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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指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反复、直接地伤害自己的身体器官和组织，但不会导致死亡的行为［1，2］。NSSI行为包括切割、烧灼、划伤、撞头、击打等多种形式[3]，其中最常见的方式是用刀切割和用力抓挠皮肤[4]。研究显示，非自杀性自伤与多种心理障碍相关且被视为自杀的危险因素[5]，其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50～100倍[6]。NSSI已被国内外共同视为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7]，并已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8]。NSSI的高发群体主要是青少年[9]，其发生率在青少年阶段呈现明显增长趋势。[10]。大学生由于学业、就业、人际关系、恋爱等多方面的压力，心理发展处于不稳定阶段，是非自杀性自伤的高发人群[11]，我国大学生近一年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约为1.4～20.8%［12-18］。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皆表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且在青少年阶段高发，因此大学生NSSI行为不容忽视。由于NSSI行为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研究者在多个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据前人研究，中国NSSI的影响因素主要基于生物-心理-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综合模型进行探讨［18，19］，本文将从心理层面的情绪调节模型，以及社会环境层面的负面家庭环境两个角度来对大学生的NSSI行为进行探讨。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资阳口腔学院、成都文理学院、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吉利学院共五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公回收问卷1068份。通过问卷中的测谎题进行筛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903份，问卷有效率为84.55%。样本中男生307人（34.00%），女生596人（66.00%）。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量表

包括年龄、性别、户籍地、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否有留守儿童经历等。

1.2.2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ANSAQ）

学者万宇辉等人[20]编制的适合我国使用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本研究采用其中的行为问卷。问卷包含十二个条目的自伤行为以及每种自伤行为的发生情况、发生频次。结合DSM-V标准及相关研究，本研究将一年内自伤行为频次≥5次定义为“存在自伤行为”［8，21，22］。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1。

1.2.3 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

Gross于2003年编制的情绪调节问卷，用于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特别是在面对压力或负性事件后采取的情绪调节策略。量表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分量表的a系数为0.82，表达抑制分量表a系数为0.78。

1.2.4 中国无效家庭量表（CIFS）

钟杰等人[23]编制的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无效程度的自我报告量表。CIFS包括两部分，分别衡量家庭失效的程度（第一部分）和类型（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父亲分量表与母亲分量表，父亲分量表包含情绪失调、过分强调成绩、疏于照顾、拒绝四个维度。母亲分量表包含情绪失调、过分强调成绩、疏于照顾、拒绝、心理控制五个维度。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6。

1.3 数据统计

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和 SPSS Process 4.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共有903人参与研究，结果显示，有122人实施过NSSI行为，其检出率为15.50%。其中男生48人，检出率为15.64%，女生92人，检出率为15.44%。

2.2 差异性检验

有NSSI大学生组和无NSSI大学生组在性别、户籍地、是否为留守儿童等一般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在表达抑制方面，有NSSI行为的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无NSSI行为的大学生；而在认知重评方面，有NSSI行为的大学生的得分与无NSSI行为的大学生的得分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见表1。

有NSSI大学生组和无NSSI大学生组在CIFS量表中的11个维度上，均呈现显著性差异，有NSSI行为的大学生在所有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NSSI行为的大学生；家庭环境类型（有效家庭环境与无效家庭环境）与大学生是否有NSSI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见表1。

表1 大学生NSSI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1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NSSI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注：NSSI，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p＜0.05，** p＜0.01，***p＜0.001。

2.3 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组别（有NSSI组与无NSSI组）作为因变量，以父亲情绪紊乱、父亲过分强调成就、父亲忽视子女体验、父亲否定子女体验、母亲过分强调成就、母亲忽视子女体验、母亲否定子女体验、母亲心理控制、表达抑制、家庭是否有效性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有NSSI抑郁组=0，无NSSI抑郁组=1；有效家庭=1，无效家庭=0。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否定子女体验、母亲心理控制和表达抑制是实施NSSI的危险因素，见表2。

表2 大学生NSSI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SSI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注：NSSI，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p＜0.05，** p＜0. 01，***p＜0.001。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近一年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的检出率为15.50%，与潘珍[24]对中国大学生NSSI检出率的Meta分析结果（16.60%）相近。国内同类研究揭示，我国大学生的非自杀性自伤报告率存在一定的差异。Qu[18]的一项综述显示中国大学生NSSI检出率为9.8%～15.8%。这种差异可能是不同研究的调查工具、对NSSI的界定不同所导致，此外城市、文化也会影响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在性别方面，女生的NSSI行为检出率高于男生，但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刘玉[12]、毛绍菊[24]的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认为，目前尚无充分的依据可以证明NSSI在青少年群体中存在性别差异［25，26］。此外，大学生是否存在留守经历及户籍地与NSSI检出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部分研究结果一致［27，28］。

表达抑制是非自杀性自伤的危险因素[29]，进一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了该观点，发现表达抑制能正向预测NSSI行为，而认知重评并不能负向预测个体的NSSI行为。四功能模型（four-function model）提出NSSI是部分个体用来调节情绪的手段[30]，当NSSI作为一种补偿性管理策略时，能够缓解大学生的情绪[2]。相较于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在调节情绪方面的能力更差，且更多的与负性情绪相关[31]。因此，当个体采用表达抑制情绪调节策略并不能缓解其不良情绪时，可能会采用NSSI行为来改善情绪体验。认知重评并不能负向预测NSSI行为的发生，该研究结果与陈自循等人[17]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相似性。在高度环境风险的背景下，大学生通过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有效地降低其自伤倾向和自伤认同，但不能降低其内隐的自伤意念（想法）。自伤意念（想法）是由于个体长期在成长过程中处于负面环境而导致的一种自动化认可与内隐态度[32]，较为深刻且牢固，难以通过短时的情绪调节策略缓解[17]。

无效家庭环境中的大学生出现NSSI行为比例显著高于无NSSI行为的大学生。这一结果与先前研究结论一致，即家庭环境对青少年NSSI行为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33-36］。童年时期所经历的无效家庭环境会干扰情绪调节技能的发展，包括正确标记情绪、容忍负面情绪体验以及产生有效应对策略的能力。这种技能缺陷被广泛认为会增加NSSI的风险[37]。本研究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无效家庭环境中的母亲否认子女体验、心理控制是大学生NSSI行为的危险因素，这与先前的研究结论相符［38-40］。父母对儿童的情感虐待不仅直接影响NSSI的发生，也可能通过影响情感表达间接影响NSSI行为［41，42］。此外，缺乏亲密度的家庭环境可能使青少年更易陷入情绪困扰，进而诱发自伤行为。另外，本研究发现存在NSSI行为的大学生母亲心理控制显著高于无NSSI行为的大学生。母亲的心理控制被视为NSSI行为的危险因素，这一发现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43-45］。母亲的心理控制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NSSI行为，一般压力理论模型[46]指出，父母心理控制被视为青少年的压力源，可能会带给他们紧张、抑郁和焦虑情绪。因此青少年为释放消极情绪，可能会出现NSSI行为[43]。母亲不良的教养方式可能通过心理障碍症状影响大学生NSSI行为的发生[46]。最后，NSSI具有人际影响功能[47]，青少年可能通过实施NSSI的方式来引起父母的注意，表达对父母心理控制的不满或者满足自身的心理需求。这一结果也提示未来的研究应更积极地关注母亲与子女的家庭关系对个体NSSI行为的影响，以及父亲在在其中的可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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