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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代大学生”（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又被译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等，以下简称FGCS）是西方的“舶来词”，指父母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此概念隐含着社会流动与教育公平的内涵，因此该群体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热点研究对象，是考察资源公平、阶层流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窗口。据统计，2011年至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其中FGCS占比达到70%以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2019）。2021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学习与发展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目前的硕士研究生中超7成为FGCS。美国国家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研究（NPSAS:20）于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本科生中父母均没有获得过学士学位的比例达到54%（https://firstgen.naspa.org/journal-and-research）。

迄今为止，关于FGCS的研究已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最初关注该群体的人口学变量（如种族、阶层）与现实发展特征（如辍学率、学业成绩、就业去向等），到后来侧重于对这些特征的影响因素和相关问题的解决策略进行探索，而FGCS的“原生家庭”也逐渐成为一个难以忽略的因素而浮出水面。纵览当前针对FGCS的研究，大多数都采取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视角，极少有学者对该群体的家庭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笔者在阅读这些文献时也发现，很多研究成果都指出，FGCS所处的家庭系统是学者们对该群体深入研究和采取干预策略时不可忽略的变量，FGCS的心理健康与其家庭背景、家庭结构、家庭文化、家庭互动等家庭系统因素都息息相关。因此，笔者将这些研究中与家庭功能相交会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不仅在理论维度上可为研究该群体的家庭功能因素的学者们提供参考，在实践维度上，本文亦可为学生工作者提供借鉴，理解该人群的家庭背景经历，设计以家庭系统功能为着力点的教育工作。

笔者以主题词组“首代大学生”（或“第一代大学生”）与“家庭功能”为基本条件检索国内外文献库，均未找到相关文献。将主题词改为“首代大学生”（或“第一代大学生”）与“家庭”检索中国知网，得到文献111篇；以“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和“family”为主题词组检索Web of Science，共得到文献1465篇。以文献与家庭功能的相关度、发表年份与引用次数为筛选标准，最终选取了1989—2023年间有关FGCS的家庭功能的65篇文献进行综述。将检索到的文献根据发表年份进行整理可发现：国外相关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于1994年开始文献数量高速增长，于2020年达到高峰；国内则在2013年之后才开始重视该领域的研究，并在2018年之后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1 概念定义

1.1 首代大学生（FGCS）

国内外通常将父母都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子代接受过的群体归类为FGCS［1-4］。这一定义在学界得到了普遍认同，然而学者们在选取样本的标准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有的学者排除了高职高专院校学生，选取的FGCS仅为父母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5]；还有研究将群体限定为学生本人是核心家庭里第一位上大学的成员［6，7］，排除了有兄弟姐妹先上过大学的情况；而另一些研究则聚焦于多子女家庭的FGCS，尤其关注“大学生成窝”现象，即不具有大学学历的父母培养出多个大学生，呈现大学生数量分布不均衡的现象[8]。西方的一些研究认为，只要大学生的父母没有任何“中学后的文凭”（postsecondary degree）就是FGCS[9]，而另一些西方研究则认为，中途辍学的学生父母已经有过一段高等教育经历，因此他们的子女不能归为FGCS［6，10］。尽管这些选取被试标准的差异会对特定的研究结论产生微妙的影响，但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乏、区分定义的困难等诸多因素，本文将上述提及的不同操作定义的FGCS文献进行了统一梳理。

关于FGCS群体的研究有时也会和其他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研究相结合，如来自农村的［11，12］、少数民族的[18]、贫困的［1，14，15］、女性的[14]、存在种族问题（主要是在西方文献中）[16]等。此外，社会文化要素与FGCS身份的交叉，使得不同国家的FGCS研究在样本选择和重点议题上各具特色。例如在英国，FGCS与贫困大学生两个群体高度重合，有时两个群体不作区分[17]；而在美国，FGCS所背负的巨额学业贷款在研究中屡被提及，其复杂的国籍来源与文化背景也成为该地区相关研究的突出要素[18]。鉴于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是对其进行深入理解和展开研究时不可忽略的因素，本文将这些具有不同群体身份、来自各文化地域背景的FGCS研究全部纳入研究范围，并在必要时说明其特殊的身份、文化、国籍信息。

