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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主力军，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涯发展挑战（Savickas M L，2013）。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职业发展路径的多样化，都对大学生的生涯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Hirschi A，2012）。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如何帮助大学生找到人生方向、提升生涯适应力，成为教育界和心理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人生目的感是个体对生活意义和方向的主观体验，反映了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未来发展目标的认知与情感态度（Damon et al.，2003）。Damon等学者将人生目的定义为个体内心深处所追求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愿景，它不仅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重要驱动力，而且能跨越个体界限，对周围环境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兰公瑞、李厚仪等学者指出，人生目的是个体渴望实现的目标，首先对自我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对超越个人范畴的世界产生影响的稳定而概括性的意图（兰公瑞 等，2017）。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就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大学生群体在面临学业压力、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等多重挑战时，其人生目的感的构建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Bronk，2014）。研究发现，明确的人生目的感不仅有助于个体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还能激发内在动机，促进自身积极发展（McKnight & Kashdan，2009）。

生涯适应力作为个体在面对职业发展过程中各种变化和挑战时所表现出的适应能力，是当代大学生职业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Savickas和Porfeli提出的生涯适应力理论认为，生涯适应力包含关注、控制、好奇和信心四个维度，反映了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准备状态和应对策略（Savickas M L，Porfeli E J，2012）。生涯关注体现个体对职业未来的关心程度；生涯控制反映个体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责任感和自主性；生涯好奇表现为对职业世界的探索欲望；生涯信心则代表个体解决职业问题的自我效能感（Savickas M L，2013）。赵小云与郭成进一步将生涯适应力定义为个体在面对生涯角色、环境变迁及任务转换时展现出的灵活应对和维持平衡的内在机制（赵小云，郭成，2010）。研究表明，生涯适应力不仅有助于大学生顺利完成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更是其终身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Hirschi，2009）。

人生目的感与生涯适应力之间存在密切的理论联系。首先，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看，明确的人生目的感能够满足个体的自主性、胜任感和关系感需要，从而激发内在动机，促进个体主动探索和适应职业环境（Deci & Ryan，2000）。其次，意义建构理论认为，个体对生活意义的感知会影响其对未来的规划和当前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其适应能力的发展（Park，2010）。此外，Mariano的研究发现，人生目的感较强的个体能够通过积极的应对策略，帮助个体更快地适应，更灵活地应对生涯中的问题和困境（Mariano，2009）。Yeager和Bundick的纵向研究表明，具有明确人生目的的青少年在面对学业和职业挑战时表现出更强的坚持性和适应性（Yeager & Bundick，2009）。

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在面对逆境时的心理弹性和恢复能力，在人生目的感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Connor和Davidson将心理韧性定义为个体在面对逆境、创伤或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包括坚韧、自强和乐观等三个维度（Connor & Davidson，2003）。于肖楠和张建新的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能够在个体遭遇生活压力和困境时发挥显著的缓冲作用（于肖楠，张建新，2007）。

在人生目的感与心理韧性的关系方面，研究表明人生目的感是心理韧性发展的重要前因变量（Sharma，& Yukhymenko-Lescroart，2022）。根据意义建构理论，明确的人生目的为个体提供了应对逆境的认知框架，使困难被视为实现目标的必要过程而非无意义的痛苦（Martela & Steger，2016）。积极的人生目的可以激发个体的动机和复原力，使其能够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压力，采用积极的策略克服困难，从消极情绪中恢复（Burrow & Hill，2011）。King等人的研究发现，具有明确人生目的的个体更容易维持积极情绪，在面对挫折时展现出更强的心理韧性（King et al.，2006）。

心理韧性与生涯适应力之间也存在密切关联。研究发现，心理韧性通过多种机制促进生涯适应力的发展：认知层面，高心理韧性个体能够灵活调整认知策略，将职业挑战视为成长机会（Luthar，Cicchetti & Becker，2000）；情感层面，心理韧性有助于维持积极情绪，减少焦虑和恐惧对生涯探索的阻碍（Connor & Davidson，2003）；行为层面，心理韧性促进个体在面临职业选择时采取主动的应对策略，如寻求帮助、技能学习等（Masten，2001）。丁丽宏等的研究发现，心理韧性较高的护理大学生能够通过积极引导来降低自身对压力的感知，从而具备更强的生涯适应力（丁丽宏 等，2020）。

