中，“非理性倾向”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或不确定性时，所产生的消极情绪、行为动力减弱、无助感增强及非理性信念，反映了星座占卜发生的心理前提即个体处于一种亟需外部解释来缓解内心失衡的状态；“缓解消极情绪”是指个体通过星座占卜获得心理慰藉、减少担忧、感到安心等情绪调节体验，帮助个体从负面情绪中暂时抽离；“增强行为动力”指个体从星座内容中获得建议、启发、方向感与对未来的把握感，促使个体从迷茫转向行动；“丰富资源”指个体通过星座占卜明晰内心想法、增强自我觉察，以及调整信念，体现了星座占卜在自我认知与意义建构层面的积极贡献；“消极作用”指星座占卜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揭示了星座占卜并非全然有益，存在一定的心理风险；“认知模式”是指个体对星座占卜信息的接受与理解方式，体现了个体是僵化地信奉星座内容，还是能够批判性、选择性地加以吸纳；“行为表现”指个体在星座占卜上的具体行为特征，包括行为频率、主动学习占卜知识及通过社交讨论熟悉其原理体现了星座占卜从偶发行为到日常实践的习惯化过程。以上七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星座占卜心理过程的核心要素，为进一步构建理论模型提供了基础。各维度的典型受访者语句示例如表2
所示。

表 2 访谈示例

Table 2 Interview examples

3.3 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已有访谈资料及编码结果，本研究采用归纳式分析路径构建理论模型。将前述提取的三个主题，即“星座占卜行为发生前的心理与行为状态”“星座占卜所发挥的功能”，以及“影响功能实现与持续的关键因素”。依据其内在逻辑关联加以整合，最终形成星座占卜的心理过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由七个核心维度构成，它们之间存在明确的递进与反馈关系。

具体而言，“非理性倾向”是触发星座占卜行为的心理前提。当个体面临压力、迷茫或不确定性时，消极情绪上升、行为动力减弱、无助感增强，并伴随宿命论与不合理归因等非理性信念。这一倾向促使个体寻求外部解释与心理支持，从而启动星座占卜行为。

星座占卜行为产生后，主要发挥三类积极作用：“缓解消极情绪”“增强行为动力”与“丰富资源”。其中，“缓解消极情绪”是最直接的即时效应，表现为心理慰藉、焦虑减少与情绪平复；“增强行为动力”体现为个体从星座内容中获得建议、方向感与对未来的把握感；“丰富资源”则指向更深层的认知收益，包括明晰内心想法、增强自我觉察及调整信念。这三类功能并非独立运作，而是相互关联。

然而，星座占卜行为同时存在“消极作用”，即可能带来额外消极情绪、主观能动性下降及被命运掌控感增强等负面后果。正向功能与消极作用之间构成张力：当正向效应占主导时，个体的消极状态得以改善，非理性倾向随之降低，星座占卜行为自然消退；当潜在影响凸显或正向效应不足时，个体则可能陷入反复求助的循环。

在上述过程中，“认知模式”与“行为表现”是两个关键的调节变量。“认知模式”反映个体对星座信息的信赖程度与接受灵活性，高灵活性有助于发挥正向功能，而僵化信赖则可能强化非理性倾向。“行为表现”涉及行为频率、知识掌握与社交讨论，适度的行为有助于心理调适，过度依赖则可能演变为习惯性依赖。

综上所述，该模型呈现出三角结构的逻辑链条。在压力与不确定性情境下，个体出现消极情绪增加、行为动力减弱、无助感增强及非理性信念产生，共同构成非理性倾向，进而触发星座占卜行为。该行为产生两类结果：积极作用包括缓解消极情绪、增强行动动力、丰富资源；消极作用包括产生消极情绪与主观能动性下降。在这一过程中，认知模式与行为表现起调节作用。

图 1 “星座占卜”的心理三角模型

Figure 1 The psychological triangle model of astrology divination

4 讨论

4.1 驱使年轻人星座占卜的心理与行为因素

本研究的编码结果发现，触发星座占卜行为的心理前提可归纳为四个维度：消极情绪增加、行为动力减弱、无助感增强与非理性信念产生，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非理性倾向”，这一发现与一项基于2100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相一致（王飞，台合语，2025），该研究指出学业压力、就业焦虑与未来迷茫感是大学生接触网络占星的主要动因。从编码分布来看，焦虑、控制感低等节点频繁出现，表明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与不确定性时，因缺乏对外部环境的掌控感，倾向于转向星座占卜这一可及性高、即时性强的解释系统。这与既有研究相呼应（苏丹，郑涌，2005），已有研究未发现星座与人格特质存在稳定显著相关，这意味着年轻人接受星座占卜并非基于其科学性，而是基于情感与认知需求的满足。换言之，星座占卜的吸引力不在于其真实，而在于其有用，它能够为个体提供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感与情绪上的慰藉。张涛（2025）也指出，星座占卜通过运势解读为挫折赋予看似合理性的解释，将暂时不顺归结为“水逆期”，恰好契合了年轻人应对不确定性的心理需求。本研究的宿命论、不合理归因等编码节点，正是这一机制的直观体现。

在上述四者之中，消极情绪与无助感具备较高的干预可及性，值得重点关注。就情绪维度而言，访谈材料显示，星座占卜的高频使用者普遍存在情绪调节资源相对有限、缺乏多元应对渠道的问题。Gross（2002）的研究证实，情绪调节资源匮乏的个体遭遇压力时，消极情绪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均显著偏高，且难以自行平复。当常规疏解途径失效时，星座占卜便作为一种“便捷出口”被纳入选择范围。据此，系统培养情绪调节技能，特别是认知重评与接纳训练，可有效削弱对占卜工具的依赖倾向。

