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成都
危机是一种认识,当个体认识到某一件事或境遇超过了自己应付能力时,即构成危机。大学生在大学里的生活与其以往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异的,在大学里他们会面临更多的人际与学业等方面的压力,当他们无法承受这些压力时,可能就会感觉到巨大的危机。此时,老师发现学生存在这种情况时,就会对其进行危机干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对面临心理危机的大学生采取迅速而有效的应对措施,给予支持与帮助,使之逐渐恢复心理平衡[1]。危机干预已经成为自杀干预的核心[5]。我国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对象通常被高校心理咨询师认为具有高风险的特点,通常情况下,这一概念包括患有特殊疾病比如 HIV 阳性感染者、有自杀倾向和有暴力倾向的求助者[4]。最近有研究指出,自杀是青少年和新兴成人(根据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成人年龄阶段的划分标准,新兴成人是指10-24岁的人)中死亡率第二高的死亡原因[2]。很多自杀的人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在此之前他们会有很多的自杀想法与意愿等,且也会展现出有意或无意的呼救信号。研究指出自杀与抑郁、双相情感障碍密切相关[3],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对其风险的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伦理,指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伦理的基本要求是确认我们对自己及他人的责任[4]。《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会工作伦理守则》对心理咨询师提出了严格的工作伦理要求。然而,在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中,会由于双重关系以及保密协议等问题而造成伦理困境。伦理困境也被称为道德俘虏论,是指陷入几个道德命题之间的冲突,如果遵守其中一项,那么就将违犯另一项的情况。在伦理困境下,咨询师无论如何作为都可能会产生与自身道德观、职业价值观相冲突的情形。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伦理困境问题就是有轨电车难题[4]。
高校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危机干预中存在着许多的伦理困境。例如,在涉及到个体想要自杀的情景时,咨询师是否需要打破保密就涉及到伦理问题,主要可能会面临以下几个情景:情景一,如果咨询师评估可以不打破咨询保密原则,但是来访者自杀了,咨询师将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即来访者家人方面的压力、咨询师自我的怀疑、同行之间的质疑等,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压力都可能对咨询师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情景二,如果咨询师选择打破保密原则,但是来访者不愿意,用死亡来威胁咨询师,这也会让咨询师倍感压力;情景三,来访者的自杀倾向表现很隐晦,咨询师没有及时察觉到来访者的自杀倾向,后续来访者自杀,这也会让咨询师陷入伦理困境。以上三种情景可能还是过于简单,咨询中还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情景,更多的因素混杂在咨询中。所以,高校心理咨询师在咨询中可能会面对怎样伦理困境,又怎样去应对这种困境呢?这是此篇综述想要谈论的一个话题。
高校的心理咨询老师一定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这是作为一个心理咨询老师最基本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心理学发展还比较缓慢,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是少之又少,很大一部分 的心理咨询师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学习与培训,大部分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专业能力不足就可能对心理危机的风险评估不足,从而可能造成学生的生命危险。在高校中,大多数的学生都存在过自杀念头,对自杀念头的实时监测研究表明,它们通常是偶发性的,起效快,持续时间短[8],但是并不是所有有过自杀念头的来访者都需要危机干预。所以,在咨询中,怎样准确的识别出需要干预的对象是很重要的,专业胜任力更强的、拥有更专业的能力的咨询师就更容易对危机者聚焦。
高校心理咨询师首先要有自省能力,对自己的能力要有清晰的认知。然后咨询师可以:(1)借助精神病院等校外资源的力量,也可以与精神病院建立相应的一些联系;(2)可以从自己的督导师或咨询师那里得到帮助,咨询师定期接受督导不仅是职业需要,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保护;(3)吸收教训、不断的自我探索,并且定期的去学习;(4)对于一些新手咨询师,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么就直接对学校进行上报;(5)咨询师应该熟记伦理守则中的内容,这也属于咨询胜任力的一部分,熟记伦理守则既可以保证来访者的福祉,也可以保护咨询师。
遇到保密例外的情况时,可以直接上报,但是需要提前与来访者直接沟通,一般高校都有建立危机干预小组,有了危机干预小组的合作,这件事情处理起来会相对轻松一点。但对于潜在的风险者,心理咨询师在对其进行干预信息交接时就会遇到伦理问题。比如,当行政管理人员要求探听危机当事人的情况时,应该如何保密?当危机当事人面对某些特殊情况时,是否应该采取保密例外的手段等[6]。
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者,高校在管理中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继续跟踪和评估风险,包括采用多种方式综合评估,如可以与督导讨论此种情况,或进行问卷测验,但注意测验应该谨慎使用。(2)争得当事人同意后,打破保密原则并进行上报,同时成立危机干预小组,可以对家长、辅导员和相关的一些同学进行培训,让他们可以给予处于危机中的同学更多的支持并能更加警觉。注意在此基础上最好要与当事人讨论可以打破保密原则和上报的内容,在与来访者沟通时一定要注意斟酌自己的言辞,并及时关注到来访者的情绪与行为。
在涉及当事人隐私的情况下,咨询师可以选择只报告来访者的症状,不报告其隐私,并努力做到尊重和保护来访者。例如:来访者的性取向,如果性取向方面的内容与汇报内容无太大的交叉,可以选择不上报。
建立咨访关系之初,就需要征得来访者的知情同意许可。由于最初经历过对来访学生没有提及保密例外原则而导致咨访关系破裂后,来访者普遍认为在咨访关系中咨询师应该最先将保密例外原则对他们进行告知,这样才能使咨访关系发展下去。
总之,咨询师应该始终牢记心理咨询中最为重要的原则,该原则的第一要务是要保证学生的福祉[10]。即使是在冲突的情况下,咨询师做出的抉择也应该是有利于来访者的。
知情同意方面的困境主要是在进行心理咨询中,咨询师若发现需要将保密打破,但来访者拒绝打破应该怎么办?保密打破是否一定需要告知来访者?之前有一个高校案例即咨询师发现来访者有自杀风险,且风险系数较高,咨询师在未告知来访者的情况下就直接告知了其家人与辅导员,并要求他们协助帮助来访者走出危机,最后的结果是成功的。但若这件事是失败了,最终咨询师和来访者,以及来访者的亲人和朋友又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呢?