综上所述，心理韧性可能在人生目的感与生涯适应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明确的人生目的感通过提供意义框架和动机支持，促进心理韧性的发展；而心理韧性又通过增强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情绪调节能力和行为适应性，进一步促进生涯适应力的提升（Zimmerman，2013）。

近年来，采用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研究个体差异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趋势（Spurk et al.，2020）。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作为一种先进的统计方法，能够识别具有相似特征模式的个体群体，揭示变量间关系的异质性（Muthén & Muthén，2000）。当前研究在将人生目的感视为驱动前因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相对匮乏，特别是缺乏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个体差异研究（Bundick & Tirri，2014）。

此外，现有研究多采用变量中心的方法，假设所有个体在变量间关系上具有同质性，这可能掩盖了重要的个体差异信息（Wang & Hanges，2011）。采用潜在剖面分析不仅能够识别不同的人生目的感发展模式，还能够探讨这些模式与结果变量（如生涯适应力）之间的差异化关联，为个性化干预提供科学依据（Hirschi et al.，2015）。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旨在通过潜在剖面分析识别大学生人生目的感的不同发展模式，并探讨心理韧性在人生目的感与生涯适应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大学生人生目的感存在不同的潜在剖面；（2）不同潜在剖面的大学生在生涯适应力上存在显著差异；（3）心理韧性在人生目的感潜在剖面与生涯适应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河南一所师范类本科高校大学生为施测对象。以问卷星平台形式发放网络问卷，共回收问卷739份。将回收数据整合后，在删除作答时间过短、作答有明显规律性以及含有缺失值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721份，有效率为97.56%。男生386人（53.54%）、女生335人（46.46%），大一146人（20.25%）、大二182人（25.24%）、大三191人（26.49%）、大四202人（28.02%）。本研究通过研究者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在调查前获得学校和被试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1.2.1 人生目的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国内学者兰公瑞编制的人生目的感量表（兰公瑞 等，2017）。该量表参考国外相关研究，旨在测量个体的人生目的感水平。量表包含“拥有人生目的感”和“寻找人生目的感”两个维度，共18个条目，使用李克特7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明被试的人生目的感水平越高。先前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该量表可以较为准确地测量大学生的人生目的感水平。

1.2.2 生涯适应力量表

本研究使用了侯志瑾验证修订的中国版生涯适应力量表（侯志瑾 等，2012）。该量表包括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和生涯自信四个维度，每个维度6个条目，共计24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生涯适应力水平越高。在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本研究的使用。

1.2.3 心理韧性量表

本次研究采用于肖楠和张建新所修订的心理韧性量表（CD—RISC）（于肖楠，张建新，2007）。该量表包括25个项目，按坚韧、自强和乐观三个维度进行划分，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各维度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亦越高。针对本次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1.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6.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SPSS Process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Mplus 8.3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提取公因子5个，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37.55%，小于40%，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2.2 人生目的感的潜在剖面分析

根据721名被试在人生目的感上的得分情况进行潜在剖面分析（LPA），探索抽取1至5个潜在类别。模型拟合指标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随着类别数的增加，信息评价指标AIC、BIC和aBIC的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增加类别数通常能改善模型拟合。LMR和BLRT检验表明，从二分类到四分类相较于其前一分类模型的p值均显著（p<0.001），说明这些模型显著优于前一模型。然而，五分类的LMR检验结果不显著（p=0.21），表明其相对于四分类的改善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所有模型的Entropy值均高于0.8，提示分类准确率较高（>90%）。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量（n=721）较大，BIC指标因考虑了样本量影响而更为可靠（邱皓政，2008）。观察BIC值变化：从二分类到三分类下降幅度较大（ΔBIC≈-35.7），而从三分类到四分类下降幅度明显减小（ΔBIC≈-23.6），且四分类到五分类时BIC值出现回升（44349.48→44362.76）。综合考量统计指标（特别是五分类时LMR不显著和BIC增加）、各类别概率分布的可解释性以及模型的简洁性原则（Nylund K L et al.，2007），最终确定三分类模型为最佳解决方案。

表 1 人生目的感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标（n=721）

Table 1 Fit indices of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model for purpose in life (n=721)

