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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享内隐论（Shared Implicit Theory）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衍生出来的集体知识，是构成文化的社会表征[1]，在生活中存在一些核心信念，它会影响我们如何思考与行为做事，对于这些藉由生活经验所形成的“生活信念”，学者们称之为“共享内隐理论”[2]，它是一种动态的知识结构，人们会因为环境中的各种变化而启动不同的共享内隐理论作为思考和行动原则[3]。如处于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因为具有相似的生活经验，可能会有相似的共享内隐理论。在每个社会环境中，有其较具有优势的共享内隐理论，如美国人更认可个人努力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东亚人则较同意人的一生会受到命运的影响等，以此应对环境中的各种遭遇与困境。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即使身处同一社会环境中，也可能因为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享有资源的多寡，所受限制的不同程度而衍生出内容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共享内隐理论。比如，某社会中会同时存在“人定胜天命运观”和“人命由天命运观”等相互矛盾的俗语。因此，互不相容的内隐论可以共存于人们的认知中，人们会在不同处境，启动和采用不同的内隐论。比如，在中国，既流传着“祸福相依”的辩证观点，也流行着“祸不单行”的朴素想法。日常生活中遇到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便会启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内隐论，遇到“啃老”或“不思进取”的青年人，自然会启动“一代不如一代”的内隐论。

先前一些学者对不同文化下人们缘何形成不同命运观进行研究。比如早期Kim等人使用问卷调查和实验操作方式，发现文化对命运观念有显著影响，拉丁裔美国被试比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女性具有更多的宿命论信念[4]。为了验证可协商命运观、人定胜天命运观和人命由天命运观是三种不同的共享内隐信念，Chiu等使用内容分析法对两部中文和两部英文的谚语词典进行分析[5]，结果发现，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谚语中，皆具有人定胜天命运观、人命由天命运观和可协商命运观三种共享内隐信念。但在表达个人能动性的谚语中，60%来自美国谚语，而在表达人命由天命运观和可协商命运观的谚语中，则大多数来自中国谚语。此结果可以推论，共享内隐信念在某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优势性，即人定胜天命运观可能是西方社会中的优势命运观，而可协商命运观可能更多出现在东亚社会，是亚洲人的优势命运观[6]。在Chiu研究的基础上，Au等人还将收集到的三类谚语改成中文，编制成测验题目施测于中美大学生[6]，然后使用因素分析的方法进行测量，结果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同时，有研究者认为，可协商命运观在对个体发展施加较多限制的文化和国家里较为流行[7，8]，实证研究也提供了支持性证据，调查发现，受到较大经济制约和社会限制的个体更认同可协商命运观[9]。跨文化研究也发现，相比美国人，中国人认为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有更多的限制，他们更倾向于可协商命运观[7]。有研究者在模拟社会条件的实验中也发现，当个体相信努力可以增加回报，但却受到社会选择的影响的情境中时，个体更倾向可协商命运与主观能动性是相容的。

藉由Chiu，Au和Zhang对于三种共享内隐信念的研究[6]，我们了解了人命由天命运观、人定胜天命运观和可协商命运观信念的本质和不同之处，也知道了这三种信念是在不同文化下都会出现的共享内隐信念，这三种信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遭遇了不同的社会限制（情境），进而导致不同命运观信念的出现。现在的问题是这三种信念各自在什么情境下出现？各种共享内隐理论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如所遭遇事件严重性和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人脉资源）所导致个体控制感，进而引发不同思考、情感和行动方式，即这些不同命运观是如何形成的？对我们的认知和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不同情境如何影响这三种信念的产生，Chiu等认为影响这三种信念的社会心理因素有两个[5]：其一是努力回报信念（Reward for Application），其二是所受限制的可延展性（Constraint Malleability），意思指的是个体在追求目标时有能力克服或摆脱社会环境的限制，并将限制细分为社会环境加诸在人们身上的限制（如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教育水平高低和贫富状况等）和人们拥有面对和应对这些限制的资源的多寡（如社会支持、人脉资源）。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研究假设如下。

H1：在事件严峻性较低的情况下，人们所知觉到事件的可控性较高，不论人们拥有社会支持的多少，都会引发人定胜天命运观信念，所以在行为和认知上呈现较正向的反应，如感受到较低社会压力，认为病情好转可能性较高，对病情抱有乐观态度，沮丧程度较低。

