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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成长的，而家庭作为儿童早期最主要的生活场域，它在儿童健康成长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1]。为了更好地考察家庭和儿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家庭动力绘画，来了解儿童对其所处家庭环境的心理感知。家庭动力绘画常运用方便、简单、不受语言限制的指导语引导儿童进行主题绘画。由于家庭动力绘画测验很好地适应了儿童自我表达的一般规律，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儿童的防御机制和抵触心理，因此深受到儿童的喜欢。借此契机，它可以鼓励儿童更多地表达自己对亲子关系的感受[2]。

2 历史渊源

绘画测验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心理动力学，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造（包括绘画）可以将潜意识的能量及意向，经由潜意识传递到艺术作品上[3]。而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家庭动力绘画就已经作为儿童评量的工具了，又因为其原理是投射，所以投射心理学家根据实际需要提出了一些图画的变体，Appel（1931）首先提出了可以用“画一个家庭”的方式来了解家庭成员互动的信息。其后Hulse（1951）首先介绍儿童的家庭绘画“画一个家”（D-A-F），主要研究家庭绘画中的整体表现，探讨其所表现的冲突现象。但Hulse（1951）仅要求儿童“画出你的家庭”，用简单直接的家庭绘画测量一些精神病理问题的家庭，尽管这种测量技术可以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是这种方法相对静态和僵化［4］。

针对这一问题，Burns和Kaufman（1972）发展了家庭动力绘画（Kinetic Family Drawing，K-F-D）。在指导语中强调“动态”，动态（Kinetic）绘画评定是一种新绘画任务形式，它要求被试画人在做某事[5]。研究者要求儿童“画一幅包括你自己和所有家人在做的一些事的图画。试着画出整个人而不要画卡通或者筷子形式的人。记得让每个人在做一些事情，必须要有一些动作。”个体画出家中成员是正在活动，或是做些什么，这些内容大大地丰富了以往的家庭画的表达。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家庭动力（Family Dynamics）关系通过动态（Kinetic）特征得到了更淋漓尽致地表现。

随后，Burns和Kaufman（1972）在儿童治疗医学中心收集了一万张关于家庭动力绘画作品并进行了分析，发现绘画中人物动作是富有意义的，这关系着个体在家庭模式中的自我显示。在1972年，他们在第二本书中讨论了绘画中动作、样式、象征符号的意义，阐述了家庭动力绘画与家庭互动的关系[4]。

3 工具介绍

家庭动力绘画是绘画治疗的一种，其原理是投射性的绘画测验。要求来访者画出自己家人，并且展示出每一个家人都在做什么。其不仅是家人的罗列，而且是家人之间关系的展示[5]，研究者在收集好绘画作品之后会依据计分指标和后期的访谈对其进行赋分和分析。具体指导语、指标、信效度具体如下：

3.1 指导语

请你在白纸上画出你家里的所有人，也包括你自己，而且每个人都要在做一件事情。画完后，请大家在每一个画出的人物旁标出这是“谁”、在做什么。现在大家有2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幅画[2]。

3.2 计分指标

关于计分指标，诸多国外学者在多年的研究和实际运用过程中归纳出五个计分指标分别为人物行为、风格样式、象征符号、身体特征、格局，后来家庭动力绘画传入国内，国内学者结合本土文化及本土儿童的特征不断丰富其计分指标，具体如下：

Burns & Kaufman（1970）指出家庭动力绘画（Kinetic Family Drawing）指标有五个，一是人物行为（Action）指儿童家庭动力绘画中儿童与他们的家人所进行的活动和特定动作。这个指标可以呈现家族成员间的家庭地位、关系和角色；二是风格样式（Style）指绘画中是否出现区隔、沿底部纸边画和封闭式画法等等。其中不同的风格代表了不同的情绪内涵与关系；三是象征符号（Symbols）指图画中的花草树木、动物、用具或者家庭生活用品等等。这些象征符号都隐含家庭间关系的意义和防御机制；四是身体特征（Physical characteristics）指人物的身体比例、手脚长短、摆放位置、被省略的部位和家人等等。这个表现形式可以窥视绘画者内在情绪、家庭关系和智能等等；五是格局（Grid）指家庭成员的间距和位置等，可以呈现出家庭成员的心理距离、依赖和关系性［4］。

