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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相关部门陆续推出对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困境儿童作为一个群体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持续关注（民政部儿童福利司，2024）。就概念的内涵而言，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中国政府网，2016）。这三类儿童是从困境的致因类型而得到划分的，可以将之概括为家庭、自身与外界三种原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1）。鉴于儿童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对于困境儿童的关注既是相关部门的工作要点，也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应当关注的议题。目前学界对于困境儿童的研究，一方面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对困境儿童展开救助与帮扶的探索，旨在为建立体系性的社会关爱制度建言（周丽，2023）；另一方面，困境儿童因为遭遇到各种不利环境和不良行为的影响，其心理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他们的普遍心理现状，并从中挑选重要的问题进行专题化研究，其中主要包括对压力（吴素梅，2021）、抑郁（陈晓科 等，2021）、边缘人格（李杰，吴明霞，2018）等方面的研究。从理论上而言，作为遭受多重内外困境的儿童个体可能在概念上符合创伤性应激综合征（PTSD）的相关标准。然而，从现有研究的情况来看，对于困境儿童与PTSD之间的可能关联尚缺乏足够的重视。困境儿童在现实中遭受的困境是持续发生的，这意味着困境儿童可能处于长期性的创伤暴露之中，从而可能导致困境儿童面临PTSD的困扰。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困境的持续性特质以及它可能给困境儿童带来的影响，使得对于困境儿童在遭受创伤后的心理特质的了解尚处于一般性的概括阶段，而未能深入细致地探究其中的曲折与困难，更遑论对相关心理问题进行干预。

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实证研究对困境儿童与PTSD之间的关联展开分析，以此发现困境儿童的PTSD特性与相关性因素，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干预其心理问题，提高困境儿童的心理素质。

2 方法

2.1 参与者和操作步骤

研究的参与者是来自上海市某区登记在册的被认定的困境儿童，纳入标准为12～17岁，人户一致，愿意参与儿童个体筛查和家庭功能评定。研究于2024年6月至8月开展，先向符合标准的儿童及家庭发出邀请，由经过训练的评估员排除患有智力障碍的儿童以及被确诊为某类精神障碍的儿童，最终共有53人符合研究条件。被排除的儿童与进入研究的儿童在性别、年龄方面无显著差异。

2.2 测量工具

2.2.1 人口学信息

本研究在发出邀请时向参与者收集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有无兄弟姐妹、平时与哪些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何种困境类型（如贫困、监护缺失）等。

2.2.2 儿童和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

采用儿童和青少年创伤筛查量表2（Child and Adolescent Trauma Screen CATS-2）进行筛查（Hornfeck et al.，2024）。该量表广泛用于评估7～17岁儿童的创伤暴露及创伤后应激症状。量表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5项潜在创伤事件清单，询问参与者是否经历过以下创伤事件，例如“严重的自然灾害”“严重的事故”等，参与者通过选择“是”或“否”报告自己是否经历过；第二部分使用25个项目评估过去4周内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例如“我脑海中突然浮现令人不安的想法或回忆”，采用4点李克特量表评分；第三部分通过五个问题评估心理社会功能是否受到先前报告的创伤事件的影响，例如“上面这些问题是否干扰了你‘和他人相处’”，采用“是”和“否”二维评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范围为0.92～0.95。该量表被证实具有良好的跨文化适应性。中文版的CATS-2由几名心理学研究生将原始问卷翻译成中文，随后由另一位独立的翻译者将翻译后的问卷回译成英文，以检验翻译的准确性。之后对回译版本与原始版本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由专家委员会对差异进行评审，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最终，经过预实验测试后形成了适用于本研究的中文问卷。

2.2.3 情绪调节困难

采用情绪调节困难问卷（Difficulti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cale，DERS）进行测量。该量表由36道题目组成，分为6个维度，包括情绪觉察困难、情绪接纳困难、情绪理解困难、冲动控制困难、目标行为困难和策略使用困难。该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评分，分数越高表示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越高，其中包含11道反向计分题。有研究发现，这11道反向计分题在各维度上的载荷因子均低于0.3，且反向计分题容易让参与者因理解题目困难而做出不准确的回答（Woods，2006）。张迪等人（2021）在进行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研究时，将情绪调节困难量表中的反向计分题均删除，剩余25题的结构效度仍可接受，其Cronbach’s α值为0.94。本研究参考其做法，使用仅有25题正向计分的问卷，本研究中的情绪调节困难不包含觉察困难维度（张迪 等，2021）。