H2：在事件严峻性较高的情况下，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多少会调节个体本身的感知可控性，使其共享内隐信念也随之不同。当获得较少社会支持时，个体对事件可控性很低，因此会倾向于引发人命由天命运观信念，感受到很高的社会压力，认为病情好转的可能性很低，对病情抱有很悲观的想法，沮丧程度很高。

H3：在遭遇事件严峻性高却获得社会支持多时，被试对事件可控性的知觉受到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调节而有所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较可能引发可协商命运观信念。持有可协商命运观时，个体对事件转变的可能性，乐观程度和沮丧程度的得分会介于人定胜天命运观和人命由天命运观信念之间。

三种共享内隐命运观的形成及其社会适应性结果的假设如图1。

图 1 三种共享内隐命运观的形成条件及其社会适应性结果的理论假设模型

Figure 1 Thre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s of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shared implicit fate view and its social adaptability results

2 实验程序

2.1 实验目的

本研究采用故事情境启动个体所遭遇严峻/非严峻社会事件和个体应对生活事件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社会资源）多少，对个体的三种共享内隐信念的影响及其对人们的认知、行为和情绪的影响。

2.2 实验被试

通过校园网络招募大学生被试共143人，其中男生46人，女生97人，平均年龄22.18岁（SD=1.39）。

2.3 实验设计

使用双因素被试间设计：实验1采用2（所遭遇事件的严峻性：严峻/不严峻）×2（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多/少）。自变量使用故事情境来操作主人公所遭遇事件的严峻性高低（体检发现罹患白血病/普通感冒）和主人公获得社会支持的多少（人脉资源丰富/贫乏）。因变量测量被试对所遭遇事件的看法（如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病情好转可能性、对事件的乐观程度、沮丧程度）。

2.4 研究程序

被试进入实验室之后，首先签署知情同意书，然后研究者随机把被试分到四个组，每组被试打开不同问卷链接。问卷中包括了故事情境、情境操作核查等题项，被试勾选其认为最合适的选项，实验结束后问被试是否猜测到实验目的，发放小礼品表示感谢。

2.5 实验材料

2.5.1 故事情境（详细情境材料见附录）

本研究操作了主人公常规体检发现罹患严重疾病。深圳某公司员工段鹏患病（患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普通感冒）：在遭遇严峻生活事件的版本中，告诉被试主人公患恶疾准备骨髓移植；在非严峻性生活事件的情境中，主人公因为感冒卧床休息。在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操作上，本研究操作主人公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多寡。在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情境中，被试被告知主人公是一位人缘颇佳，朋友很多，亲戚中有很多教授、医生和政界名流的IT员工；在获得较少社会支持的情境中，主人公是一位无论在公司或社会中，不爱交往，朋友很少且亲戚中也没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普通员工。

表 1 两个操作变量与认知后果上的关系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operational variables and cognitive consequences

		所获得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多	社会支持少
事 件 严 重 性	高社会 限制	可协商命运观（H3）	人命由天命运观（H2）
		（转变可能性中）	（转变可能性小）
		（乐观程度中）	（乐观程度低）
		（抑郁症状中）	（抑郁症状高）
		（社会压力中）	（社会压力高）
	低社会 限制	人定胜天命运观（H1）	人定胜天命运观（H1）
		（转变可能性大）	（转变可能性大）
		（乐观程度高）	（乐观程度高）
		（抑郁情绪低）	（抑郁情绪低）
		（社会压力低）	（社会压力低）

2.5.2 因变量的测量

（1）询问被试觉得故事情境中段鹏病情好转的可能性高低（是否）；

（2）询问被试认为故事情境中段鹏对病情的乐观程度（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1”为非常低，“7”为非常高）；

（3）询问被试认为故事情境中段鹏沮丧程度（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1”为非常低，“7”为非常高）；

（4）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大小（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1”为非常低，“7”为非常高）。

2.5.3 操作核查

在被试通过网络问卷星填完问卷后，分别询问被试故事情境中主人公获得社会支持的多少和病情的严峻程度和病情状况。在获得社会支持的多少和病情严峻程度的核查题目上，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1为“非常少/病情不严峻”，7为“非常多/病情很严峻”。在主人公病情状况的核查题目上采用单选方式，题目中列出脂肪肝、白血病和感冒三种病情，被试必须选出符合先前故事内容所描述的病情，以此判断被试是否认真阅读题项，作为保留或删除数据的依据。