国内外不少学者如范琼方（1996）、Malchiodi（1998）、严文华（2003）等都将Burns＆Kaufman的家庭动力绘画测验工具运用到了自己的艺术治疗临床研究当中[5]。我国台湾学者范睿榛（2009）和曾雅薇（2009）依据Burns和Kaufman（1972）的《家庭动力绘画中的动作、样式和象征符号解说指引手册》（Action，Styles and symbols in Kinetic Family Drawings）以及Knoff（1985）所发展的《家庭和学校动力绘画系统评分手册》（Kinetic Drawing System For Family and School Scoring Booklet）中人物行为、样式、象征符号、身体特征以及格局五个指标为基础，参考Burns（1982）和Anderson（2004）的研究，加之文化考量的差异，编制了家庭动力绘画测量的计分指标[4]，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见表1）。

表 1 家庭动力绘画相关意义解释

Table 1 Explanations of the relevant meanings of family Dynamic painting

黛·利奥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的指导方针来解释家庭画如下表2所示（见表2）。

表 2 解释家庭画活动中的元素

Table 2 The explain of the elements in the family painting activity

表1和表2提供了家庭动力绘画中适用的分析以及可能性解释，可协助我们理解隐含在儿童绘画中的个人认知、情感冲突等所可能蕴含的心理层面意义。然而，解释意义并非与对应指标是绝对的关系。大部分研究没有将构成家庭动力绘画各个要素进行明确的解释，因为投射测试的特定部分所表示的意义并非一对一的解释关系，而是相互综合关联起来的[5]。

3.3 信效度

家庭动力绘画手册由来访者绘制的137幅画组成，而研究者对这些图画做出有效性评估面临的困难就是缺少与其他心理测评相对比的标准。目前，许多学者仍在尝试运用其他测评标准进行验证和研究。范琼方（2006）对相关研究的整合中，她发现Mcphee和Wegner（1976）进行了KFD的交互评估信度的研究。根据五位K-F-D研究员在研究中的情绪困扰和正常儿童所画家庭动力画中样式上的表现，其信度平均值为0.87。而Cummings（1980）的对K-F-D的信度研究中，由两位受训过的男性和女性施测者对特殊儿童和一般学生的家庭动力绘画进行评分工作，结果显示评分者信度平均高于0.97。但五周后中的再次测试中，这些测试者表现出的信度不稳定，这表明K-F-D评估的是受测者暂时性的状态，而非持久性人格特质[12]。

在家庭动力绘画的效度研究中，研究者的态度出现分歧。Johnston（1975）证实儿童来自圆满的家庭与父母离异的家庭，在家庭动力绘画的表现上有很大不同[8]。Heineman的研究也证明一些情绪困扰的儿童在K-F-D的样式表现中有区隔式表现的效度研究。Schornstein连续发表运用K-F-D技巧识别被虐待儿童的心理表现。其他的支持性研究如Annunziata（1983）发现来自离婚家庭的儿童比一般家庭的认同在家庭动力绘画中较容易呈现象征情绪性的内容，离婚家庭的儿童对家庭成员的描绘比较不精确。Veltman和Browne（2000）以心理专业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对象，让其从儿童的绘画中区分是否有受虐事件，结果发现两个群体在分辨中无显著差异，但KFD的使用比FKD（Favourite kind of day drawing）更加可靠［4］。

在效度研究的反对面中，Holtz，Brannigan和Schofield（1980）运用KFD研究人际距离的测量，发现自己和家人距离在绘画人物距离与心理距离量表这两个标准尺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因此他研究者推测KFD中的测量距离只是理想的感情亲近，而不是目前的感情亲近程度。范琼方、吴武烈（2001）提出的K-F-D再测信度与情绪状态上的相关并不明确，但在人格特质与家人互动的是关系探究上却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指标[4]。

4 家庭动力绘画的应用领域

4.1 不同家庭形态的应用研究

目前国内对家庭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不同的家庭形态的关系，且大多集中于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的儿童、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亲自抚养儿童和隔代抚养儿童的比较，并对其绘画表现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一般性家庭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的表现方式缺乏分析总结。

