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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社交焦虑的概念及其影响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情境中因被审视或可能面临负面评价而产生的一种明显的、持续的非理性恐惧（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适度的社交焦虑是人类正常的情感体验，但当焦虑水平过高并持续存在时，严重者可能达到社交焦虑障碍的临床水平，进而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Rapee & Heimberg，1997）。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指出，个体对社交情境的负性认知（尤其是对他人评价的关注）是导致社交焦虑产生和维持的主要原因之一（彭顺 等，2019；Blote et al.，2014）。研究发现负性评价恐惧可能是社交焦虑产生的首要因素（Cheng et al.，2015；钟佑洁，张进辅，2011）。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生理和社会心理发展的关键期，自我意识增强，对同伴交往的关注与渴求度变大，社交焦虑问题日益突出。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检出率较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许磊 等，2021）。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往往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过度的自我关注、回避行为以及对负性评价的过度担忧，这不仅会损害其人际关系的质量，还会进一步引发抑郁、孤独感等一系列不良后果（Weeks et al.，2005；黄凤 等，2021）。基于此，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并检验应对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1.2 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

负性评价恐惧，又被称为惧怕否定性评价，指个体因害怕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而苦恼，以及对他人给自己负面评价的消极预期（Watson & Friend，1969；陈祉妍，2002）。根据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Rapee & Heimberg，1997），个体对负性评价的恐惧是社交焦虑产生和持续的主要原因之一。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在社交情境中会过度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将中性或模糊的社交信号解释为负性评价，从而引发强烈的焦虑情绪，并倾向于回避社交场合（Weeks et al.，2005）。Haikal和Hong（2010）发现，负性评价恐惧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Johnson等人（2020）的纵向研究进一步表明，负性评价恐惧能够跨时间预测社交焦虑障碍个体12周后的社交焦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焦虑程度会愈加严重。国内研究也表明，负性评价恐惧是社交焦虑的重要风险因素（彭顺 等，2020）。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1：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

1.3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应对方式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应对策略，个体在评估特定内外环境要求是否超出自身能力和资源后，做出相应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Lazarus & Folkman，1984）。根据其功能，通常可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类：积极应对包括主动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积极再评价等策略；消极应对则包括自责、回避、幻想、发泄等策略（解亚宁，1998）。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社交焦虑水平越高，个体越易采用幻想、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回避问题（蔡文婷，辛宏，2021 ）；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由于未能有效解决社交压力，反而会加剧焦虑体验，使社交焦虑水平升高；而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则能够有效缓解社交压力，降低焦虑水平（Kashdan et al.，2011）。如果个体经常采取以解决问题为主的积极应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社交焦虑水平（ 梁若枫，郑磊磊，2015 ）。

同时，应对方式的选择也受到负性评价恐惧的影响，根据压力的认知-应对理论（Lazarus & Folkman，1984），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价决定了相应的应对方式。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倾向于将社交情境评价为具有高度威胁性的，因此更可能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如回避、自责），而较少采用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Kocovski & Endler，2000），进一步研究表明，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在面对社交压力时，更倾向于使用适应性较低、缓解效果有限的应对策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交焦虑（李慧 等，2017）.已有研究表明，如果个体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事件，通常可以降低生活事件对个体焦虑水平的影响程度（冯永辉，周爱保，2002）。此外，有研究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张天驰，2021），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进一步假设：应对方式在负性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2），考虑到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可能发挥不同方向的作用，进一步提出H2a：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H2b：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或较弱。

综上，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并构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模型。中介模型如图1 所示。

图 1 中介效应回归模型

Figure 1 Mediation effect regression model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河北省某大学抽取338名大学生作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338 份，剔除规律作答、漏答、连续相同选项等无效问卷36份，回收有效问卷302份，回收有效率为89%。其中，男生147人，女生155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简明负性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陈祉妍（2002）编制的简明负性评价恐惧量表，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采取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第4、7、10题反向计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陈祉妍，2002），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68。

2.2.2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Leary（1983）编制、彭纯子等人（2004）修订的交往焦虑量表，该量表共15个项目，采取5点计分（1代表“一点也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特定题目（第3、6、10、15题）反向计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a系数为0.70。

