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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高校学生面临学业竞争、人际适应、职业规划等多重压力，心理问题呈现“多因交织、周期叠加”的特征，单一维度的咨询干预已难以满足全链条心理支持需求（樊富珉，贾烜，2022）。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往往是过去成长创伤、当下认知偏差与未来发展迷茫协同作用的结果——童年期不良经历可能固化负性认知模式，即时性学业挫折易引发灾难化思维，而未来目标缺失则会加剧当下焦虑的泛化（林崇德，2021）。传统心理咨询或侧重创伤修复，或聚焦症状缓解，缺乏对心理发展连续性的整体关照，导致干预效果难以持续迁移至长期发展场景。

心理测评是精准干预的前提与基础。大学生人格问卷（UPI）可快速筛查心理危机与潜在困扰，心理健康综合量表能全面评估情绪、认知、行为等多维度功能状态，自杀态度自评量表（SIOSS）则为危机风险分级提供科学依据（郑日昌，蔡永红，2019）。基于三维测评数据，构建“溯源—干预—赋能”的全周期咨询框架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本研究以186例高校咨询案例为样本，探索“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轴与SFBT、积极心理学、ACT、CBT等技术的适配路径，通过实证数据验证整合模式的应用成效，总结技术融合的经验教训，为高校心理咨询质量提升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方案。

2 研究设计与理论框架

2.1 研究对象

选取某高校心理咨询中心2024年9月—2025年11月期间的186例来访者，均为全日制本科生（152例）与研究生（34例），年龄18～26岁，平均年龄21.3±2.1岁。咨询问题分布：创伤相关困扰（32例，17.2%）、学业压力（58例，31.2%）、人际关系冲突（45例，24.2%）、就业焦虑（30例，16.1%）、自我认同困惑（14例，7.5%）、其他问题（7例，3.8%）。所有来访者均完成入组测评与出组复测，咨询周期2～16次，平均3.6次，每次咨询时长50分钟。

2.2 测评工具

（1）大学生人格问卷（UPI）：包含64个症状条目与4个辅助条目，采用“是/否”二点计分，得分≥25分或自杀倾向条目应答为阳性者界定为高危人群，用于初筛心理危机与核心困扰（王建中，樊富珉，2018）。

（2）心理健康综合量表：涵盖焦虑、抑郁、强迫、人际敏感等8个维度，共60个条目，采用1～5级Likert计分，总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用于全面评估心理功能状态（王登峰，崔红，2019）。

（3）自杀态度自评量表（SIOSS）：包含29个条目，采用1～5级Likert计分，总分≥60分为高自杀风险，用于危机等级划分与干预优先级确定（肖水源，杨德森，2017）。

2.3 理论框架与技术适配

2.3.1 核心理论假设

（1）心理发展连续性假设：个体心理状态是过去经验、当下互动与未来预期的动态平衡结果，干预需兼顾时间轴上的各维度关联；

（2）技术互补性假设：不同疗法的核心机制具有互补性，SFBT的问题解构与积极心理学的优势建构形成创伤修复的双向动力，CBT的认知修正与ACT的接纳承诺实现当下困扰的多维干预（Hayes et al.，2020）；

（3）资源转化假设：来访者的过往经历（包括创伤与成功体验）、当下能力均可转化为未来发展的心理资本，咨询的核心是搭建资源迁移的桥梁。

2.3.2 三维干预模型构建

过去维度如图1所示。

图 1 过去维度

Figure 1 Past dimension

现在维度如图2所示。

图 2 现在维度

Figure 2 Present dimension

未来维度如图3所示。

图 3 未来维度

Figure 3 Future dimension

3 实践应用与成效分析

3.1 量化成效：测评数据前后对比

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来访者咨询前后的测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下。

（1）心理健康综合量表：总分从咨询前的156.8±23.5降至咨询后的112.3±18.6（t=18.76，p<0.001），其中焦虑维度得分从3.2±0.8降至2.1±0.6，抑郁维度从3.1±0.7降至2.0±0.5，人际敏感维度从3.3±0.9降至2.2±0.6，各维度均呈现显著改善。

（2）UPI量表：高危人群占比从咨询前的28.5%（53例）降至咨询后的7.0%（13例），核心症状条目阳性率平均下降62.3%。

（3）SIOSS量表：高自杀风险人群占比从咨询前的5.4%（10例）降至0，所有来访者的自杀态度均呈现理性化转变，主动求助意识显著提升。

3.2 质性成效：案例反馈与行为改变

3.2.1 过去创伤修复

32例创伤相关困扰来访者中，27例通过SFBT的例外提问发现了自身应对创伤的潜在资源（如“高中时曾克服社交恐惧参加演讲比赛的勇气”），结合积极心理学的优势强化训练，逐步实现了从“创伤回避”到“意义重构”的转变。某来访者在咨询反馈中提及：“原来我不是一直被过去困住，那些曾经成功应对困境的经历，现在都成了我的力量。”（周楠，李敏，2023）