谷敏（2014）和邓蕾（2019）都对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初中生的绘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初中生在符号特征、绘画态度、人物动作等都存在差异。例如：在象征符号上，单亲家庭的学生常将人物省略数个，部分会出现动物陪伴，较双亲家庭经常会省略父母和自我像，存在过度防御与掩饰心理；在绘画态度上，在绘画中单亲家庭子女更常出现较重的笔触和反复擦拭重画的情况，或者不画或者不写任何感受，存在精神动力过高、情绪焦虑、压抑等倾向，而双亲家庭学生则画出了更多得细节；在人物动作上，大多数双亲家庭学生在人物动作上较具体、生动，常常是家人一起在做事情，而单亲家庭学生人多数会画物体、例如电脑、书桌、柜子等，有时会把自己画的很小。无论在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里，学生绘画呈现的亲子关系很少有亲密的互动[9]。

包丽（2016）和张敏（2019）分别使用家庭动力绘画研究留守儿童心中的家庭关系，并对所收集的绘画作品进行数据分析，并对形成留守幼儿和非留守幼儿家庭动力绘画中的差异从心理因素的角度进行讨论，依据讨论分析得出如下结论：a留守幼儿家庭中人物互动较少；b相比于非留守幼儿，留守幼儿更容易区画自己；c留守幼儿在家庭动力绘画中经常出现省略父母的现象；d留守幼儿和非留守幼儿在家庭动力绘画中的人物都小于画纸大小的1/16[5]。

2018年，尚英楠比较了120幅亲子抚养和隔代抚养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结果发现：亲子抚养与隔代抚养家庭儿童在家庭动力绘画的人物互动关系和动作、人物间距和障碍物、图画样式、人物大小、象征符号等指标上均存在差异[12]。同年，王瑶利用家庭动力绘画对于甘肃省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最先描画的人物形象为母亲者最多，幼儿描画与其距离最近的形象为母亲最多，幼儿描画的最大形象为母亲最多，这说明母亲是幼儿最喜欢、最为亲密的家人。事实上，研究者在与幼儿的交谈中得知，绝大多数幼儿最喜欢的家人是母亲，母亲在幼儿的心里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13]。

除了这些特殊家庭之外，不少研究者就家庭动力绘画的使用范围也做了研究，例如：2016年，张婧在利用家庭动力绘画评估儿童亲子关系的研究中发现无论从绘画测验实施的可行性本身，还是从儿童心理发展水平，亦或是从绘画测验的理论基础与以往的应用情况来看，对三年级儿童采用绘画测验的方式评估其亲子关系情况是合理、有效的。

2019年李文姣在《视觉记忆对儿童绘画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中使用家庭动力绘画对小学生视觉记忆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儿童的视觉记忆与其绘画能力的各个维度均呈显著相关，说明儿童的视觉记忆能力越强，他们的绘画水平越高。其后李文姣又用家庭动力绘画作为研究工具探究了儿童创造力水平和其绘画水平的关系，结果发现：创造力中想象力和好奇性与儿童绘画水平的各个维度均呈显著相关，挑战性仅与绘画水平的细节性及总分呈弱相关，而冒险性与绘画水平不存在相关。创造力中的想象力对儿童的绘画水平的预测作用最好，其次是好奇性，而挑战性和冒险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14]。

4.2 特殊儿童和特殊家庭应用的研究

在国外同样有一大批学者研究家庭动力绘画，且研究领域集中在特殊儿童和特殊家庭上。

Pergamon在1985年就利用家庭动力绘画调查了来自完整家庭和离异家庭的儿童，发现这些儿童在自我概念上没有显著差异，家庭动力绘画上也不存在差异[14]。随后，Masayo Kasuya（2000）为了弄清楚唇腭裂患儿对于家庭情况的认知，研究者对60名7～9岁的唇腭裂患者进行观察，同时对比了100名正常儿童，结果发现：与正常儿童相比，唇腭裂患儿绘画集中在纸张的右下角或者是左上角。唇腭裂患儿对其家人表现出焦虑和恐惧，他们很少把家视为一个安宁的地方。唇腭裂患儿可以感知到父母的存在，但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心理距离相当遥远[15]。Marijcke W.M Veltman（2003）以6名受虐儿童和12名正常儿童为被试对象，研究了身体受虐儿童和正常儿童在家庭动力绘画上的表现方式，然后将两组绘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受虐儿童在大多数变量上得分有更高的倾向。基于此小样本实验，家庭动力绘画在识别和筛查受虐儿童有一定的作用，并且可以在临床工作中建起和儿童沟通的有效的桥梁[16]。Özge Metin（2010）对学龄前儿童包含他们在内的兄弟姐妹关系在家庭动力绘画上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学龄前儿童的兄弟姐妹关系不仅反映在儿童的行为特征上，还反映在儿童的绘画上，绘画投射法可以提供孩子们无法轻易外化的情感信息，在此基础上结合家人和老师提供的信息评价孩子们的图画，可以很好地了解儿童[17]。