2.2.4 依恋特征

采用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The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Relationship Structures scale，ECR-RS）进行测量。该量表由Fraley等人编制，本研究采用的是Wang和Neville在2006年修订的中文版。量表共包含9题，前6题测量参与者的依恋回避，后3题测量参与者的依恋焦虑，采用5点李克特评分，有4题需反向计分。各维度的分数越高，表示依恋焦虑和回避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分别回答自己和特定的依恋对象之间的关系，包括母亲（或和母亲一样照顾你的女性）、父亲（或和父亲一样照顾你的男性）、朋友。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1，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王樱芬，2012）。

2.2.5 自我概念

采用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进行测量。自尊量表由Rosenberg （1965）编制，本文采用的是王孟成等人修订的版本（戴晓阳，2010）。量表共包括10道题，采用4点李克特评分，有5题需反向计分。自尊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7以上。

2.2.6 善待自我

采用Neff等人编制的自我同情问卷（Self-Compassion Scale，SCS）中的善待自己子量表进行测量。该子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69。考虑到题量较少的量表其内部一致性会降低，这一内部一致性是可接受的（Raes et al.，2011）。

2.2.7 自我效能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进行测量。该量表于2001年由王才康翻译为中文版，共包含10道题，采用4点李克特评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强。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7（王才康 等，2001）。

2.2.8 社会支持

采用叶悦妹等（2008）编制的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共17道题，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采用5点李克特评分，分数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好。该量表在中学生中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92（戴晓阳，2010）。

3 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基本情况

53名参与者平均年龄13.3岁（标准差3.07），其中男生28人，女生25人；大部分参与者是独生子女；各类照顾方式中，单亲且由母亲主要照顾的参与者人数最多（18人），其次是单亲由父亲照顾（14人）；大部分参与者因家庭收入贫困被归类为困境（29人）。参与者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参与者人口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3.2 参与者心理健康总体情况

3.2.1 创伤暴露

参与者中报告经历过创伤事件的有25人（47.17%），其中报告经历过两种以上创伤的有10人（18.87%）。在各类创伤事件中，事故或伤害是被报告最多的创伤事件（20.75%），身边的人突然地或者暴力地去世，以及看到家里有人被严重威胁、被打或者被伤害是被报告频次第二多的创伤事件（15.09%）。具体如图1和表2所示。

图1 参与者遭遇创伤事件的比例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raumatic event exposure among participants

表2 参与者伤害事件报告频次

Table 2 Frequency of reported adverse events

3.2.2 PTSD得分和异常提示

53名参与者量表得分均值为9.62，标准差为10.22。

根据DSM-5筛查标准，CATS-2得分小于15分属于正常水平，得分15分及以上属于异常水平。在53名参与者中，16名参与者（30.19%）得分属于异常水平。其中，8名参与者（15.09%）得分在15～20分范围，属于中等创伤相关压力；3名参与者（5.66%）得分在21～25分范围，属于升高的创伤相关压力，符合DSM-5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标准；5名参与者（9.43%）得分在25分及以上，呈现高创伤相关压力，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较大。

基于DSM-5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4名（7.55%）参与者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

3.2.3 PTSD得分和创伤暴露

得分正常的参与者与得分异常的参与者报告的创伤经历频次不同。在PTSD得分异常的参与者中，“严重的事故或伤害”和“看到家里有人被严重威胁、被打或者被伤害”是被报告最多的两种创伤（37.50%）；在PTSD得分正常的参与者中，“身边的人突然地或者暴力地去世”是被报告最多的创伤（16.22%），其次是“在家里，被严重威胁、被打或者被伤害”和“严重的事故或伤害”（13.51%）。创伤暴露数量与PTSD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275（p<0.05）。