3 研究结果

3.1 操作核查结果

在人脉资源的操作上，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人脉资源丰富组（M=5.93，SD=1.04）被试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人脉资源贫乏组（M=3.00，SD=1.45）的情况，t（44）=7.99，p<0.001，|Cohen’s d|=2.41，表示人脉资源操作成功。在遭遇疾病严重程度的操作上，通过询问被试认为故事情境主角的病情严重程度来核查该病情的严重程度，结果发现，患白血病组（M=5.19，SD=1.24）的被试认为病情严重程度显著高于普通感冒组（M=3.25，SD=1.45），t（49）=5.13，p<0.001，|Cohen’s d|=1.54），表示病情严重程度的操作成功。由上述两个分析结果可知，本研究在遭遇事件的严重性和拥有资源的操作上是成功的。

3.2 故事情境主角的病情好转可能性上的差异分析

在病情好转可能性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病情的严重程度和所拥有人脉资源的主效应，在遭遇严重病情（白血病）上，资源丰富组（M=5.26，SD=1.29）比资源贫乏组（M=4.37，SD=1.61）在评估白血病病情好转的可能性上差异显著，t（44）=2.09，|Cohen’s d|=0.86，p=0.043；方差分析表明，资源贫乏得白血病组比资源丰富得感冒组在评估病情好转性上差异显著，F（3，89）=2.70，p=0.046；结果整理如表2。

表 2 病情好转可能性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the probability of improvement

因变量：病情好转情况	人脉资源多 （社会支持多）	人脉资源少 （社会支持少）	总均分
病情严重（白血病）	5.26±1.29（n=27）	4.37±1.61（n=19）	4.89（1.46）
病情轻微（感冒）	5.54±1.47（n=24）	4.91±1.44（n=23）	5.23（1.46）
总均分	5.39（1.38）	4.67（1.53）

被试评估白血病组（M=5.26，SD=1.29）的病情好转可能性显著低于感冒组（M=5.54，SD=1.47）。在拥有资源上，F（3，89）=2.596，p<0.05，偏η2=0.08，人脉资源丰富组的得分（M=5.26）显著高于人脉资源贫乏组的得分（M=4.37）。但在交互作用上并无显著差异t（44）=-0.73，|Cohen’s d|=0.29，p=0.469。

3.3 情境主角的情感状态评估(抑郁)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表明，在情境故事主角的沮丧程度（抑郁）评估上，资源贫乏病情严重组得分（M=5.68，SD=1.00）高于其他组，如资源丰富病情严重组（M=4.44，SD=1.70），t=-1.50，|Cohen’s d|=0.65，p=0.141；资源丰富病情轻微组（M=3.25，SD=1.70），t=2.51，|Cohen’s d|=0.99，p=0.015；资源贫乏病情轻微组（M=4.61，SD=1.08）；F（3，89）=6.46，偏η2=0.18，p=0.001。

表 3 抑郁程度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depression analysis

因变量：抑郁	人脉资源多 （社会支持多）	人脉资源少 （社会支持少）	总均分
病情严重（白血病）	4.44±1.70（n=27）	5.68±1.00（n=19）	4.95（1.39）
病情轻微（感冒）	3.25±1.70（n=24）	4.61±1.08（n=23）	3.92（1.42）
总均分	3.88（1.70）	5.00（1.26）

具体讲，在病情严重性上，人脉资源丰富组的抑郁得分（M=4.44，SD=1.24）低于人脉资源贫乏组的得分（M=5.68，SD=1.003），但差异不显著，t（44）=-1.50，|Cohen’s d|=0.61，p=0.141；在病情轻微上，人脉资源丰富组在抑郁上的得分与人脉贫乏组的得分差异显著，t（45）=-3.56，|Cohen’s d|=1.51，p=0.001；在人脉资源丰富上，病情严重组的抑郁得分（M=4.44，SD=1.70）显著高于病情轻微组的得分（M=3.25，SD=1.70），t（49）=5.13，|Cohen’s d|=2.03，p<0.001；在人脉资源贫乏组上，病情严重组在抑郁上的得分（M=5.68，SD=1.00）与病情轻微组的得分（M=4.61，SD=1.08）差异显著，t（40）=3.32，|Cohen’s d|=1.45，p=0.002。