3.2.2 当下问题解决

103例（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冲突）当下困扰来访者中，89例能够熟练运用CBT的认知检验方法识别自身认知偏差，78例掌握了ACT的情绪接纳技巧，减少了对负面情绪的对抗内耗。如一名因小组合作冲突产生人际回避的学生，通过认知重构认识到“分歧不等于对立”，同时通过接纳焦虑情绪，主动发起沟通并达成共识，后续人际互动满意度显著提升。

3.2.3 未来发展赋能

44例（就业焦虑+自我认同困惑）来访者均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规划，其中36例通过经验提取将过往实习经历、项目成果转化为核心竞争力，28例在咨询结束后3个月内实现了实习入职、学业突破等阶段性目标。某面临就业迷茫的研究生反馈：“把大目标拆成小任务后，不再觉得无从下手，过去做科研时的坚持，现在也能迁移至求职准备情境中。”

3.3 技术融合的经验与挑战

3.3.1 实践经验

（1）测评导向精准干预：基于三维测评数据划分问题类型与严重程度，为创伤严重者优先配置稳定化技术，为认知偏差明显者强化CBT应用，提升了技术适配性；

（2）技术衔接自然流畅：以“资源整合”为纽带实现技术串联，如将SFBT发掘的“例外经验”作为积极心理学优势强化的切入点，将CBT修正后的认知与ACT的价值澄清相结合，确保干预逻辑的连贯性（李松蔚，2023）；

（3）发展导向强化成效：未来规划环节将咨询效果从“症状缓解”延伸至“能力提升”，通过经验迁移机制实现了短期干预与长期发展的衔接，提升了咨询效果的可持续性。

3.3.2 现存挑战

（1）技术融合门槛较高：需咨询师同时掌握多种疗法的核心技术，部分新手咨询师在CBT的认知重构与ACT的接纳理念之间出现操作冲突；

（2）个体适配差异显著：15%（28例）来访者对SFBT的“快速解决”模式接受度较低，尤其是创伤较深者需要更多稳定化时间，单纯技术叠加易引发抵触情绪；

（3）长效追踪机制不足：部分来访者在目标实施过程中因外部压力出现动力衰减的情况，缺乏系统化的后续支持体系。

4 优化路径与经验教训

4.1 优化路径

（1）构建“测评—分级—适配”的个性化干预流程：基于UPI、心理健康综合量表、SIOSS的测评结果，建立三级干预体系——高危危机群体优先启动危机干预与稳定化技术，中风险群体采用“主导技术+辅助技术”组合模式，低风险群体侧重发展性赋能，提升干预精准度（施琪嘉，2022）；

（2）强化技术融合的理论衔接：以“心理灵活性”与“资源可塑性”为核心搭建理论桥梁，如将SFBT的“问题外化”与积极心理学的“优势内化”相结合，将CBT的“认知修正”与ACT的“价值导向”相衔接，避免技术应用的碎片化（贝克，2021）；

（3）建立“咨询—追踪—反馈”的长效支持机制：咨询结束后建立1个月、3个月、6个月的回访机制，通过线上打卡、小组督导等方式为目标实施提供支持，同时将回访数据纳入案例库，持续优化技术适配方案；

（4）提升咨询师整合胜任力：开展跨疗法系统培训，通过案例督导、角色扮演等方式强化技术融合实操能力，重点训练创伤干预与认知行为技术的衔接技巧（Norcross et al.，2019）。

4.2 经验教训

（1）坚持“测评先行，技术适配”，避免“技术堆砌”：所有技术应用均需以三维测评数据为依据，针对具体问题选择核心技术，不可为追求整合而盲目叠加疗法，确保干预的针对性与简洁性（Lambert，2022）；

（2）平衡“修复与发展”，强化积极赋能导向：高校心理咨询对象以心理健康水平中等及以上学生为主，应避免过度聚焦问题缺陷，更多通过积极心理学视角激活内在资源，实现从“问题解决”到“主动发展”的升级（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2000）；

（3）重视“文化适配，个体差异”：在技术应用中需结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与文化背景，如将ACT的正念训练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念自省”相结合，提升接纳度；对创伤较深者采用“稳定化—修复—发展”的阶梯式干预，不可急于求成（孟万金，官群，2021）；

（4）强化“效果验证，循证优化”：持续积累案例数据，通过Meta分析、长期追踪等方式验证整合模式的有效性，同时关注数字化干预工具的应用（如CBT智能反馈系统、ACT正念训练App），提升干预的可及性与规模化效应（Andersson et al.，2018）。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186例高校心理咨询案例，构建并验证了以“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轴为核心的整合咨询模式。该模式通过三维心理测评实现精准定位，针对不同时间维度问题适配SFBT、积极心理学、ACT、CBT等技术，形成了“创伤转化—认知重构—发展赋能”的全链条干预体系。量化数据显示，来访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认知模式与行动动力均得到显著改善，质性反馈证实了技术融合的实践价值。研究同时发现，技术整合胜任力、个体适配性、长效支持机制是影响干预效果的关键因素。未来，需进一步优化个性化干预流程、强化咨询师整合能力、完善长效追踪体系，推动高校心理咨询从“症状导向”向“成长导向”转型，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提供更优质的专业支持。

