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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培养与教育个体社会责任心的重要时期（刘勇，谭小宏，2008） 。高中生作为青少年群体，是祖国未来的发展和希望，开展人格教育至关重要。社会责任心是个体人格健全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一种涵盖知、情、意的积极心理品质（肖波，2009；谢威士 等，2022；谭小宏，2001），属于道德领域的研究主题，广泛来讲，是指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或社会负责（谭小宏，2001），一般包括在家庭、集体、他人、道德、社会发展等方面承担的责任（程玲红，2002）。社会责任心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及表现，有研究显示，社会责任心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谢威士 等，2022；Cehajic-Clancy et al.，2011；宋琳婷，2019），并且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未来大学阶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心，是减少大学生逃课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冉汇真，刘宗发，2015），由此可见，社会责任心不仅促发积极的社会行为，对于其自身发展也至关重要。

积极心理及与行为有关的积极心理因素均为心理资本（谢威士 等，2021），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心理状态（张阔 等，2010），包括自我效能感、韧性、乐观、希望四个维度（Luthans et al.，2007）。社会责任动机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动机之一（Berman，1997），自我效能是个体积极心理资本的首要构成要素，有研究显示提升高中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预测（侯春娜 等，2013；谢威士 等，2021）并切实提升其社会责任心（郭可雷 等，2022）。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领悟到自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意识到生活有明确的目标和使命（Steger，2008）。生命意义感是心理功能的积极指标，心理资本中的希望因素与生命意义感相互影响（余娟，2022），个体生命意义感越强，其生活满意度、自尊水平就越高，正性情感也越多（Brassai et al.，2011），有利于帮助个体形成良好的心理与行为模式。有研究证明，心理资本能对个体的生命意义进行正向预测（王恩娜，2017），拥有高水平积极心理资本的个体，对人生理想和目标追求的过程中，会更多表现出乐观、自信的心态，体验到更高的自我价值感，不再缺少生存的目的感和价值感，能更好地适应环境，更具有灵活性，从而更好地感受到生命意义感。基于文献分析，研究将探求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对个体社会责任心的影响，为提升高中生社会责任心提供
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两所高中进行随机抽样，发放问卷371份，回收有效问卷35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4.3%。其中男生140人（40%），女生210人（60%）；高一年级179人（51.1%），高二年级108人（30.9%），高三年级63人（18%）；学生干部75人（21.4%），非学生干部275人（78.6%）。

2.2 方法

2.2.1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由张阔等（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问卷共26个项目，包括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4个维度，5道反向计分条目（8、10、12、14、25）。采用Likert 7点计分，分数越高，说明其心理资本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
为0.926。

2.2.2 生命意义问卷

由王鑫强等（2013）在国内中学生群体中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问卷（MLQ），共有 10 个题目，涉及两个维度：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分别有5个题目。采用Likert 7点计分，所得分数数值越大代表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强，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0。

2.2.3 社会责任心问卷

由程岭红（2002）编制的青少年学生责任心问卷的社会责任心分问卷，共23个题目，包括集体责任心、家庭责任心、同伴责任心、道德责任心和社会发展责任心五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社会责任心越强，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

2.3 统计处理

使用SPSS 26.0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并使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和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温忠麟 等，2004），探测高中生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与社会责任心的进一步关系。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周浩，龙立荣，2004），对本研究中的所有测量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情况下，共有8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变异量为 34.281% ，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高中生社会责任心基本情况及各变量相关分析

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男生（3.876±
0.753）和女生（3.941±0.645）的社会责任心差异不显著，t=-0.858， p>0.05；学生干部社会责任心得分（4.124±0.679）与非学生干部（3.858±0.683）的差异非常显著，t=2.992，p﹤0.01；高一年级学生（3.961±0.676）、高三年级学生（4.033±0.645）的社会责任心均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学生（3.771±0.719），F=3.747，p<0.05。因此，在后续的统计分析中将是否学生干部和年级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表 1 社会责任心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结果

Table 1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ross demographic variables

3.3 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与社会责任心各主变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对各主变量进行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发现，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与社会责任心之间均存在正相关。

表 2 高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与社会责任心的相关性统计（N=350）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N=350)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4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进一步探讨生命意义感在心理资本与社会责任心之间的中介作用，依据 Hayes（2013）的观点，采用 PROCESS 3.5，以积极心理资本为自变量、社会责任心为因变量、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将各变量纳入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控制是否学生干部和年级的条件下，采用Bootstrap检验方法，重复5000次抽取样本，当回归系数95%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表示回归系数显著。结果显示：积极心理资本对社会责任心的预测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249，占总效应44%，Boot标准误为 0.059，95%效应置信区间为［0.133，0.365］，不包括 0。生命意义感在心理资本和社会责任心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317，占总效应的56%，Boot标准误为0.051，95%效应置信区间为［0.222，0.419］，不包括 0，这表明生命意义感在心理资本与社会责任心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具体模型结果如表3、表4和图1
所示。

表 3 生命意义感在积极心理资本与社会责任心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life meaning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注：模型1，即积极心理资本预测社会责任心；模型2，即积极心理资本预测生命意义感；模型3，即积极心理资本和生命意义感共同预测社会责任心。