3.2.4 PTSD得分相关因素

（1）人口学因素和PTSD得分

不同性别的参与者中，得分异常人数比例不同，男生中得分异常比例为0.43，女生中得分异常比例为0.16。男生群组得分异常比例高于女生群组。

（2）不同困境类型和PTSD得分

不同困境类型的儿童得分异常人数比例存在显著差异（K=9.178，p<0.05）。家庭贫困且非单亲困境儿童中得分异常率为40%，家庭贫困且单亲的困境儿童中得分异常率为14.29%，监护缺失困境儿童中得分异常率为100%，自身残疾困境儿童中得分异常率为33.33%。

（3）其他心理健康维度和PTSD得分

采用回归分析确认情绪调节困难、依恋特征、自尊、善待自我、社会支持、家庭功能与创伤相关压力的关联。

结果显示，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与PTSD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0.415，-0.422，p<0.05）；情绪调节困难得分与PTSD得分呈显著正相关（-0.444，p<0.05），各分维度得分与PTSD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母亲（或和母亲一样照顾自己的女性）的依恋关系特征与PTSD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其中焦虑型依恋得分与PTSD得分的相关关系更强，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PTSD得分和各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TSD scores and each factor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但将困境儿童按困境类型分组后发现，不同困境类型儿童中，情绪调节困难的各维度均与PTSD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母亲的依恋特征与PTSD得分的显著性消失。在家庭贫困且单亲的儿童中，与朋辈的焦虑型依恋特征得分与PTSD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如表4-表6所示。

表4 贫困非单亲家庭的参与者PTSD得分和各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TSD scores and each factor of participants from poor households with both parents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5 贫困单亲家庭的参与者PTSD得分和各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TSD scores and each factor of participants from poor households with single parents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6 监护缺失家庭的参与者PTSD得分和各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Table 6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TSD scores and each factor of participants from poor households without parents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 讨论：对结果的理论分析

4.1 困境儿童的PTSD情况

本研究发现，困境儿童中报告经历过至少1次创伤事件的比例为47.17%，高于此前一些研究发现的儿童青少年中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群比例（34.3%）（Yuan et al.，2023）。符合DSM-5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的比例是7.55%，此前有研究发现中国大陆6.68%～12.65%的儿童正在遭受PTSD的困扰（Li et al.，2023），另有研究发现上海市青少年中罹患PTSD的比例达7.8%（杨梦竹，2003），本研究的结果与此前研究结果大体一致，但作为第一个以困境儿童为目标人群的研究，本研究补充了这一人群的PTSD特征。

在性别差异方面，PTSD得分异常率为30.19%，男生群组异常得分比例高于女生群组，这似乎说明经历负性经历后，男生比女生更易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创伤后压力，身心问题的风险更高。这一发现补充了人口学因素对创伤后心理反应影响的研究。过往许多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蒙秋芬，2022），但亦有研究发现在中学生群体中男生更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本研究结论与后者一致。后续研究可进一步考虑哪些因素促进青少年群体中男生更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本研究还发现，困境儿童群体在PTSD得分上呈现显著异质性，家庭贫困儿童、残疾儿童、监护缺失儿童群体PTSD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贫困且单亲的儿童中，得分异常的比例低于家庭贫困但结构完整的儿童群组。这与往期研究对负面经历与创伤后压力的研究存在不一致。往期研究发现，多次创伤会导致更高的创伤后压力发生率（Copeland et al.，2007），但本研究发现经历家庭贫困和单亲的儿童，创伤后压力的异常率低于仅经历家庭贫困的儿童。这种不一致一方面可能因为数据量较少，异常比例不够准确；另一方面可能与儿童的自我表达有关。有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情感表达上趋于保守和回避（Eisenberg et al.，2003），可能导致这一批参与者在填答测量问卷时有所掩饰，导致异常比例不高。

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果与困境儿童群体在创伤后压力得分方面的异质性共同提醒研究者：将异质性显著的亚群体统合在“困境儿童”这一标签下，可能产生谬误。其一，对不同亚群体的特征和需求的评估，可能因为概念笼统化产生偏差；其二，为这个群体制定的帮扶干预策略，可能因忽视亚群体特异性，影响干预效果。

