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瑞姆心理德心班,上海
心理咨询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但也离不开基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天时地利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国人有着很深厚的家族和熟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虽然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单一独立家庭的形成,但代际传承的人情世故以及“六个人之间必有熟人”的信条在国内环境中尤为常见,特别是在传统城市和乡村地区。在咨询师的伦理守则中,尽量避免双重、多重关系的原则在国内咨询师中更容易使他们陷于两难境地。目前的咨询师大多属于“70—90后”的一代,对于出生在70—80年代的他们来说,人情之间的纠葛和处世价值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涉及非性双重关系的调查表明,超过30%的咨询师、学生及培训人员认可“向自己的学生或被督导者、雇员提供咨询”及“与以前的来访者成为生活中的朋友”(侯艳飞、赵静波,2011)。而对于新手咨询师来说,在缺乏个案的情况下需要委婉地拒绝熟人、朋友或同学介绍的来访者也是一种考验,与西方咨询师相比,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老一辈人更执着于人情的来往,对于咨询师的关系判断个权衡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邻居、远亲、单位领导、同学家长、子女的老师等,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的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是造成本土化问题的原因之一。东方文化儒家之道讲究中庸、含蓄、相互依赖和谐共存。而西方更强调个体的独立、征服、自我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咨询师在伦理遵循上的表现态度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举报来访者被性侵的情况下,国内咨询师会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和影响,即使考虑了咨询师的普法程度。因此,在态度上可能不会那么果断。在来访者给咨询师送礼的问题上,参照西方的五十美金原则,但是国内存在许多传统节日和地方特产,文化背景会导致来访者更多地以礼节性的方式表示感谢,对于其中的含义,本土的咨询师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区分,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会造成伦理遵循上的差异。
从经济角度来看,两方的差异也会导致考虑因素的不同,国内咨询师在成长、生活和就业背景方面常常面临伦理遵循上的两难境地。西方的伦理守则的发展源于为白人精英阶层提供服务,而咨询师本身绝大多数拥有独立的居住空间,开车去咨询中心,并且常常有固定的假期。而本土的咨询师在国内文化背景下成长,在“70、80后”的成长时代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代咨询师经历了物资匮乏和房价飞涨等情况,绝大多数人在亲情和黏连的人际关系中成长。目前的大多数咨询师的经济条件并不完全达到中产水平。另外,由于国内市场化培训咨询师的普及以及低门槛的培训入学,心理咨询师成为了中年再就业对抗中年危机的出路。
从就业过程来说,两方受训执业背景的不同也会形成遵循上的差异。相比于西方国家的咨询师,他们通常会获得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进行精神病院实习,并积累实习个案数。西方国家大多将心理咨询纳入保险范围,因此被保险人自然成为了心理咨询师的客户。而在咨询师成熟后,他们往往选择私人执业,这是一条默认的职业化道路。相比之下,国内的咨询师中相当比例是半路出家,通过机构培训进入行业。心理学本科毕业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寥寥可数。2017年之后,人社部不再颁发心理咨询师执照,各大培训机构各自设立门槛,从业者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来获取培训和实践的机会。起初的个案几乎都是通过付学费获得的,并且脱落的可能性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熟人或好友介绍的案例,对于新手咨询师来说会格外珍惜。在个案小时数和伦理所涉及的多重关系、胜任力之间,前者的比重倾向十分明显。因此,结合实际就业情况,伦理守则的实施会遇到现实性的困难。根据笔者所见,一些新手咨询师由于经济考虑,未能及时接受督导或进行个人体验,但每周约见来访这面谈甚至增加视频次数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国内的心理咨询行业刚刚开始发展20多年,目前仍处于朝气蓬勃且乱象丛生的阶段。国内对心理需求的量达到了140万,但目前可执业的咨询师数量不足10万。管理机构也正处于重整和百花齐放的过程中。新就业的咨询师如何在满足生存需求和遵循伦理要求之间取得平衡,需要考虑客观因素。