2.2.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解亚宁（1998）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含20项目，分为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两个方面，1到12题考察积极应对方式，第13到20题考察消极应对方式。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a系数为0.70，积极应对维度的Cronbach’s a系数为0.68。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7.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使用SPSS中的宏程序Process 4.1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负性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应对方式三个变量量表的所有题目同时放入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未进行旋转的情况下存在1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排在第一位的因子解释了15.983%的变异量，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首先，负性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和消极应对在性别 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女生的负性评价恐惧水平
（M女=3.42，SD=0.35）显著高于男生（M男=3.30，SD=0.42）（t=-2.70，p=0.007<0.01），女生的社交焦虑水平（M女=3.47，SD=0.39）高于男生（M男=3.38，SD=0.38）（t=-2.037，p=0.043<0.05），男生的消极应对水平（M男=2.73，SD=0.43）高于女生（M女=2.57，SD=0.48）。另外，相关分析表明，负性评价恐惧、消极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关系；消极应对方式与负性评价恐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1 负性评价恐惧、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s among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ocial anxiety, and coping styles

注：N=302相关系数采 Bootstrap方法得到。**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负性评价恐惧为自变量，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社交焦虑为因变量，检验二者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间的并行中介效应。采用Hayes开发的SPSS插件Process程序中的Model4。由表2可知，在未纳入中介变量时，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β=0.511，t=10.302，p<0.001；在纳入中介变量后，负性评价恐惧依然可以显著预测社交焦虑，β=0.469，t=9.277，p<0.001；负性评价恐惧对消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显著，β=0.306，t=4.594，p<0.01；消极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133，t=3.057，p<0.01。

表 2 应对方式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Testing the parallel mediation model with coping styles as mediators

注：*p<0.05，**p<0.01，***p<0.001。

对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间的并行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负性评价恐惧不仅会对社交焦虑产生直接作用，还会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产生间接影响。总效应为0.511，其中消极应对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区间为［0.01，0.08］），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8%；而积极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的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包含0，中介效应不显著。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扮演了部分中介角色。具体如表3、图2所示。

表 3 应对方式在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图 2 应对方式在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负性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负性评价恐惧影响社交焦虑的内部作用机制，并扩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

4.1 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的现状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的负性评价恐惧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社交焦虑得分也相对较高。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的负性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水平普遍较高，且二者关系密切（彭顺 等，2019；贾彦茹 等，2019）。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同伴评价的关注度和敏感性显著增强，同时大学阶段的社交情境更为复杂多样，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更容易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社交焦虑。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负性评价恐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支持了研究假设H1。这一结果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的观点一致（Cheng et al.，2015；Weeks et al.，2008）。个体对社交情境中负面评价可能性的评估是社交焦虑产生的核心机制，当个体预判他人可能对自己做出负面评价时，便会产生焦虑情绪，并倾向于回避社交场合（Rapee & Heimberg，1997）。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理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同时，也呼应了已有研究的发现。例如，彭顺等人（2019）以424名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且这一效应在高依赖型自我构念群体中更为突出。贾彦茹等人（2019）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社会排斥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本研究将这一关系的验证范围拓展到了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中，进一步巩固了负性评价恐惧作为社交焦虑核心风险因素的实证基础。

4.2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评价恐惧与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研究假设H2a。具体而言，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如回避、自责、被动退缩），而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又进一步加剧了其社交焦虑水平。而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价决定了其应对策略的选择。高负性评价恐惧的个体倾向于将社交情境评价为具有高度威胁性的，因而更可能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Lazarus & Folkman，1984；Kocovski & Endler，2000）。 相关研究表明，高负性评价恐惧的大学生在面临社交情境时会自动激活消极应对策略（如回避社交、自责、被动应付），这些行为虽然能暂时缓解焦虑，但长期看来会导致社交技能练习机会减少、社交经验缺乏，进而强化社交中的焦虑体验（彭顺 等，2019）。冯永辉和周爱保（2002）的研究也显示，负性评价恐惧与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且消极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此外，大学生正处于渴望社交但难以突破心理障碍的冲突时期，这一阶段的大学生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对人际关系更加敏感，会更在意他人给予的反馈，当频繁接收到他人的负性评价时，会对自我认知进行怀疑，随着这种怀疑不断增加，很大一部分的大学生会倾向选择回避或者被动应付这种低成本的消极应对方式来让自己摆脱这种会引发不适感受的社交场合。同时，大学生自主决策空间灵活，但是压力调节资源（如时间、社交支持）可能有所限制，面对负性评价更容易优先采用快速缓解不适的消极应对，而不是需要长期练习的积极应对策略。