1.2 家庭治疗与家庭功能

“家庭治疗”是系统论与心理治疗领域相结合的产物。自1950年家庭治疗诞生以来，其理论模型与实践技术经过不断更新迭代，目前已成为国际上的主流治疗流派之一，治疗效果有大量实证证据支持，其观点也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19]。相较于其他临床心理治疗流派聚焦于个人的知情意行，家庭治疗的最大突破在于，既不否认个体过去经历、内在动力的意义，又将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置于更广阔的系统背景中来理解，尤其是家庭系统，因为个体与原生家庭之间存在着最长久和最直接的联系，对个体的影响力也是最广泛和最深刻的[20]。既有的FGCS文献大多都从个体和社会层面来考量，却跳过了作为中介的家庭层面。本文从家庭视角梳理相关文献，以期提供一种新的理解并干预相关问题的视角。

对于个体的家庭系统研究有时将“家庭功能”作为一个考察家庭运行的核心指标［21-23］。自“家庭功能”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其定义可谓众说纷纭。从狭义上来说，主要存在结果导向与过程导向两类影响力较大的家庭功能概念定义。前者以Beaver、Olson等为代表，主要用家庭的具体特征来定义家庭功能，如家庭系统中家庭规则、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后者以Epstein、Skinner等为代表，主要从家庭完成的任务来定义家庭功能，例如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提供充足条件［24，25］。从广义上来说，家庭功能可以包括一个家庭有效合作、处理冲突和满足基本需求的所有资源和能力［23，26］。本文出于对FGCS家庭功能全面性的考量，采取广义上的家庭功能概念。

2 FGCS家庭功能的特征

2.1 背负的重担：家庭资本的匮乏

FGCS首先作为一种“弱势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并受到关注，其相关研究多数以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理论为基石。Bourdieu的理论将资本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27］。其中，经济资本较易识别，主要与经济收入相关；社会资本指社会关系网，或潜在的资源集聚网；而家庭文化资本则更具内隐性和深层性，是知识、技术、气质和文化背景的综合[28]。学者们基于Bourdieu的观点来考察FGCS这类“弱势群体”在三类资本上的劣势。这些研究发现，在家庭社会与经济背景方面，来自农村的FGCS、来自城市的FGCS与第二代大学生之间普遍存在显著差距[12]；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农村FGCS的父母缺乏相关的经历与认知，因此他们在子女升入大学的过程中乃至大学在读期间，都很难给予积极有效的帮助和鼓励。例如多项研究指出，FGCS家庭的低文化资本影响其子女大学前的学习经历，如缺少学习氛围和学习材料，且随着所学知识难度不断上升，父母在学习指导上逐渐力不从心［12，13］；在进入大学后，由于FGCS的父母缺乏对高校系统和规则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他们无法像非首代大学生（Non-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以下简称NFGCG）的家长那样为子女提供有效帮助[29]。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匮乏，使FGCS的家庭在困难帮助、家人沟通、支持新活动、关心学习、规划未来等方面的能力均低于NFGCS的家庭[30]。这些研究印证了FGCS的三类资本均存在匮乏，为“FGCS群体”与“弱势群体”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支持。

既有文献中，有关FGCS家庭资本匮乏成因的探讨已比较充分，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赤字视角”，仅关注该群体在资本上的劣势以及这种劣势如何拖累他们的成功。尽管这些研究充分揭示了该群体面临的资源负担，但从家庭治疗理论提倡的资源取向角度来看，FGCS并非一种纯粹的弱势群体，他们拥有宝贵的资本，并成功地发挥其作用，突破代际循环，从寒门中顺利突围。近年亦有学者提出，基于“优势视角”的FGCS研究可能是未来新的研究趋势[31]。

2.2 力量的源泉：共同信念的指引

2.2.1 求学信仰：历史传承与时代契机

在赤字视角和优势视角的辩证考量中，一个问题呼之欲出：在沉重的包袱下，究竟是什么力量指引这些孩子考上大学？区别于中国一些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读书无用”思想观念，这些首代考上大学的孩子家庭中普遍蕴含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例如，在我国一项对畲族FGCS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的民族共同信念——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让他们从小树立了求学目标[13]。这种“求学信仰”的火苗往往源自父母，源于父母认为自己缺乏大学文凭阻碍了职业发展和向上阶层跨越[10]。一项国外的质性研究也发现，低收入的父母可能会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来弥补自己过去的失败和遗憾，而孩子在这过程中担任的角色是父母“愿望的代理人”[15]。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将这种责任赋予每个家庭的父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与文化变迁，我国高等教育人才一度稀缺，“大学梦”的浪潮顺势席卷全国。而从长期的家族历史角度来看，FGCS家庭对教育成就的强烈追求可能源自过去某代人的遗憾或创伤，并在家庭故事中世代相传。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FGCS及其上一代人的经历，尚未发现将视角拓展至三代人以上的研究。