咨询师对于多元文化的认同程度将直接影响到咨询的效果。多元文化心理咨询强调来访者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对其心理问题的表现和干预的影响,也强调咨询师对自己和来访者所处文化背景差异上的意识和觉察、对来访者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提供更符合来访者文化背景的干预策略和手段(杨安博 等,2019)。而中西方咨询师对于文化的遵循和伦理的准则上受影响的比例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接受来访的拥抱和与来访握手的认可度上,本土的咨询师的认可比例就明显低于美国的咨询师,这与咨询师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张爱莲 等,2007)。东方人对于性的态度相对是保守、含蓄、隐晦的,即便是时代的发展,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仍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包括在西方被约定俗成的贴面礼,本土咨询师在遇到有这样文化习俗的来访者时,适应程度相对较低。
本土咨询师面临的困境不是不遵守伦理法则中的规定,而是对自身偏见的不自知,对于不受国内法律保护的现象在咨询中会作为更多的考量。伦理法则要求咨询师价值观中立,但咨询师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偏见。当咨询师面对来访者是同性恋,而自己并不接受自己孩子是有这样的性取向时,在共情和移情中很难分辨出是要求价值观中立,还是长久以来的价值观渗透在每一个细胞中,不小心让来访者觉察到。
即使在如今同性恋的来访者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国内的咨询师仍然会在建议和考量中提醒或者明确指出,目前本土法律并不保护和认可同性恋婚姻。在来访者需要做出决策选择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同地区法律的限制也会影响咨询师制定不同的咨询策略。
尽管多元文化已经成为西方咨询界掀起的第四大潮流,但在国内还实属空白,也有学者诟病多元文化背景咨询在西方主流咨询中的局限性,这也为国内咨询界提供了发展和融合更加包容全面的咨询流派的机会,使其更与时俱进。
当来访者投射自己的咨询师如自媒体宣传的一样资深专业,有可能促发伦理问题。当国内的建立自媒体就像微信支付一样简单,咨询师尤其是新手咨询师,新的咨询机构也面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境遇,一部手机、一个三脚架就可能完成的自我宣传对许多人来说是何乐而不为的选择。但是当来访在屏幕上看到的咨询师来到线下,理想客体的投射发生破碎的时候,相当比例的来访者会认为咨询师夸大了自我的胜任力。当咨询师有相当的美颜滤镜出镜的时候,也出现来访对于咨询师的自我悦纳程度质疑诟病的情况。网络时代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有可能加大咨询师曝光度的情况下需要本土的咨询师对于伦理和适度做更多的考量。
疫情时代的咨询给咨访双方带来了更多的新挑战和机会。自2019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迫使即便是反对视频咨询的人也会开始尝试视频咨询。然而,视频咨询的特殊性对于咨询师来说获取的信息和变化值是相对减弱的,而视频咨访双方在开始的时候是否遵循了知情同意原则也非常重要。我们的沟通中65%以上都是非言语的,而且在我们借助技术媒介进行沟通的时候,很多非言语信息都已经丢失(Gillian Isaacs Russell,2021)。国内咨询师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的防疫政策的不同,这导致了在特殊时期咨询的特殊性。当咨访双方都处于封控期间时,咨询师需要考量自己的胜任力能否良好的适应咨询工作。当来访者不定时的关掉摄像头或双方遇到网络不稳定等问题的时,需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在远程咨询中,如何维护最重要的非言语关系成为重要的课题。而当国内的防疫流调规定有可能泄露来访者的隐私和信息的时候,也可能泄露咨询师本人的住址信息,双方是否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些未知而可能突发的问题是必要且紧急的。
时代的发展推动了国内咨询行业的蓬勃发展,但对于以善行、责任、诚信、公正和尊重为核心的咨询伦理守则来说,宗旨和初心是不变的。当西方的伦理守则在本土的应用中基于国情、文化、法律和特殊时期有所变化和限制时,政府、高校和管理培训机构如何创设更良好的咨询师就业条件,以及大众媒体对于咨询行业如何做更好地普及和提升,为国内的心理咨询行业保驾护航。本土的心理咨询师在既有条件下如何守护初心,并采取良好的应对和合理合法的变通,将成为国内心理咨询行业良好有序发展的基石。
[1] Gillian Isaacs Russell.网络上的咨访关系[J].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1.
[2] 侯艳飞,赵静波.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相关人员的伦理意识[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12):904-909.
[3] 杨安博,尤苗,余昕昊,等.从多元文化视角看西方主流咨询理论的局限性[J].医学与哲学,2019,40(21):3.
[4] 张爱莲,钱铭怡,姚萍.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调查及与美国相关调查的比较[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