转向无助感维度，社会支持网络的薄弱往往是其根源。Cohen与Wills（1985）提出的压力缓冲模型强调，社会支持不仅直接缓解心理不适，更能在危机时刻充当保护，协助个体重新评估困境并调动内外资源。本研究的访谈资料也表明，那些获得充足情感陪伴或实质援助的受访者，其无助体验有所降低，星座占卜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弱。因此，构建多元、稳固的社会支持系统是降低星座占卜依赖的另一可行路径。

4.2 年轻人接受和追捧星座占卜的心理结果

本研究发现，星座占卜对年轻人的心理影响呈现双重效应，既有积极的心理调适功能，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从积极方面来看，星座占卜首先发挥的是情绪调节作用。当个体面临压力或不确定性时，星座内容提供了一种即时可及的心理慰藉渠道，帮助其从焦虑、迷茫等负面情绪中暂时抽离（Tyson，1982）。其次，星座占卜具有认知引导功能。星座运势中蕴含的建议性话语，往往能够为处于决策困境中的个体提供方向感与行动参照，促使其从犹豫不决转向具体行动。再次，星座占卜还承载着自我认知的辅助功能。星座性格描述作为一种标签化的自我解读框架，为个体提供了反思自身特质与行为的契机，有助于增强自我觉察能力（滕乐，李叶，2023）。

从消极方面来看，星座占卜的过度使用可能带来若干负面后果。其一，当个体对星座预测内容过度当真时，原本用于缓解焦虑的工具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焦虑源，例如为预测中的“水逆”或“不顺”提前感到担忧。其二，长期依赖星座指引可能削弱个体的主动应对能力，使其逐渐形成外控型认知风格，倾向于将生活走向归因于不可控的外部力量而非自身努力。其三，频繁的星座占卜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回避性应对策略，个体借此逃避直面现实问题，反而延误了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基于上述双刃剑效应提出以下实践建议。第一，培养批判性使用习惯，重点干预“认知模式”这一调节变量，鼓励他们在查看星座信息后追问“这个建议对我真的适用吗”“我是否还有其他信息来源”，通过提升认知灵活性，帮助个体从被动接受转向选择性使用。第二，构建替代性的情绪支持系统，社会支持不足是触发星座占卜的前因之一，需要改善“行为表现”中的过度依赖倾向。高校和职场可建立朋辈支持小组、导师制度或员工帮助计划，为年轻人提供真实可及的情感陪伴与问题解决渠道。第三，顺势转化为自我探索工具，鉴于部分受访者能够从星座中获得自我觉察的积极体验，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可借用星座话语作为破冰工具，引导学生在轻松氛围中讨论自我认知、价值观与人生规划，将星座兴趣转化为心理成长的入口。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其一，样本量较小，且年龄集中于21～26岁，可能限制了理论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纳入不同年龄段、地域及教育背景的青年群体；其二，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未能追踪个体星座占卜行为与心理状态的动态演变过程，后续可采用纵向研究揭示其因果关系；其三，资料主要依赖自陈式访谈，可能存在社会称许性偏差，未来可结合行为实验或日记法进行多模态测量。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6名具有星座占卜经验的年轻人进行访谈，结果发现，年轻人接受和追捧“星座占卜”的原因，主要源于其在面临压力、迷茫与不确定性时所激发的非理性倾向，包括消极情绪增加、行为动力减弱、无助感增加与非理性信念的产生。从心理结果来看，星座占卜呈现双刃剑效应：适度使用可缓解情绪、提供行动参照、促进自我觉察；过度依赖则可能诱发额外焦虑、削弱自主应对能力，形成回避性应对模式。综上，星座占卜在青年群体中的流行，折射出其在不确定性时代中对心理调适功能的现实需求，但其使用需保持适度与批判性距离。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 (2025). 质性研究的本土探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刘世闵, 李志伟. (2017). 质化研究必备工具: NVivo10之图解与应用. 经济日报出版社.

[3] 苏丹, 郑涌. (2005). 质疑星座决定人格特质的实证研究. 心理科学, 28(1), 220-221.

[4] 滕乐, 李叶. (2023). 情感茧房与自我抵抗——一项基于青年女性星座爱好者媒介消费行为的质化研究. 新闻与写作, (8), 83-95.

[5] 王飞, 台合语. (2025). 观“星”而动: 大学生网络占星的精神困境与纾解之策——基于2100名大学生星座、塔罗牌占卜行为调查研究. 科学与无神论, (1), 59-73.

[6] 王静娴, 孙开霞, 何元庆. (2016). 农村高中生使用星座动机初探: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第十九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

[7] 曾一果. (2020). 网络社会的“新俗信”: 后亚文化视角下的“星座控”.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7(4), 20-28.

[8] 张涛. (2025). 星座文化的历史渊源与现代发展. 人民论坛, (4), 103-106.

[9]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310-357.

[10]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2nd ed.). McGraw-Hill.

[11] Flick, U. (2002/2007). 质性研究导引(李政贤, 廖志恒, 林静如 译).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2]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3] Gross J J. (2002).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Psychophysiology, 39(3), 281-291.

[14] Pew Research Center. (2024). New Age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the U.S.

[15] Sekhar S & Simon S. (2023). Belief in astrology, locus of control, and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mong young adult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6]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Sage Publications.

[17] Tyson G A. (1982). People who consult astrologers: A profil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7(1), 15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