3.4 情境主角的乐观程度评估

在乐观程度上的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后，结果表明病情严重和人脉资源的主要效果，交互作用并无显著差异。在遭遇病情上，被试评估白血病组的乐观程度（M=4.41，SD=1.42）显著低于感冒组（M=4.79，SD=1.32），F（3，89）=6.65，p<0.001，偏η2=0.18。

使用事后比较结果发现，被试在病情严重情况下，人脉资源丰富与否具有显著差异，t（44）=3.11，|Cohen’s d|=1.32，p=0.003，被试的乐观程度在人脉资源丰富情况下（M=4.41，SD=1.42）高于人脉资源贫乏组（M=3.11，SD=1.37）；而在病情轻微条件下，人脉资源的丰富与否也具有显著差异，t（45）=3.01，|Cohen’s d|=1.23，p=0.004，被试乐观程度在资源丰富条件下（M=4.79，SD=1.32）高于人脉资源贫乏组（M=3.57，SD=1.47）。乐观程度只有在病情严重的情境下符合假设。结果整理了如表4。

表 4 乐观程度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optimism analysis

因变量：乐观程度	人脉资源多 （社会支持多）	人脉资源少 （社会支持少）	总均分
病情严重（白血病）	4.41±1.42（n=27）	3.11±1.37（n=19）	3.87（1.40）
病情轻微（感冒）	4.79±1.32（n=24）	3.57±1.47（n=23）	4.19（1.40）
总均分	4.59（1.37）	3.36（1.42）

3.5 情境主角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评估

在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上的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后，各组之间差异显著，F（3，89）=9.13，p<0.001，偏η2=0.24。但交互作用并无显著差异，t（48）=0.58，p=0.563。

使用事后比较结果发现，被试在病情严重情况下，人脉资源丰富与否具有显著差异，被试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在人脉资源丰富情况下（M=4.70，SD=1.27）显著低于人脉资源贫乏组（M=6.05，SD=1.13），t（44）=-3.79，|Cohen’s d|=1.13，p<0.001；而在病情轻微条件下，被试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在资源丰富条件下（M=4.00，SD=1.38）低于人脉资源贫乏组（M=4.48，SD=1.44），但未达显著差异，t（45）=-1.16，|Cohen’s d|=0.34，p=0.252。即在病情轻微条件下，人脉资源丰富还是人脉资源贫乏，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差异不大。在人脉资源多条件下，病情严重组在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上的得分（M=4.70，SD=1.27）高于病情轻微组在社会压力上的得分（M=4.00，SD=1.38），但未达显著差异，t（50）=1.89，|Cohen’s d|=0.40，p=0.065。在人脉资源少的条件下，病情严重组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得分（M=6.05，SD=1.13）显著高于病情轻微组在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上的得分（M=4.48，SD=1.44），t（40）=3.97，|Cohen’s d|=1.21，p<0.001。结果整理如表5。

表 5 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分析结果

Table 5 Perceived social stress analysis results

因变量：感受到的 社会压力	人脉资源多 （社会支持多）	人脉资源少 （社会支持少）	总均分
病情严重（白血病）	4.70±1.27（n=27）	6.05±1.13（n=19）	5.26（1.20）
病情轻微（感冒）	4.00±1.38（n=24）	4.48±1.44（n=23）	4.23（1.41）
总均分	4.37（2.03）	5.19（1.29）

4 讨论

本研究使用情境实验的方法测量了社会事件的严峻程度和所获得社会支持的多寡对不同命运观的影响，证实了三种内隐共享命运观的存在条件，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简言之，该结果让我们了解到被试确实会受到个人所遭遇事件的严峻性与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支持操纵的影响，进而展现出不同的情感和认知反应，特别是在病情好转可能性的测量上，出现了符合研究假设的结果，且我们认为病情好转可能也包含了个体对情境的可控感概念。该结论与以往Au的研究[7]结果是一致的，相比西欧和说英语国家，可协商命运观在东南亚、东亚和东欧等国家更流行。随后，Au等人使用具有丰富的双文化体验的新加坡大学生[12]，结果发现，若新加坡大学生被启动亚洲文化框架，他们更认同可协商命运观信念，且在遭受挫折的任务上坚持更久；如果被启动美国文化，这些新加坡大学生对可协商命运观认同要低一些，更不可能在不利反馈结果上坚持很久。