4.2 PTSD的相关因素

本研究发现，困境儿童的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和PTSD得分呈显著相关关系。此前有研究发现，自尊水平影响个体遭遇创伤后的表现，低自尊的个体更容易在遭遇创伤事件后产生一系列消极心理反应，高自尊水平则是保护因素，可缓解PTSD症状。本研究证实这一关联在困境儿童中同样存在。创伤的易感模型（Vulnerability Model）指出，早期不良经历可能令个体对自我产生消极的认知与评价，降低自尊水平（潘米，2020）。本研究已经发现困境儿童中遭遇过创伤事件的比例高于一般儿童，也就是说困境儿童更可能面临消极自我认知和自尊降低的问题，使他们成为创伤相关障碍的易感人群。因此，需要尤其重视对困境儿童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发展面对创伤的积极心理资源。

与此前研究一致，本研究也发现困境儿童中，情绪调节困难程度与PTSD得分显著正相关（李春婷，2023），并进一步发现，在情绪调节的各个分维度当中，情绪觉察和理解与PTSD得分的相关系数更高，相关关系更强。情绪调节困难程度与PTSD的相关关系在不同困境类型的儿童中显著程度不一致。与家庭贫困但结构完整的儿童相比，在家庭贫困且单亲的儿童，以及监护缺失的儿童中，情绪调节困难程度与PTSD得分相关关系更强。这提示在针对困境儿童开展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干预时，需重视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尤其在家庭结构不完整和缺少监护的两类困境儿童中，需尤其重视这一能力的提升。

此前研究发现，依恋类型是创伤事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调节因素（田雨馨 等，2018）。本研究结果也发现，在困境儿童中，与母亲之间回避和焦虑的依恋关系与PTSD得分呈显著相关。但无论是将困境儿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还是对不同类型的困境儿童进行分析，都未发现困境儿童与父亲的依恋关系与PTSD得分显著相关。这一方面可能与样本量有关，另一方面提示与母亲的关系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更为重要，在进行评估和干预时需重点关注。

另外，研究发现，在家庭贫困且单亲的儿童中，与朋友之间焦虑的依恋关系亦与PTSD得分呈现显著相关关系，提示朋辈关系对这一类别的困境儿童的影响更大。在对这一类别儿童进行干预时，可考虑如何恰当使用朋辈资源。

4.3 研究价值

本研究通过揭示困境儿童群体整体的创伤后心理反应以及内部创伤后心理反应的异质性特征，完善了学界对这一人群创伤后相关症状的了解，呈现了更聚焦的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状态，同时为优化针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参考：证实困境儿童内部在创伤后心理反应上存在较大差异，挑战了同质化困境儿童的假设；证实个体自尊水平、情绪调节能力以及与母亲、朋辈的依恋关系对创伤后心理反应均有影响，为针对这一群体的心理干预提供了方向。这些发现直接回应了近几年关于儿童心理服务精准化的行动倡议，为突破当前“一刀切”干预模式提供了实证依据。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前述研究过程与分析，本研究对于困境儿童的PTSD相关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困境儿童群体总体上在PTSD得分上呈现显著异质性；（2）更容易遭受创伤事件的困境儿童表现出其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与PTSD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3）困境儿童的情绪调节困难程度与其PTSD得分显著正相关，且情绪觉察和理解与PTSD得分的相关关系更强；（4）在困境儿童中，依恋类型与创伤的关系表现为与母亲、朋友之间回避和焦虑的依恋特征与PTSD得分呈显著相关。

基于这些结论，本研究在未来可预期的进展如下：（1）限于本研究在被试数量上的相对不足，可以继续扩大研究样本的规模，以获取更加全面且有代表性的数据；（2）基于困境儿童在PTSD得分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质，有必要展开针对个体的质性分析，积极探索个体之间的差异化因素，为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措施提供准确有效的基础信息；（3）由于本研究的被试在地域方面存在限制，可以展开更具多元化的区域研究，也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并将地域的社会习俗、总体经济水平、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外在因素纳入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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