2.2.2 家庭契约：隐而不宣却片刻不离

家庭的共同信念会贯穿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在潜移默化中对孩子造成影响。国内外的研究都发现，几乎所有的FGCS都反馈家庭中某个成员对教育事业格外重视，并将这种重视融入日常生活［32，33］。这些研究中，“教育期待”一词占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尽管这一用语能够充分体现家庭对孩子的情感与压力，但是可能导致将父母与孩子看作是相对立的，而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愿望可能与家庭的期待一致或呼应。事实上，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契约的联系，即父母的职责是赚钱供孩子上学，而孩子的唯一责任就是专心读书[11]。这些学生也会对家庭的教育愿望做出回应，因为“不想让家庭成员失望，想帮助家庭成员，想要比家庭成员取得更多成就，以及增加家庭自豪感等”[9]。家庭的核心信念是将成员紧密联系的纽带，正如系统家庭动力学者Helm Stierlin所言，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无条件的忠诚关系，家庭中的强大“派遣驱力”将驱使子女去践行父母的期望[34]。控制论视角的系统治疗师强调家庭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家庭规则揭示了家庭的价值观，对维持家庭系统稳态不可或缺。这些研究同样能发现FGCS的家庭契约对其成员互动模式的重要影响。但也有少数研究强调自我而不是家庭的影响力，例如西方的一项研究指出，FGCS教育愿望的最佳预测因素并非父母参与，而是学生自己对考高分的意义认知[35]。然而，该研究没有进一步探讨这种认知的来源。

无论如何，尽管受限于物质、经济、文化条件，FGCS家庭中努力营造的学习氛围仍使教育理念的火种得以传递，为他们考入大学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指引。资源视角的FGCS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其中的探索往往都能发现来自家庭的资源。此外，绝大部分文献从个体视角探讨家庭期待对FGCS的意义，却鲜有文献从情境性、整体观视角深入探讨家庭共同信念影响下的FGCS家庭互动模式。

2.3 矛盾的效应：家人有限的支持

2.3.1 生根发芽的水分与阳光：经济与情感支持

进入大学前，家庭与孩子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家长对孩子学业的支持。为了避免孩子在学业上陷入劣势，父母会竭力弥补孩子求学的资本差距，这些支持是他们考入大学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这些支持的表现形式具有共性。例如，国内有学者探索FGCS的家庭结构，认为FGCS父母各司其职，对于孩子的学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支持行为包括积极地教育和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11]。此外，父母的自我剥削式的资源投入也是孩子学习动力的一个激发性因素[36]。类似地，国外对首代研究生的研究也发现，大多数FGCS受益于至少一位父母大量的、普遍的情感支持[16]，这种亲子关系的模式——包括无条件的爱、牺牲、对孩子的期待、相信孩子的能力——都成为孩子努力学习的动机［32］。总而言之，尽管该群体在社会文化经济资源上存在劣势，但是他们的家庭在经济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帮助，并用充分的情感支持填补了其他方面的缺口。

2.3.2 成长为小树苗，却发现大树的庇护并非完美

进入大学后，FGCS可能会对家庭支持进行辩证的反思。例如，一项西方质性研究中的受访者报告称，尽管他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即父母只对他们希望看到的行为和目标更关心和支持[9]。亦有研究指出，FGCS在经历“文化转型”（从家庭的依赖性文化向学校的独立性文化转变）时，会感觉得不到家庭成员的支持[37]。一些研究中的被试报告说，虽然他们感受到了父母的支持，但是由于父母对大学的了解有限，这种支持非常有限[38]。更为极端的情况是，一项关于留守FGCS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其家庭支持的严重缺失，受访者的“亲子关系中呈现出空间与情感上的双重隔离”，受访者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得到家庭支持[39]。“家庭支持”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相对具体的方面，如经济、生活上的物质扶持，也包括情感方面的内容，如精神慰藉、价值支持等。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可能导致了上述研究结论间的差异。无论如何，这些研究都揭示了FGCS群体的家庭支持的复杂特征——既是有力和充分的，又是脆弱和片面的。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孩子离家独立是家庭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进入大学的文化冲击中，FGCS可能会形成与家庭信念不相一致的目标，此时家庭支持就不再“完美”了。