注：AIC：艾凯克信息准则；BIC：贝叶斯信息准则；Adjusted BIC：样本校正的贝叶斯信息准则；Entropy：信息熵；LMR：似然比校验；BLRT：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

如图1以及表2所示，三组被试在人生目的感相关维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拥有人生目的感组（占比78.50%）在拥有人生目的感维度上得分最高（M=5.40，SD=0.59），在寻找人生目的感维度上得分中等（M=4.28，SD=0.37），这表明该组大学生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坚定的信念，同时仍保持着适度的探索动机，因此命名为“拥有人生目的感组”（拥有自我组，组1）；寻找人生目的感组（占比10.40%）在两个维度上得分均较低，特别是在拥有人生目的感维度上得分最低（M=2.19，SD=0.49），表明该组学生尚未形成明确的人生目标，仍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因此命名为“寻找人生目的感组”（寻找自我组，组2）；人生目的感矛盾组（占比11.10%）在拥有人生目的感维度上得分较高（M=5.26，SD=0.65），但在寻找人生目的感维度上得分最高（M=4.59，SD=0.39），反映出这部分学生虽然认为自己有人生目标，但同时又在持续寻找，可能存在目标不够坚定或多重目标冲突的情况，因此命名为“人生目的感矛盾组”（矛盾自我组，组3）。

图 1 大学生人生目的感3个潜在类别在各题项上的均值得分

Figure 1 Mean scores of the three latent classes of college students’ purpose in life on each item

表 2 三组被试在人生目的感上的描述性数据及差异性检验（M±SD）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 test of purpose in life among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M±SD)

注：***p<0.001。

2.3 三组人生目的感潜在剖面在生涯适应力上的差异性检验

如表3所示，三组在生涯适应力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拥有自我组和矛盾自我组在生涯适应力各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寻找自我组（p<0.001），这一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即明确的人生目的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生涯适应能力。具体而言，在生涯关注维度上，拥有自我组（M=3.98，SD=0.41）和矛盾自我组（M=3.93，SD=0.38）的得分远高于寻找自我组（M=1.54，SD=0.31）；在生涯好奇、生涯控制和生涯自信维度上也呈现相同的模式。这表明具有明确人生目的的学生更能够关注未来发展、主动控制自己的职业命运、保持对职业世界的好奇心并对解决职业问题充满信心。

表 3 三组被试在生涯适应力上的描述性数据及差异性检验（M±SD）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 test of career adaptability among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M±SD)

注：***p<0.001。

这一结果表明，拥有明确人生目的感的大学生（拥有自我组）和即使人生目的感较为矛盾的大学生（矛盾自我组）在生涯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更能够关注未来发展、保持探索好奇心、有效控制生涯发展进程，并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相反，处于低人生目的感状态的大学生（寻找自我组）在生涯适应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

2.4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

根据方杰等的建议，当自变量为k个类别（k≥3）时，可以使用相对中介分析的方法（方杰 等，2017）。由于矛盾自我组在人生目的感两个维度上得分相对均衡，故将其设置为对照组。同时，对本研究自变量人生目的感的潜在剖面进行虚拟编码，最终得到k-1个虚拟变量（D1：1=拥有自我组，3=矛盾自我组；D2：2=寻找自我组，3=矛盾自我组）。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路径及效应值如表4所示，心理韧性在人生目的感与生涯适应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图2所示。心理韧性在人生目的感潜在剖面与生涯适应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与矛盾组相比，拥有自我组和寻找自我组的相对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相对中介效应显著。具体而言，拥有自我组通过心理韧性对生涯适应力的中介效应为0.53，占总效应的23.15%；寻找自我组通过心理韧性对生涯适应力的中介效应为0.52，占总效应的22.50%。

表 4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图 2 心理韧性在人生目的感和生涯适应力之间的中介路径图

