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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2号）明确提出推进“旅游+”和“+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教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该通知还鼓励各地区“可结合实际开展研学实践教育活动”，以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在诸多“旅游+教育”的产品形态中，亲子旅游是最为主要且最为常见的落地场景。近年来，亲子旅游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已成为家长追求高质量亲子陪伴、实现寓教于乐体验的重要方式。

与一般的家庭旅游、研学旅行和儿童旅游不同，亲子旅游的核心在于强调亲代（父母）与子代（儿童）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关系建构（刘妍 等，2016），其最大特点是教育功能与情感功能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旅游过程中的真实情景体验能够实现“寓教于游，寓学于乐”的教育价值；另一方面，旅游是家庭的一种休闲方式，也是家庭关系的润滑剂，有助于增进亲子情感，提升家庭凝聚力（陈麦池，2016；刘妍 等，2015）。研究表明，教育旅游中的学习收获可从认知、结果、情感维度加以衡量（谭良敏 等，2022）。其中，“家庭共同参与活动所获得的难忘体验”不仅能够带来即时的快乐，更能对个体的生活质量、幸福感乃至家庭凝聚力产生持久而积极的影响（Jepson et al.，
2019）。

然而，现有的难忘旅游体验研究虽然已涉及多种旅游场景，但大多数集中于一般情境或特定细分领域，对亲子旅游这一兼具情感联结与教育功能的家庭场景关注相对不足。而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亲子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少从心理学视角系统检验其如何通过特定的心理机制影响初中生这一关键发展阶段的学业相关变量。初中生正处于自我认知深化、价值观形成、学业压力增大的时期，亲子旅游难忘体验对其心理发展与学业表现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儿童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学业发展，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就（张学民 等，2007），并作为内部驱动力激发积极学习行为，对学业成绩有着显著影响（纪春梅，赵慧，2021）。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难忘旅游体验对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重点检验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
作用。

Kolb（1984）提出的“体验式学习理论”强调通过实践和反思促进学习和成长。Tung和Ritchie（2011）进一步指出，难忘旅游体验中的情感、期望、结果和回忆等维度，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家庭旅游通过将个体置于具体物理情境和社会实践情境中，将已有的概念化知识自然迁移至真实情境，这种体验式学习有助于增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即提升自我效能感（朱志胜，吕瑞雪，2025）。Widmer 等人（2014）的研究也验证了自我效能感可通过结构化冒险活动提升，并能迁移到学业领域。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难忘旅游体验与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亲子旅游本质上是一种家庭共同参与的活动，其体验质量不仅影响家庭成员的旅游满意度，也对家庭关系构建和青少年成长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难忘旅游体验是旅游者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且情感倾向整体积极（郭小琳 等，2023）。Servidio和Ruffolo（2016）指出，游客在不同旅游阶段的情感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强调了情感在旅游体验中的重要性。积极的情感体验可以增加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和回忆，从而提高旅游的整体价值。社交性和互动性较强的活动对家庭凝聚力的贡献更大，进一步说明了亲子旅游中的共同体验在促进家庭关系方面的重要性（Lehto et al.，2012）。在乡村旅游情境中，共享新奇事物、参与特色活动等共同体验，能够为家庭成员创造深入沟通的机会，强化对旅行活动的认知与热情，进而增强家庭凝聚力（Lee & Lee，
2021）。

进一步而言，家庭亲密度已被证实是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预测变量。褚雕心（2024）的研究显示，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家人之间感情越好、互相支持越多，学生对自身完成学业的信心往往越强。学习自我效能感在家庭亲密度与学习适应性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肖贝，2024）。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家庭亲密度在难忘旅游体验与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除家庭关系路径外，旅游体验还可能通过更深层的个体意义层面——生命意义感，作用于学业自我效能感。旅游作为一种深受大众喜爱的活动，与生命意义紧密关联。研究表明，难忘旅游体验能够通过积极情感、自我反思和人格特质的多层次机制提升生命意义感（Su，2025）。陈扬乐和李佳霏（2024）提出的“旅游顿悟时刻”概念指出，旅游中的顿悟是意义生成的关键节点，表现为突然突发性、深层次的感悟，例如感知自身与和自然、历史等宏大事物产生联结，进而体悟生命意义。多项研究一致证实，生命意义感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个体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通常也越高（王粒，2019；辛哲，2023）。这意味着学生对生命意义的感知越清晰，越容易形成对自身学习能力的积极评价。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生命意义感在难忘旅游体验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此外，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关联。李彦宁（2024）的研究证实家庭功能（含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高亲密度家庭有助于个体塑造积极心理品质，提升心理复原力，进而加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张珊珊（2023）进一步指出，家庭亲密度可通过自我同情和心理韧性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沈雪梅（2022）聚焦于初中生群体，证明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正相关，并通过感恩倾向间接发挥作用。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系越紧密、互动越积极，学生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就越深刻研究；高亲密度家庭中的支持与理解，能帮助学生更清晰地感知生活目标与意义（陈莹莹，2024；刘梦璇，2023）。据此可推，难忘旅游体验可通过提升家庭亲密度、增强生命意义感，间接促进学业自我效能感。综上，提出假设4：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在难忘旅游体验与学业自我效能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并提出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初一至初二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于2025年4月在江苏省苏州市两所初级中学开展数据收集工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80份，回收1580份，回收率100%；数据清洗阶段，剔除作答残缺、答案呈现明显规律性的问卷（例如答案是直线型或S型循环数据），最终筛选得到有效问卷份1319，问卷有效率83.48%，如表1所示。