2.3.3 独木难成林：代内同胞的家庭互助资源

对于有兄弟姐妹的FGCS，其同胞互助模式也是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发现，家庭中最优秀的孩子或者第一个成为大学生的孩子是其他兄弟姐妹的榜样[32]。当家庭中出现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后，这个孩子会转而凭借自身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积极实施代内帮扶，帮助家庭“再出一个大学生”［3］。这种模式通常具有激励作用，但有时也会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兄弟姐妹间的互相支持无疑弥补了教育资源的劣势，不仅减轻了父母的养育和教育负担，还缓解了子代独自面对未知领域——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压力［6，40］；另一方面，FGCS的代内帮扶机制会使子代形成路径依赖心理，造成家庭结构的失衡，如父母变成“甩手掌柜”、代际关系疏离，子代自己也可能因负荷过重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发展停滞[8]。

可见FGCS家庭支持的复杂性，其兼具普遍性和个性化特征，既能带来资源福利，也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偏移和错位，而结构失衡最终又会给每个成员带来压力。

2.4 独立的困难：难以整合的联结

当FGCS终于考入大学后，他们与家庭联系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由于他们的父母对大学学位以及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知之甚少，对比其他同学他们可能会产生沮丧、烦恼、嫉妒等负面感受，并避免与家庭成员交流校园生活经历［9，16］。对于FGCS而言，将大学生角色融入自己的身份时，可能面临难以继续维持旧有家庭联系方式的问题。例如，一些受访者反映了因价值观、知识水平不同而在与父母沟通时会感到不愉快[16]。另一项质性访谈中，大一的FGCS也表达了同时权衡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继续维持家庭互动，二是建立自己的独立性[41]。然而，一项研究指出，与NFGCS相比，FGCS与父母交流校园生活的频率并无显著差别，只是FGCS并不像NFGCS一样认为会在与父母的交流中受益[42]。还有研究指出FGCS如何继续依附于家庭：当FGCS在学校面临困难时，他们会加强与家庭的联系，家庭从而成为一个避难所[6]。此外，孩子不仅接受、同时也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情感支持，家庭支持是互惠的，但也可能导致FGCS难以完全从家庭中独立，因为家庭需要他们的情感与经济支持，这些都可能让家庭成为他们的桎梏，拖累自我的健康发展[43]。一项质性研究从家长视角探索家长如何经历“分离”，FGCS以及NFGCS的家长在访谈中都有一致的反馈，即希望鼓励孩子独立地发展与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同时也能通过频繁的沟通与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10]。系统治疗持整体论的思想，认为子女离家上大学会对原先长期较为稳定的家庭结构造成冲击，使每个家庭成员都发生改变，然而目前从家长或家庭视角研究FGCS分离过程的文献相对稀缺，该部分还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索。

3 家庭功能对FGCS的影响路径

3.1 家庭对FGCS的心理社会维度影响

3.1.1 人际互动：家庭背景的潜在意义

家庭背景作为一种先赋性资源，无论是根据户口所在地、父母教育水平等客观指标，还是学生自评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指标，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处于劣势的学生对大学的归属感相对较低[44]。从社会交往活动来看，FGCS和NFGCS在人际互动总体、与教师的社交互动、与辅导员的社交和工作互动上存在显著差异，FGCS的各类人际互动水平均较低［45，46］。这些研究都只发现了该群体的人际互动、归属感特征与“FGCS”群体身份的相关性，并未对家庭功能在其中所起作用进行判断。