该结果还表明，相比人定胜天命运观和人命由天命运观，可协商命运观更可能带来社会适应性结果，如认为病情好转的可能性更高，更少沮丧和抑郁情绪，抱有更多乐观想法，该结果也证实了Au等人的研究，即使身处不可改变的环境中，可协商命运观的信念使得个体保持个人行动潜能的信心，在目标追求过程中，更容易保持乐观。对意外不利结果，持有可协商命运观的个体更倾向于赋予这个不期望的疾病结果以积极意义[12]。常保瑞等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可协商命运观可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13］。王芳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1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陈满琪研究发现，当个体持有较高可协商命运观，他们体验到更高的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较少体验到消极情绪，这种情绪体验促使人们持有乐观的未来预期[15]。这与来自台湾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6]。

总之，这些结果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命运的文化建构取决于与环境的共享经验程度。承认命运并非普遍地与放弃命运的控制相联系。相反，当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生态因素需要在追求渴望的目标中对严峻的限制进行管理，可协商命运的信念发挥能动性的好处，它能使个人从事积极的应对和保持积极的自我价值。命运的信念成长于体验到的现实和发展于个人在他们面临的环境中去努力的方式。当社会文化环境需要个体在追求目标过程中顺利通过严峻的限制条件，承认命运并不是伴随着对控制的放弃，相反，个体把与命运设置的限制一起工作看成一种需要。用这种方式，他们维持从事积极的应对和保持积极的自我观。将来的研究有望探索这个框架的效用来理解在一个文化内的有关命运的观点中的个体差异。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南民族地区老年人有关老化问题研究”（编号：20XJA190001）、2019 年广西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大学生创业失败归因与再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编号：2019BQ19）、2019年度广西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一般项目A类“《教育心理学》课程‘具身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编号：2019JGA09）和广西文科中心2019年度科学研究/工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项目“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对心理育人的影响研究”（编号：Sz2019008）的阶段性成果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Chiu C Y，Hong Y Y．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M］．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6．

[2] Levy S R，Chiu C，Hong Y．Lay Theori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M］// Handbook of Race，Racism，and the Developing Child．New Jersey：John Wiley and Sons，Inc．，2006．

[3] Dweck C S，Hong C Y Y．Implicit Theories and Their Role in Judgments and Reactions：A World from Two Perspectives［J］．Psychological Inquiry，1995，6（4）：267-285．

[4] Hyeongmin K，Katina K，Kramer T．Interactive Effect of Beliefs in Malleable Fate and Fateful Predictions on Choice［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4，40（6）：1139-1148．

[5] Chiu C Y，Au E W M，Zhang Z X．Negotiable fate as bounded agency：Exercising agency under immutable societal constraints［C］// New perspectives in East Asian studies．Taipei，2012．

[6] Au E W M，Chiu C Y，Zhang Z X，et al．Negotiable Fate：Social Ecological Foundation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s［J］．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012，43（6）：931-942．

[7] Au，Evelyn Wing Mun．Negotiable fate：The belief，potential antecedents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J］．Dissertations & Theses Gradworks，2008．

[8] Brewer P，Venaik S．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 Hofstede and GLOB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1，42（3）：436-445．

[9] Chaturvedi A，Chiu C Y，Viswanathan M．Literacy，Negotiable Fate，and Thinking Style Among Low Income Women in India［J］．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2009，40（5）：880-893．

[10] Chen J，Chiu C Y，Chan S F．The cultural effects of job mobility and the belief in a fixed world：Evidence from performance foreca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9，97（5）：851-865．

[11] 赵志裕，区颖敏，陈静．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行为之间的关系?［M］//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2] Au E W M，Chiu C Y，Chaturvedi A，et al．Maintaining faith in agency under immutable constraints：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believing in negotiable fat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1，46（6）：463-474．

[13] 常保瑞，白宝玉，钟年．可协商命运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4）．

[14] 王芳，李志荣．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策略及可协商命运观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4（5）：1225-1231．

[15] 陈满琪．可协商命运观与未来预期的关系——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和集体主义社会现实感知的调节作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97（2）：173-182+233．

[16] 李松晏．生活命运信念的本质：自觉可控性［D］．台湾政治大学，2011．

附录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1）（病情严重程度高×社会资源多）

亲爱的同学：

你好！我们想要了解人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判断，以下是一个真实案例，请仔细阅读，且假想自己就是案例中的主角，并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回答以下几个关于案例事件的判断。谢谢！