表 1 人口学变量统计

Table 1 Demographic variable statistics

1.2 研究工具

（1）难忘旅游体验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Kim等人（2012）按照科学开发程序展开的难忘的旅游体验量表，该量表由享乐主义、刷新、当地文化、意义、知识、参与度和新奇性七个维度构成。采用Likert七点计分法。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

（2）家庭亲密度量表

本研究采用费立鹏（1991）基于Olson等研究者1982年所编制的量表，修订整理了家庭亲密度量表的中文版本。此量表共计16题，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家庭亲密性越良好。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1。

（3）生命意义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鑫强等（2016）在Steger等人基础上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共10个题项，采用了Likert七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强。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4。

（4）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梁宇颂（2000）基于Pintrich动机和策略学习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修订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采用了Likert五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自己在学业方面的能力和学习行为的信心越强。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7。

1.3 研究程序

本研究运用SPSS 22.0和SPSS宏程序PROCESS 4.1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首先，借助EXCEL进行数据的录入与描述性统计；其次，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对各变量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测试方法，对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难忘旅游体验、生命意义感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这四个变量的所有题项进行了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共有12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Kaiser准则），累计解释方差为62.26 %。其中第一因子解释27.81%的变异量，明显低于40 %的临界标准。这一结果表明，本研究数据未受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周浩，2004）。

2.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家庭亲密度与难忘旅游体验（p <
0.001）、学业自我效能感（p < 0.001）及生命意义感
（p < 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难忘旅游体验与学业自我效能感（p < 0.001）和生命意义感（p < 0.001）存在显著正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由此可见，家庭亲密度、难忘旅游体验、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生命意义感四者之间呈两两显著相关。

表 2 描述性统计及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注：N = 1319，***p<0.001，**p<0.01，*p<0.05，下文同。

2.3 各变量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相关分析结果满足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学要求（温忠麟，叶宝娟，2014）。在控制性别和是否独生人口学变量的前提下，采用Hayes编写的SPSS插件PROCESS中的Model 6，通过对样本重复5000次Bootstrap 抽样并计算95%CI，构建并检验了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感在难忘旅游体验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表 3 难忘旅游体验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分析和模型拟合（N = 1319）

Table 3 Memorable travel experiences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mediation analysis and model fit (N = 1319)

如表3研究结果显示，难忘旅游体验、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感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具体而言，难忘旅游体验（β = 0.158，t = 5.499，p < 0.001）、家庭亲密度（β = 0.280，t = 9.893，p < 0.001）和生命意义感（β = 0.279，t = 11.426，p < 0.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同时，难忘旅游体验（β = 0.241，t = 7.586，p < 0.001）和家庭亲密度（β = 0.131，t = 4.111，p < 0.001）对生命意义感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此外，难忘旅游体验（β = 0.574，t = 25.361，p<0.001）对家庭亲密度同样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些结果表明，难忘旅游体验不仅直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还通过提升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感间接促进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根据表4的分析结果显示，难忘旅游体验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难忘旅游体验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直接效应值为0.070（95%CI［0.045，0.095］），达到显著水平（p<0.001）。同时，通过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也表现出显著效应，总间接效应值为0.110（95%CI［0.091，0.129］）。其中，家庭亲密度作为独立中介的效应值为0.071（95%CI［0.055，0.087］），贡献率达64.5%；生命意义感作为独立中介的效应值为 0.030（95%CI［0.020，0.041］），贡献率为27.3%；而通过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路径效应值为 0.009（95%CI［0.004，0.015］），贡献率为8.2%（贡献率=各中介效应值/总间接效应值×100%，用于衡量各中介变量的作用强度）。总效应值为0.179（95%CI［0.148，0.210］）。所有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感在难忘旅游体验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成立。这一结果说明，难忘旅游体验不仅直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还通过提升家庭亲密度和生命意义感间接促进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其中家庭亲密度是最主要的中介变量，其效应量显著高于其他
路径。

表 4 链式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N=1319）

Table 4 Significance test of serial mediation effect (N=1319)

注：总效应值通过直接效应（0.0697）与总间接效应（0.1096）相加得到，标准误和置信区间通过Bootstrap法估算。

根据上述中介作用的检验，绘制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在难忘旅游体验与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模型路径图，如图2
所示。

图 2 难忘旅游体验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2 Serial mediation model of memorable travel experience 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3 讨论