3.1.2 主观情绪：以新的身份回归家庭

FGCS踏入大学学府后，逐渐意识并认同自己的“FGCS”身份时会产生复杂的情绪冲突：既有因为自己“做到了父母没做到的事情”的自豪感[40]，也有感知到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教育机会上的差异，自己超越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成就水平等，由此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内疚感［47］，这种内疚可能会导致FGCS出现抑郁症状和低自尊[48]。此外，NFGCS在大学生活中能得到父母指导、少走弯路，而FGCS发现自己缺乏这些支持，在这种比较中感到迷茫和无力，进而萌生沮丧、嫉妒等感受［9，16，40］。最后，由于学业压力难以得到父母理解，以及与父母的阶层差异逐步放大，随之而来的是与家庭的疏离感、脱节感更加显著，甚至开始将“扶持家庭”作为自己的义务［40，43］。Nicole Stephens等学者发现了FGCS面临的文化障碍，并提出了文化不匹配理论：FGCS群体的主流文化强调“相互依赖”，而高等教育背景则强调“独立”，FGCS对精英高校文化的主观不适应亦可能会诱发不良后果[49]。与家庭旧有联结方式的断裂、在家庭中不得不肩负起的新的责任、学校生活中的压力难以有效疏解，这些都致使他们对家庭产生复杂的情绪感受，而这些感受又会产生循环连锁反应。此类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访谈获取参与者在相关事件发生时的内心感受，从而获得详细的数据材料。

3.1.3 心理效应：家庭互动积极建设的可能性

受积极心理学影响，教育领域学者对家长行为对FGCS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普遍发现学生心理因素在两者间起到中介作用。例如，有研究指出，家长的学业期望（如期望子女学习进步）和自主支持（如尊重子女的学业规划），都会塑造培养FGCS的坚毅人格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FGCS的学业投入程度[50]。其他研究也发现，父母期望与孩子读书的相互建构过程增加了孩子自身对于学业的期待，促进了孩子在读书过程中的自我能动性[11]。但是，仍然有研究基于量表测验发现，FGCS的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低于NFGCS[51]。此外，不少研究都表明，FGCS的家庭支持水平与压力水平负相关，与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相较之下，NFGCS的家庭支持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则并不显著［51，52］，其背后的机制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索。无论如何，以上研究为家庭路径的心理干预提供了相关证据支持。

3.2 家庭对FGCS的现实发展维度影响

学生的学业、就业情况不仅是考察学生发展的重要现实指标，更是学校教书育人的核心目的之一。对于FGCS的学业成绩、就业方向的研究已不在少数，但是将家庭因素纳入FGCS现实发展功能的研究还相对稀缺。

3.2.1 FGCS的学业情况

FGCS的学业是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但在国内和国外也有不同的焦点和发现。在西方的研究中普遍发现，FGCS比来自高学历家庭的同学更容易辍学[53]，并且即使在控制了入学前的高中成绩之后，FGCS的身份依然是大学学业成绩（GPA）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42]。国内研究的发现是，FGCS的入学准备度显著低于NFGCS的入学准备度[54]。或许是因为入学前对于所考专业缺乏认知，相比于NFGCS，FGCS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兴趣和愿望更低，并且FGCS在毕业后进一步求学的比例也更低[55]。

此外，FGCS的学习投入总是少于NFGCS[5]，这可能是因为FGCS缺少父母的经验指导，无法在高校的运行环节中获得家人指导，从而更难理解院校政策[29]。然而，家庭经济资源和情感支持都会激励FGCS继续发奋努力[6]，例如家长的自主支持（特征是具有同理心、给予子女自主权、减少孩子的压力）对FGCS学习投入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50]。但是也有相反的研究结论，例如FGCS会随家庭情感支持的增加而在学习投入上有所减少[5]。正如前文所讨论，家庭支持对于FGCS而言具有复杂的影响机制，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在学业成就中。

3.2.2 FGCS的就业情况

FGCS与NFGCS的差异还体现在上大学期间对于经济问题的考量。研究发现，FGCS很可能面临经济难题，担心学费不足以支撑自己毕业，这也使他们在学业上产生怀疑和退却[56]。其他研究也发现，“实现经济稳定”是FGCS的一个求学目标[9]。还有研究指出，虽然FGCS往往用寻求就业的视角来看待大学，并尽量寻求既有意义又高薪的工作[57]，但囿于社会文化、家庭资本、父母有效支持的欠缺，他们想要寻找到满意的工作相对困难，职业成就感也较低［58-60］。

一项质性研究中，一些FGCS参与者报告了父母给他们职业道路的建议，这些建议表达了父母的担忧，为孩子带来一定压力；但是也有参与者表达没有感到父母对自己的压力，认为父母“只希望我做我开心的事情”[61]。可见，即使同在FGCS的群体中，家长对于孩子职业道路的影响方式也存在差异。不过，这些参与者都目睹了父母因为学历受限而在经济、就业等方面的挣扎，这些经历都可能对孩子的就业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4 研究方法