段鹏是深圳某合资企业的员工，从事IT行业，他人缘颇佳，属于既有温度（Warmth）又有能力（Competences）的暖男，在单位很受老板和同事的喜欢。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家族中有很多名望颇高的人，如律师、医生，家里出点什么事都会受到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1．上周常规体检，段鹏被检测出患有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你认为他可能感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2．你认为段鹏患白血病的病情，在经过骨髓移植的治疗后，整体状况能够好转的可能性有多大？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3．上述情况下，你认为段鹏感到沮丧的程度为多高？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4．你认为段鹏感到乐观的程度有多高？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5．请问段鹏人脉资源如何？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6．请问段鹏病情为何？

□白血病 □感冒 □脂肪肝

7．请问你认为此病情对段鹏来说，其严重性如何？

一点不严重 非常严重

1—————2—————3—————4—————5————6————7

实验材料（2）（事件严重程度高×社会资源少）

大家好：我们想要了解人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判断，以下是一个真实案例，请仔细阅读，且假想自己就是案例中的主角，并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回答以下几个关于案例事件的判断。谢谢！

段鹏是深圳某企业的员工，父母亲都是农村普通的农民。他不爱说话，人缘也不是很好，不论是在单位还是社会上，认识的熟人都不多。

1．上周常规体检，段鹏不幸被检测出患有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你认为他可能感受到的压力多大？

非常小 非常大

1—————2—————3—————4—————5————6————7

2．综合上述，你认为段鹏患白血病的病情，在经过治疗后，整体状况能够好转的可能性有多大？

非常小 非常大

1—————2—————3—————4—————5————6————7

3．在上述情况下，你认为段鹏感到沮丧的程度有多高？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4．在上述情况下，你认为段鹏感到乐观的程度有多高？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5．请问段鹏人脉资源如何？

非常少 非常多

1—————2—————3—————4—————5————6————7

6．请问段鹏病情为何？

□白血病 □感冒 □脂肪肝

7．你认为此病情对段鹏来说，其严重性如何？

一点不严重 非常严重

1—————2—————3—————4—————5————6————7

实验材料（3）（事件严重性低×社会资源多）

大家好：我们想要了解人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判断，以下是一个真实案例，请仔细阅读，且假想自己就是案例中的主角，并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回答以下几个关于案例事件的判断。谢谢！

段鹏是深圳某合资企业的员工，从事IT行业，他人缘颇佳，属于既有温度（Warmth）又有能力（Competences）的暖男，在单位很受老板和同事的喜欢。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家族中有很多名望颇高的人，如律师、医生，家里出点什么事都会受到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1．上周常规体检，段鹏被检测出患有脂肪肝，你认为他可能感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非常小 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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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认为段鹏患脂肪肝的病情，在经过治疗后，整体状况能够好转的可能性有多大？

非常小 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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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认为段鹏感到沮丧的程度有多高？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4．你认为段鹏感觉乐观的程度有多高？

非常低 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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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认为段鹏人脉资源如何？

非常少 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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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问段鹏病情为何？

□白血病 □感冒 □脂肪肝

7．你认为此病情对段鹏来说，其严重性如何？

一点也不严重 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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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4）（事件严重程度低×社会资源少）

大家好：我们想要了解人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判断，以下是一个真实案例，请仔细阅读，且假想自己就是案例中的主角，并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回答以下几个关于案例事件的判断。谢谢！

段鹏是深圳某企业的员工，父母亲都是农村普通的农民。他不爱说话，人缘也不是很好，不论是在单位还是社会上，认识的熟人都不多。

1．上周常规体检，段鹏不幸被检测出患有脂肪肝，需要骨髓移植，你认为他可能感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非常小 非常大

1—————2—————3—————4—————5————6————7

2．你认为段鹏患脂肪肝的病情，在经过治疗后，整体状况能够好转的可能性有多大？

非常少 非常多

1—————2—————3—————4—————5————6————7

3．你认为段鹏感到沮丧的程度有多高？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4．你认为段鹏感到乐观的程度有多高？

非常低 非常高

1—————2—————3—————4—————5————6————7

5．你认为段鹏人脉资源如何？

非常少 非常多

1—————2—————3—————4—————5————6————7

6．请问段鹏病情为何？

□白血病 □感冒 □脂肪肝

7．你认为此病情对段鹏来说，其严重性如何？

一点也不严重 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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