3.1 难忘旅游体验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亲子旅游难忘体验能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支持假设1，可结合家庭互动理论、积极心理学视角加以解释。

从家庭互动理论看，亲子旅游提供了不同于日常的家庭互动场景，帮助家庭成员暂时脱离学业与工作压力，在轻松氛围中开展高质量互动。父母带孩子旅游常带有教育目的：一方面，旅游环境的熏陶有助于孩子接受现实教育；另一方面，积极体验能增强子女的自信心与亲密感。子女在参与规划、克服困难、完成挑战中提升成就感和问题解决能力，这些积极影响可迁移至学业领域，增强其面对学业挑战的信心。从积极心理学视角看，难忘旅游体验是积极情绪的重要来源。亲子双方在旅游中处于积极状态，父母更轻松耐心地回应孩子，为深度交流创造条件。共享的积极情绪转化为心理资源：孩子在与父母共同完成挑战中建立自我效能感，父母也强化了角色认同。共同回忆在日后困难中发挥情绪缓冲作用。更重要的是，积极品格在真实情境中被激活和强化。亲子旅游提供了实践场景，即使是不完美经历也有助于培养乐观品质，让孩子学会从挑战中看到成长可能。

3.2 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验证假设2成立。难忘旅游体验不仅能直接提升学业自我效能感，还能通过增强家庭亲密度间接发挥作用。

从家庭系统理论来看，家庭互动质量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机制。高亲密度家庭能为孩子提供充分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感，这是应对压力的重要资源。当前初中生的压力主要源于学业领域，包括学业压力、竞争焦虑和挫折体验，这些因素可能削弱学习信心。而亲子旅游中改善的家庭关系能为学习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来自家庭的支持使学生能够积极面对困难。此外，高家庭亲密度往往伴随着更多深度交流，为学生构建了更大的心理支持系统，有助于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从而提升学业自我效能感。因此，难忘旅游体验通过增强家庭亲密度，间接提升了学生应对学业挑战的能力。这启示教育者和家长，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组织家庭活动和创造共同体验来加强情感联结，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家庭关系，也能增强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此外，生命意义感在难忘旅游体验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扮演中介角色，验证了假设3。从积极心理学视角看，Fredrickson（2001）的拓展—建构理论指出，积极情绪兼具“拓展”与“建构”功能。拓展功能指积极情绪能拓宽个体的思维与行动范围，促使其更愿意尝试新事物；建构功能则是在此基础上积累持久的个人资源，如认知资源、心理资本等。旅游是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当个体在旅游中接触新奇环境、克服挑战并与家人建立情感联结时，更容易体验到生活的丰富多彩，促使其反思和重新审视生活价值，从而建构生命意义感。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而言，这种自我同一性和意义感的确立尤为重要。当学生通过旅游体验到生活的意义时，会对生活持积极乐观态度，坦然面对学业挫折，从而增强学业自我效能感。当学习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而非应付考试时，这种深层认知能转化为内在动力，使学生面对学业困难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

3.3 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两者确实扮演链式中介角色，验证了假设4。具体而言，难忘旅游体验能够正向预测家庭亲密度。亲子旅游提供了新奇的互动场景，共同完成挑战、旅途谈心等难忘体验强化了亲子情感联结，从而提升家庭亲密度。同时，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高亲密度家庭能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让孩子感受到被爱，积累心理资本，形成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生命意义感。此外，生命意义感能够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强的学生往往拥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当学生理解“学习是实现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时，面对学习挑战更有冲劲与韧性，从而强化对自身能力的自信。

综上所述，链式中介路径为：在亲子旅游中拥有难忘体验的学生，更易在互动中深化家庭联结，促成亲密家庭关系；这种亲密关系通过持续的情感表达与双向支持，让学生更易感知生活的温度与价值，逐步提升生命意义感，最终转化为面对学习时的信心与内在动力。

3.4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聚焦于亲子旅游场景，实证检验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在难忘旅游体验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明确了难忘旅游体验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具体路径。从初中生主体视角出发，揭示亲子旅游的多元成长价值，弥补以往研究过度侧重家长与产业视角的不足。本研究可为家长开展高质量的亲子旅游提供指导，帮助家长认识到家庭亲密度对孩子学业心理的重要性，并为家长如何利用旅游等家庭活动优化家庭环境、增强孩子学业自信心提供实证支持。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样本主要来自苏州市的初中生，苏州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家庭旅游机会与教育观念可能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此外，研究对象的年级集中于初一、初二年级，未能涵盖初三这一关键年级。初三学生面临中考压力，其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能呈现不同的特点。未来研究可将初三生、高中生纳入研究范围，探讨在更大的学业压力下，其作用机制是否会发生变化。本研究采用横截面设计，虽然能揭示变量间的关联与中介路径，但难以严格确立因果关系的时间顺序，也无法追踪旅游体验的长期影响及其影响是怎么发展变化的。未来研究可采用更严谨的纵向追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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