本研究中介模型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是积极应对方式未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积极应对方式的有效性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和个体资源。对于高负性评价恐惧的大学生而言，采取积极应对可能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例如，主动与人交流这种积极的应对策略，对于普通个体确实有助于缓解焦虑；但对于高负性评价恐惧者而言，主动寻求社会支持本身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可能被评价的社交情境中，对于害怕被评价的个体来说，积极应对策略的实施可能是一种社交暴露过程，这种暴露非但不能缓解焦虑，反而可能会激活他们的焦虑体验。Kocovski和Endler（2000）的研究也认为，高社交焦虑个体在实施积极应对策略时，往往会伴随反刍式的过度思考，那么策略的执行本身变成了一个新的焦虑源，从而削弱了积极应对本应有的缓冲作用。其次，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之间可能存在抑制效应。当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同时纳入中介模型时，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统计上的抑制关系。由于消极应对方式的效应量通常较大，其在模型中可能掩盖或抵消了积极应对的效应。Dong等人（2023）的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情绪聚焦应对）与社交焦虑的正向关联效应量显著大于积极应对（问题解决聚焦应对）与社交焦虑的负向关联效应量。这意味着，在二者并存的情况下，消极应对的效应更容易在统计上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积极应对的效应被淹没。Lee等人（2016）的研究也表明，问题解决应对（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情绪应对（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显著，因为在社交威胁情境下，问题导向应对可能被感知为无效或过度激活焦虑。最后，测量工具的维度划分也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本研究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解亚宁，1998）测量应对方式，该问卷将积极应对定义为主动解决问题、寻求支持等策略。在社交焦虑群体中，这些条目本身可能存在理解偏差，例如，“与人交谈，了解情况”这一条目，对普通个体而言是一种积极的信息寻求策略，但对高负性评价恐惧者而言，其首要认知反应可能是和他人交谈意味着自己会面对别人的目光和评价，因而可能会这一条目视为压力源而非应对资源。这种条目解释上的语义偏移可能导致测量工具未能真实反映高负性评价恐惧群体的实际应对倾向，从而影响统计检验的敏感性。

综上所述，积极应对方式中介作用不显著并不意味着其在缓解社交焦虑中完全没有价值。正如Dong等人（2023）的元分析所揭示的，积极应对方式确实与较低的社交焦虑水平相关联，但这种关联可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保护性因素的直接效应，而非中介作用的间接效应。因此，积极应对可能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中发挥缓冲作用，而非负性评价恐惧影响社交焦虑的解释路径。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积极应对方式是否在调节效应而非中介效应中发挥更大作用。

4.3 研究的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的发现深化了对负性评价恐惧影响社交焦虑内在机制的理解。以往研究多关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直接关系，或聚焦于单一中介变量的检验，而对不同应对方式在其中的差异化作用探讨较少。本研究通过同时检验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揭示了二者在认知—情绪转化路径中的不对称角色：消极应对方式是负性评价恐惧“传导”至社交焦虑的重要途径，而积极应对方式则更可能扮演独立于中介路径之外的保护性因素。这一发现补充和拓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Rapee & Heimberg，1997），为进一步理解认知因素如何通过策略选择影响情绪结果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本研究结果，针对高负性评价恐惧的大学生群体，干预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减少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上，此外，针对积极应对方式未发挥中介作用的情况，不建议简单放弃积极应对策略的训练，而应更加注重策略的适用性，教会学生在不同情境下灵活选择应对策略，而非一味提倡积极应对就是好的。灵活、情境适配的应对策略使用，可能是比固定使用某种策略更有效的调节方式。

尽管本研究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调查设计，所有数据均在同一时间点收集，难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本研究基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构建了中介假设，但横断数据无法排除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例如，社交焦虑水平的升高是否反过来强化了个体对负面评价的恐惧以及其消极应对倾向。未来研究可借助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其次，本研究仅考察了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未纳入其他可能的中介或调节变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领悟社会支持等变量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关系中的角色，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模型。最后，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大学生群体，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尚需在其他群体（如中学生、职场人群）中进行验证。

5 结论

（1）大学生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负性评价恐惧与消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消极应对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消极应对在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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