Afsoon Saneei在2011年调查了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和这些儿童的兄弟姐妹对他们绘画的感觉和态度。对30名自闭症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他们母亲和兄弟姐妹的绘画进行分析，并与30名正常儿童及其家庭成员的绘画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仅在遗漏方面存在差异，自闭症儿童的母亲与正常儿童的母亲在人物大小、优先顺序和空间上存在差异；在空间和遗漏方面，自闭症儿童的兄弟姐妹与正常组的兄弟姐妹也存在显著差异[18]。

Jin Kyung Kim（2013）研究有内在行为问题的儿童和没有内在行为问题的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结果发现家庭动力绘画可以有效的了解和评估儿童的内在行为问题。

5 分析与讨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家庭动力绘画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在未来研究中对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背后的心理意义进行更深探讨，但仍需要注意文化的差异，尤其在象征符号的解读上，需更加慎用[4]。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扩大家庭动力绘画的被试样本：未来研究可扩大至不同年龄儿童和成人；在取样上，可扩大样本的采集范围，更要关注一般正常儿童，使家庭动力绘画可以运用在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普查中。

除了家庭动力绘画之外，还可以考察更多种类的绘画测验 （例如房屋绘画、动物绘画等），以探寻针对不同儿童群体（例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等）的最优绘画测验评估工具［2］。

基金项目

北京联合大学科研项目（JS10202002）。

参考文献

[1] 刘航，刘秀丽，郭莹莹．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机制与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48-155．

[2] 张婧，雷秀雅．绘画测验在儿童亲子关系评估中的有效性［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30（1）：40-44．

[3] 黄任之．学前留守儿童的心理资本和亲子关系的现状——基于家庭动力画测量［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8，18（3）：55-60+75．

[4] 尚英楠．亲子抚养与隔代抚养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表现方式之比较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5．

[5] 包丽．留守儿童心目中的家庭关系［D］．南京师范大学，2016．

[6] Stephen B L．Professional Training，Psychodiagnostic Skill，and Kinetic Family Drawing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75，39（4）．

[7] 谷敏．艺术治疗取向的美术教育活动初探［D］．首都师范大学，2014．

[8] 邓蕾．单亲家庭初中生家庭动力绘画的差异性研究［D］．集美大学，2019．

[9] 张敏．农村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的家庭动力绘画表现之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8．

[10] 尚英楠．亲子抚养与隔代抚养家庭儿童动力绘画比较分析［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34（3）：13-20．

[11] 王瑶．甘肃省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8．

[12] 李文姣．视觉记忆对儿童绘画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心理研究，2016，9（5）：48-53．

[13] Niesenbaum Jones Robin M．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inetic family drawing and the animal kinetic family drawing in regard to self-concept assessment in children of divorced and intact families［J］．Pergamon，1985，12（3）．

[14] Masayo Kasuya，Yoshihiro Sawaki，Yoshiyuki Ohno，Minoru Ueda．Psychological study of cleft palate children with or without cleft lip by Kinetic Family Drawing［J］．Journal of Cranio-Maxillofacial Surgery，2000，28（6）．

[15] Marijcke W M Veltman，Kevin D Browne．Trained raters’ evaluation of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of physically abused children［J］．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2003，30（1）．

[16] Özge Metin，Elif Üstün．Reflection of sibling relationships into the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during the preschool period［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0，2（2）．

[17] Afsoon Saneei，Sayyed Abbas Haghayegh．Family drawings of Iranian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J］．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2011，38（5）．

[18] Jin Kyung Kim，Joo Hyun Suh．Children’s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and their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J］．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2013，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