针对上述的这个案例,笔者经研究认为高校心理咨询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凭借自身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能力才能将风险降低。除此之外,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需要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这可以让来访者更加信任咨询师,咨询师也更加了解来访者,这样才能更加自如地应对这种情况。
其实上述案例的情况,咨询师是很冒险的,该咨询师在打破保密后的每一步都像在钢丝上行走,往往有自杀意愿的来访都是很敏感的,咨询师可能稍不注意就会露馅,从而使这段咨访关系陷入危机之中。所以心理咨询师在做此类决定时,一定要从多方面进行风险评估,以及对后续的步骤要做详细的规划,并考虑到各种情况以及应对策略。
高校心理咨询师既是咨询师也是任课老师,在这时就可能和来访者形成双重关系。此时,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就可能造成一种角色冲突。来访者由于学生的身份,他可能会在课堂中也能接触到咨询师,而在课堂的咨询师是担任着老师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咨询师的角色会有一些差异[7]。在这种角色交叉的情况下,咨访关系可能更难建立信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还可能在心情糟糕或其他一些不好情况发生时,不时地向咨询师进行咨询。在此时,咨询师就会面临两难的困境,到底是进行咨询还是拒绝咨询呢?如果拒绝了,这个学生后期不再进行咨询怎么办呢?同时,这种双重关系对咨询师来讲也是不利的,他可能会在课堂上过多的关注来访者或避免关注来访者,这都可能对来访者造成不同的伤害。还有就是咨询师可能会在咨询中不能转换角色,会以老师的口吻进行说教。
咨询师在上述咨询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学生的移情与咨询师的反移情情况。随着咨询的深入,咨询师和来访不产生移情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咨询师应该及时察觉移情给咨询带来了什么,比较有效察觉移情发生的方法就是咨询师进行定期的督导或向咨询同事寻求帮助。另外, 在学生咨询期间,该咨询师尽量避免成为该学生的任课老师;若学校咨询老师的数量不足,学校可以邀请社会上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老师来学校兼职。除此之外,学生在私下向咨询师诉苦的情况,咨询师首先要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如果风险程度不高,那么可以感谢学生对自己的倾诉,但同时也要划清界限,讲明欢迎他来学校咨询室对他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般高校都存在学生多,心理咨询师稀缺的情况。甚至有高校存在学生几万,但咨询师只有几个的情况。所以,这对心理咨询师的工作量要求就是极大的,而且在高校的心理咨询老师不仅负责学生心理咨询工作还负责教学、科研或行政工作。在这种高压情况下, 咨询师难免就会出现职业倦怠,工作状态不稳定或身心疲劳的情况。咨询师在这些情况下进行咨询,咨询师就可能会丢失其敏锐的观察力,忽视或低估来访者所面临的危机,而无法完全保证来访者的福祉。而且,由于咨询师人手不足就可能导致咨询师对来访者进行转诊或跟踪困难,这也会损伤当事人的福祉。
心理咨询师多学习提高自己的技术,尽量避免因能力问题而出现转介的情况。另外,高校咨询师应该多与上级领导反映、沟通,增加学校对心理咨询的重视。而学校,它就更应该多在学校宣传心理咨询,让更多的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心理咨询,更主动的来进行咨询,也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在产生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前解决心理问题。此外,高校应该对辅导员进行定期培训,让辅导员及时及早发现危机,尽量做到所有的危机个体都在学校的监控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高校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胜任力、保密条例与行政管理的冲突、知情同意、双重关系以及完全实现保证当事人的福祉存在困难五个方面简单陈述了高校心理咨询师可能面对的伦理困境及应对方法。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了会寻求法律的帮助,但是,法律也有其固有的缺陷而无法解决道德困境,当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产生时,通常还是由内化的道德标准决定[9]。关于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伦理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笔者仍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从而将当事人的福祉得以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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