6 讨论与反思

6.1 全周期整合咨询模式的实践价值与创新点

本研究提出的“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轴整合咨询模式，核心创新在于突破传统单一维度干预的局限，将心理问题的历史根源、即时困扰与发展需求视为有机整体。从实践效果来看，该模式通过SFBT与积极心理学的融合应用，有效避免了创伤修复中过度聚焦负面经历的倾向，通过优势激活实现创伤转化，这与高校学生群体心理发展的可塑性特征高度契合；ACT与CBT的整合干预，则既关注认知重构对即时困扰的缓解，又强调心理灵活性的培养，帮助学生建立可持续的情绪调节机制，这一技术组合对焦虑、抑郁等高校常见心理问题的干预效果得到量化数据支撑；而以经验迁移为核心的未来赋能模块，通过阶梯式目标规划将咨询成效转化为发展动力，回应了高校心理咨询“助人成长”的核心目标，实现了问题解决与潜能开发的双重价值。

从行业发展视角来看，该模式通过标准化的评估工具（UPI、心理健康综合量表、SIOSS）与差异化的干预技术组合，构建了“评估—匹配—干预—反馈”的闭环体系，为高校心理咨询的精准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尤其在案例筛选与技术适配过程中，本研究根据学生心理问题的时间维度特征进行分类干预，避免了“一刀切”的干预困境，这对提升高校心理咨询的专业化水平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6.2 技术融合的实践挑战与优化路径

6.2.1 技术融合的适配难题

尽管本模式取得了预期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技术融合的适配性挑战。一方面，SFBT的短期聚焦特征与创伤修复的深度需求存在一定张力，部分具有复杂创伤经历的学生在短期干预中难以完全实现创伤转化，需要更长周期的跟进与技术调整；另一方面，ACT的接纳导向与CBT的改变导向在操作层面需要咨询师具备精准的判断能力，部分新手咨询师在技术切换中容易出现方向模糊，影响干预效果。此外，未来赋能模块的效果评估依赖学生的自我报告与行为追踪，缺乏客观量化指标，导致该模块的成效验证存在一定局限性。

6.2.2 优化路径探索

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可从三方面进行优化：一是构建分层干预机制，根据学生心理问题的复杂程度设置基础层、深化层与拓展层干预方案，为复杂创伤学生增加创伤聚焦疗法（TF-CBT）的技术补充，延长干预周期；二是加强咨询师的整合能力培养，通过案例督导、技术演练等方式提升咨询师对不同疗法核心逻辑的理解，强化技术融合的灵活性与适配性；三是完善评估体系，引入行为观察量表、同伴评价等多维度评估工具，结合纵向追踪数据，提升未来赋能模块成效评估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6.3.1 研究局限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案例样本来源于单一高校心理咨询中心，样本的地域特征、学校类型等变量相对集中，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二，研究周期为14个月，短期成效的验证较为充分，但长期干预效果仍需更长时间的纵向追踪；其三，质性验证主要依赖咨询记录与学生访谈，缺乏第三方评估视角，可能存在主观偏差。

6.3.2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维度展开：一是扩大样本范围，纳入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咨询案例，检验模式的跨场景适用性；二是开展纵向追踪研究，通过1～3年的长期随访，评估模式对学生心理发展的持续影响；三是深化技术融合研究，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评估匹配、干预反馈中的应用，构建智能化的全周期咨询体系；四是加强跨学科合作，与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将家庭支持、校园环境等外部因素纳入干预体系，进一步提升模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6.4 对高校心理咨询发展的启示

本研究的实践探索对高校心理咨询的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其一，高校心理咨询应坚持“问题解决”与“发展赋能”并重，突破传统“危机干预”的单一导向，构建兼顾当下困扰缓解与未来发展支持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其二，技术整合是提升咨询效果的关键路径，但需避免盲目追求技术叠加，应基于学生心理发展特征与问题类型进行精准匹配，突出技术融合的逻辑性与适配性；其三，高校应加强心理咨询的标准化建设，从评估工具、干预流程到成效评估构建完整的操作规范，同时注重咨询师的专业成长，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其整合干预能力与伦理素养。

总之，高校学生心理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决定了心理咨询工作必须突破单一维度的干预框架。本研究提出的“过去—现在—未来”全周期整合咨询模式，通过技术融合与流程优化，为高校心理咨询的精准化、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实证参考。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实践的持续探索，该模式将进一步完善，为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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