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科技大学,苏州
儿童期虐待是指儿童的监护人、具有操纵权的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生存发展造成实际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如心理虐待、躯体伤害等。儿童期虐待不仅仅存在于家庭中,更是一个公共问题。因其发生的高频率、影响范围的广泛性以及对人身心损害的程度之深,使得其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之一[1]。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99年将其列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证实,儿童期虐待会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包括情绪调节能力降低[2]、认知功能和自我调节能力受到损害[3],以及社交功能受到负面影响等[4],并且易致使人格障碍和心理障碍,在儿童期遭受过虐待行为的个体,有可能一生都受到其不良影响。儿童期个体认知、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早期的受虐待经历会导致儿童的神经系统和身体机能受损[5]。因此,深入研究儿童虐待对儿童心理的影响。有助于了解更多成因,以便教育者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和策略降低或规避儿童的病理性心理发展风险,这对提高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个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出现的一种心理障碍。它主要表现为与事件有关的侵入性思考、回避、消极情绪和认知及警觉性增高等症状。研究表明,很多严重疾病的发展是由儿童期经历的身心创伤导致的,严重的创伤事件可能会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6],儿童期虐待作为一种伤害行为,也可能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儿童期虐待能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
经验性回避是指个体为了摆脱不愉快的想法、情绪、身体感受等,故而刻意去回避的这一行为。研究表明,创伤经历可以正向预测经验性回避[7]。且经验性回避对创伤后应激反应具有影响[8]。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儿童期虐待可通过经验性回避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
以贵州某城市的几所小学作为施测地点,在五年级、六年级中随机抽取两个班级填写问卷。研究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学生的儿童期虐待与创伤后应激障碍间的关系。共得到906份问卷,剔除作不完整作答、规律性作答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829份,问卷有效率91.5%。研究对象年龄为11.05±0.70,年龄范围在10~13岁间,男生365人(44.0%),女生464人(56%.0),五年级333人(40.2.%),六年级496人(59.8%)。
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由Bernstein等人(1998)编制而成,我国学者赵幸福、张亚林和李龙飞共同对其修订,研制出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的儿童期虐待问卷,该问卷由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等五个维度组成,共28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方式,从1到5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受虐待情况越严重。本研究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因躯体忽视这一分量表信度太低,故剔除,采用其余四个分量进行测量,它们的α系数在0.65~0.82间。
采用Weathers 等人(2013)编制的第五版PTSD症状核查表(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list 5th edition,PCL-5)。量表有四个维度,分别是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负性认知与情绪改变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共20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方式,程度严重程度以0~4计分,0代表完全没有,4代表非常严重,总题目得分在0~80,总分大于等于31则认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各分量量表的α系数在0.62~0.84间。
采用曹静等人(2013)修订的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2nd edition,AAQ-II),该问卷共7个题目,采用七点计分方式,1代表从来没有,7代表总是这样,越高的得分,代表了越高的经验性回避程度。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对研究对象集体施测,在正式施测前,主事为研究对象讲解指导语,保证被试没有疑问后进行施测,施测结束后统一收回问卷。采用epidata3.0录入数据,使用spss25.0及其宏程序PROCESS进行数据分析。
把收集到的数据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1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7.22 %,低于40%的判断标准。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由表1可知,儿童期虐待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儿童期虐待与经验性回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经验性回避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呈显著正相关,该结果验证了假设H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M±SD |
1 |
2 |
3 |
|
创伤后应激障碍 |
1.38±0.56 |
- |
||
儿童期虐待 |
1.92±0.43 |
0.11** |
- |
|
经验性回避 |
1.45±0.86 |
0.82** |
0.11** |
- |
注:*p<0.05,**p<0.01,***p<0.001。
运用PROCESS,选择模型4检验经验性回避在儿童期虐待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中介效应Bootstrap95%CI不包含0([0.12,0,28])。表明,经验性回避在儿童期虐待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该结果验证了假设H2,详见表2、表3。
表2 中介模型中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in the mediation model
变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
β |
t |
β |
t |
β |
t |
|
儿童期虐待 |
0.25 |
5.43*** |
0.38 |
0.07*** |
0.06 |
2.01* |
经验性回避 |
0.52 |
40.61*** |
||||
R2 |
0.03 |
0.03 |
0.68 |
|||
F |
29.45*** |
27.05*** |
868.76*** |
注:*p<0.05,**p<0.01,***p<0.001。模型中各变量事先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模型1为儿童期虐待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2为儿童期虐待预测经验性回避;模型3为儿童期虐待和经验性回避共同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
由表3可知,在中介效应中,间接效应值为0.19,SE为0.0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6%,中介作用路径图见图1。
表3 经验性回避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效应值 |
标准误 |
Bootstrap95%CI |
占总效应比率 |
||
上限 |
下限 |
||||
总效应 |
0.25 |
0.04 |
0.16 |
0.35 |
76% |
直接效应 |
0.06 |
0.02 |
0.01 |
0.11 |
|
间接效应 |
0.19 |
0.04 |
0.12 |
0.28 |
图1 经验性回避在儿童期虐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中介效应图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pirical avoidance in childhood abus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本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期虐待能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经验性回避。经验性回避在儿童期虐待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起着中介作用。遭受儿童期虐待的个体,会普遍地强化创伤性压力,继而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9],经验性回避主要是指个体在经历创伤后,对创伤后感受采取忘记、忽视、回避的方式来脱离痛苦。在面对创伤性事件的时候,儿童更难以理解和处理这些情绪和感受,他们可能只是感到害怕、沮丧或者无力,难以将当时的情绪表达出来,且儿童在遭受创伤事件后很难合理地寻求帮助,与成年人相比,其心理调节能力、承受能力也普遍较低,对于他们来说,进行经验性回避是一种高效和快速远离痛苦的方式[10]。而思维压抑悖论效应揭示,回避无法真实地逃离痛苦,只是让个体暂时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长期的回避行为可能会加重创伤事件对个体心理的影响,因此个体越是对其痛苦的经历或感受进行回避,忽视自身的痛苦时,越有可能加重其心理问题,致使心理障碍[11]。这说儿童期虐待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还可能通过其他因素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形成。
(1)儿童期虐待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
(2)经验性回避在儿童期虐待与创伤后应激障碍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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