4.1 量化研究方法

关于FGCS的研究方法不断演进。早期的研究多使用大样本的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从而考察该群体的基本特征。国内现有关于FGCS家庭功能的研究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采用的大样本统计数据，国内的如2019年的《中国本科教与学调查（CCTL）》［30，62］、2021年的“大学生心声调查”（China College Students’ Voice Survey，CCSVS），第Ⅰ期[5]，国外的有“国家教育纵向研究（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35]等。这些基于大样本数据的研究结论为学者们提供了FGCS群体的总体面貌。在对该群体的概况有了基本了解之后，学者们开始引入量表，使参与者自陈报告，以相关法来检验“FGCS”的身份与其他变量之间的联系，使用的量表如坚毅人格量表[50]、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50]、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7]、费勒（Schaufeli）等修订的工作投入量表（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5]、Good-enow编制的学校归属感量表（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PSSM）Scale）[45]、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Appraisals）[51]等。量化数据分析具有样本量大、研究结果可复制等优点，有利于发现和研究FGCS的普遍特征。最后，西方已有少量采取实验方法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变量的因果关系更加明确，并推动了对FGCS干预、救助等应用的发展，例如一项实验中研究了缓解FGCS家庭内疚感的方法[47]。此外，还有一些实验使用纵向设计来研究一些干预方法在提升FGCS学业质量方面的有效性［63，64］，这些实验研究往往与干预和应用联系在一起。国内目前尚未发现采取实验法的相关文献。

4.2 质性研究方法

相关法难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使其研究进展易触碰瓶颈，其解决方法之一就是质性研究方法的采用。西方对于FGCS群体的质性研究已经得到重视和普及，而国内针对该群体的质性研究数量还相对较少。质性研究方法具有不同于量化研究的深入探索的优势，并且根据研究的内容和视角有所区别，学者也采取了相应更适合的资料收集方法。总体来说，搜集资料的方法主要有：（1）个案访谈法［1，3，8，33，39］，如曾东霞学者通过个案访谈法获取FGCS的家庭经验资料，归纳发现该群体家庭的共同特点；（2）焦点小组法［9，10，16，40］，即设计半结构问卷同时访谈多个个体或家庭以收集更加丰富的信息；（3）自传式民族志[11]，如王兆鑫学者基于自己的求学经历揭示个体成为家庭中第一个大学生的背后逻辑[6]；（4）田野调研，如齐燕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大学生在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存在一个家庭里面有多个大学生的“大学生成窝”现象[36]。由于研究视角的多元性，分析资料的质性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包括分析归纳法［1，3，8］、扎根理论［13，32，43］、叙事分析[15]、主题分析[6]等。质性研究将研究者视为研究工具的一部分，因此其主观性也常被诟病，但是通过良好的对于自反性的探讨，这种主观性有时也能转化为优势。在质性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发现一些易被忽略的要点，并反过来推动量化研究的进程。

4.3 FGCS的干预性研究现状及展望

国内尚未发现针对FGCS的干预研究，国外针对该群体的干预性研究形式包括心理干预、价值疏导、技能培训、资源支持等。“差异—教育”干预（Difference-education Intervention）帮助FGCS用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来看待自己“差异化”身份，并有效提高FGCS的学业成绩、大学适应期的心理健康和学术、社会参与度［64，65］。基于“文化不匹配”理论的“价值肯定干预”（Values-Affirmation Intervention，VA）主张利用学生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来提高学业成绩，通过肯定被试与大学背景、学习环境相一致的“独立价值观”，有效提升了FGCS的大学归属感[66]。

以上这些干预性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具有较高的实践意义。然而，“原生家庭”在这些干预性研究中往往只是作为难以改变的“先赋性变量”。目前仅发现一篇文献中，有学者尝试将Helm Stierlin的家庭治疗理论运用于一个FGCS家庭个案[67]，但是该文献只做了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讨，并未进行进一步的临床探索。一言以蔽之，FGCS的家庭干预研究尚较为空缺，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索。

大学是学生们第一次正式离开家庭，追求自我分化和独立成长的关键阶段，而对于FGCS而言，文化冲击与资源匮乏使他们的任务更加艰难。从劣势视角向优势视角、资源取向的转变中，对FGCS的家庭功能的重构尤为必要——去掉“桎梏”的标签，寻找其中的力量——这些资源同样可以让他们再次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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