图 1 以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预测社会责任心的路径图

Figure 1 The path diagram for predic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ense of life meaning

表 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式

Table 4 Test results for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4 讨论

4.1 高中生社会责任心的基本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女生的社会责任心高于男生，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宋琳婷，陈健芷，2011；刘勇，谭小宏，2008），高中阶段，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的生理、心理都趋向成熟，在责任意识、道德评价的认知上比较充分，一般不会出现显著性差异；学生干部社会责任心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宋琳婷，陈健芷，2011），学生干部经常开展班团会组织工作，是教师与普通学生之间沟通衔接的桥梁，在实践中对责任的重要性认识深刻，表现为更有担当和大局意识，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不同年级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高一年级、高三年级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均显著高于高二年级，该结果的原因在于高二处于高中阶段学业分化的关键时期，学生学业压力增大，注意力更多集中于课业学习，参与集体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时间有所减少，这可能是该群体社会责任心得分偏低的重要原因。

4.2 生命意义感在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责任心的中介作用探析

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心与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呈两两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具备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越发明确的学生，社会责任心越强。在前人的研究中，没有对生命意义感在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责任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属于研究空白。本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在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责任心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心理力量（方必基，2012），是对环境和成功可能性的积极评价（Luthans，2010），为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温磊，2010）。心理健康指标高的学生，面对生活事件或者挑战性的任务时，表现得更加自信、乐观，对目标锲而不舍，坚持到底以获得成功，从而体验人生意义，进一步树立目标，从关注自我发展到可以关注他人、集体和社会的需求，一定意义上积极寻求自我实现，体验生命意义的完满感，在生活中有能力和意愿更多地给予，逐步增强社会责任心。所以积极心理资本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对社会责任心产生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高中生社会责任心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是否学生干部及年级层面存在显著差异；（2）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和社会责任心之间两两显著相关；（3）生命意义感在积极心理资本与社会责任心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丰富了高中生社会责任心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为培养学生社会责任心及提高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刘勇, 谭小宏. (2008). 中学生社会责任心的结构与发展特点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15(5), 78-82.

[2] 肖波. (2009). 青少年社会责任心问卷编制 (硕士学位论文) . 湖南师范大学.

[3] 谢威士, 王玉, 左训雅. (2022). 社会责任心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40(1), 89-92, 116.

[4] 谭小宏. (2001). 中学生责任心问卷的编制 (硕士学位论文) . 西南大学.

[5] 程玲红. (2002). 青少年学生责任心问卷的初步编制 (硕士学位论文) . 西南师范大学.

[6] Cehajic-Clancy S, Effron D A, Halperin E, Liberman V & Ross L D. (2011). Affimation, acknowledgment of ingroup responsibility, group based guilt, and support for reparative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 256-270.

[7] 宋琳婷. (2019). 大学生社会责任心与亲社会倾向关系的研究.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7(1), 106-110.

[8] 冉汇真, 刘宗发. (2015). 大学生逃课现象与社会责任心关系的调查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 255(7), 128-132.

[9] 张阔, 张赛, 董颖红. (2010). 积极心理资本: 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8(1), 58-64.

[10]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et al. (2007).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60(3), 541-572.

[11] Berman S. (1997). Children’s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NY Press.

[12] 侯春娜, 伍麟, 刘志军. (2013). 家庭因素中父母情感温暖、文化性与责任心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中介与中介调节研究. 心理科学, 36(1), 103-108.

[13] 谢威士, 吴思惠, 左训雅. (2021). 青少年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责任心的关系: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3(5), 96-100.

[14] 郭可雷, 姚淑君, 马起率, 等. (2022). 体育课赋权动机气候与高中生社会责任心的关系: 人际关系行为困扰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专题报告 (运动心理学分会) (pp. 171-172).

[15] Steger M F, Kashdan T B, Sullivan B A & Lorentz D. (2008). Understanding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cognitive style, and the dynamic between seeking and experiencing mea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6(2), 199-228.

[16] 余娟. (2022). 初中生社会联结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基于简单中介和交叉滞后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 广西师范大学.

[17] Brassai L, Piko B F & Steger M F. (2011). Meaning in Life: Is It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8(1), 44-51.

[18] 王恩娜. (2017).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心理资本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 兰州大学.

[19] 张阔, 张赛, 董颖红. (2010). 积极心理资本: 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8(1), 58-64.

[20] 王鑫强. (2013).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5), 764-767, 763.

[21]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2004).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 (5), 614-620.

[22]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23]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51(3), 335-337.

[24] 宋琳婷, 陈健芷. (2011). 中学生社会责任心的特点及培养建议.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10(23), 39-40.

[25] 刘勇, 谭小宏. (2008). 中学生社会责任心的结构与发展特点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15(5), 78-82.

[26] 方必基. (2012). 青少年学生心理资本结构、特点、相关因素及团体干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 福建师范大学.

[27]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et al. (2010).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60(3), 541-572.

[28] 温磊. (2010). 企业员工心理资本干预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 内蒙古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