Figure 2 Mediating pathway of resilience between purpose in life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揭示了当代大学生人生目的感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并识别出“拥有自我”“寻找自我”与“矛盾自我”三种典型的潜在类别。研究进一步证实，不同人生目的感类别的大学生在生涯适应力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且心理韧性在人生目的感与生涯适应力之间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大学生人生目的感发展复杂性的理解，也为高校开展精准化的心理健康与生涯辅导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本研究识别的三种人生目的感模式体现了个体发展的异质性特征（Spurk et al.，2020）。拥有自我组既有明确方向又保持探索意愿，这与Bronk提出的理想的青年目的感发展状态的观点相吻合，即该群体不仅拥有清晰的内在方向感和价值承诺，同时保持着对未来可能性的开放探索态度（Bronk，2011）。体现了健康的发展状态（Damon，2008）。寻找自我组在两个维度上得分均较低，与Marcia身份延缓状态相似，反映了大学阶段身份探索的正常现象（Marcia，1980），该群体的大学生尚未确立明确的人生方向，也缺乏强烈的探索动机，反映了在步入成年早期阶段，部分个体在面对学业、人际和未来职业的多重压力时可能出现的暂时性迷茫与退缩（Cote，2018）。矛盾自我组是本研究的重要发现，该群体在两个维度上得分均较高，呈现出一种“高确定性”与“高探索性”并存的矛盾状态。揭示了现代大学生面临多元化选择时的复杂心理状态（Schwartz et al.，2012）。这种目标确定性与探索需求并存的模式，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对青年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拥有自我组和矛盾自我组的生涯适应力显著高于寻找自我组，这一结果支持了人生目的感是生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的理论假设（Savickas，2013）。从Savickas的生涯建构理论视角来看，人生目的感为个体生涯发展赋予了核心主题，帮助个体理解“为何要发展生涯”，从而指引其生涯行为的方向（Savickas，2013）。拥有明确人生目的的个体，能更好地应对生涯发展中的任务、转变与挑战，表现出更高的生涯适应力（朱凌云，2014）。从自我决定理论角度，明确的人生目的满足了个体的自主性需要，为个体生涯发展提供内在动机支持（Deci & Ryan，2000）。这也与Yeager和Bundick的纵向研究结果一致（Yeager & Bundick，2009）。值得注意的是，矛盾自我组虽然存在内在冲突，但其生涯适应力与拥有自我组相当。这表明适度的探索动机可能激发个体更积极地思考未来（Hill & Burrow，2012）。从认知失调理论看，内在冲突促使个体寻求更多信息和探索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生涯适应能力，这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中矛盾自我组在生涯适应力上得分较高的结果。相比之下，寻找人生目的感组在所有生涯适应力维度上得分均最低，这可能与他们缺乏明确的方向指引有关。根据目标设定理论，明确、具体的目标是促进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因素（Locke & Latham，2002）。缺乏明确人生目的的学生可能在面对职业选择时感到迷茫和焦虑，难以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因此表现出较低的生涯适应力（Park，2010）。

本研究证实了心理韧性在人生目的感与生涯适应力之间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二者关系背后重要的内在心理机制。人生目的感作为一种高级的认知与动机资源，能够有效培育个体的心理韧性（Richardson，2002）。具体而言，拥有人生目的的个体在遭遇挫折时，能够从更宏大的视角理解困境的意义，将其视为实现长远目标的必经之路，从而形成积极的认知框架（Park，2010）。同时，对未来目标的向往能够激发希望、乐观等积极情绪，缓冲压力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King et al.，2006）。心理韧性作为一种在逆境中适应并复原的能力，是连接人生目的与生涯适应的关键桥梁（Masten，2001）。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具备更强的认知灵活性、情绪调节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Connor & Davidson，2003）。当面对生涯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时，他们能够更快地从负面情绪中恢复，并积极主动地采取应对策略，从而表现出更高的生涯适应力（苌云莉，王欣，2020）。本研究发现，不同组别中介效应大小相近，表明了心理韧性中介作用的普遍性（于肖楠，张建新，2007），这也与积极心理学关于积极品质相互促进、形成“向上螺旋”的观点一致（Seligman，2011），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无论学生当前处于何种人生目的感发展状态，提升其心理韧性都能够有效促进其生涯适应力的发展。

本研究存在几点局限：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揭示因果关系；样本来自单一地区限制了外部效度；主要依赖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偏差；未考虑人口学变量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拓展：采用纵向设计探讨潜在剖面的稳定性和转换模式；研究环境因素对人生目的感发展的影响；开发针对性干预方案并验证其有效性；探讨人生目的感与其他积极品质的联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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