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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市场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饭圈文化”“追星一族”“偶像”等都成为网络及现实中的热议话题（张宝君，吕瑶，2010）。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崇拜偶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虚拟网络平台的飞速发展更是大大拉近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

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偶像崇拜的相关文献发现，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与孤独感两两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目前还没有研究将三者纳入统一模型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广东培正学院大学生的偶像崇拜、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旨在揭示三者在不同的人口学变量上的现状，以及探讨孤独感在大学生偶像崇拜和同伴关系之间是否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从而为学校开展大学生健康工作提供合理、有价值的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手段

本研究采用偶像崇拜量表（中文修订版）、大学生同伴关系满意度量表（张京都，2021）及孤独感量表（郭伟佳，2021），对3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300份，回收率100%。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91份，有效问卷率为97%。其中，男生128人，女生163人；大一74人，大二72人，大三73人，大四72人；独生子女62人，非独生子女229人；来自城市154人，来自农村137人。

2 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关系

2.1 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总体情况

对调查得到的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和孤独感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从总体上看，大学生偶像崇拜的总分没有超过临界值3，各维度平均值在1.94～3.40之间，只有娱乐社交维度得分超过了临界值3；同伴关系均值为2.95，各维度平均值相差不大；大学生孤独感的平均值为M=46.9，SD=9.1。由此可以看出，本次研究中的大学生被试对偶像的崇拜更多是为了娱乐或社交，大部分被试对偶像崇拜的自我卷入度不高；被试对同伴关系的满意度总体情况良好，孤独感水平多处于高孤独感范畴。

2.2 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与孤独感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的被试数据进行T检验，对不同年级被试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大学生偶像崇拜在性别和年级上存在差异，在不同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上不存在差异；同伴关系在年级和性别上存在差异，在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上不存在差异；孤独感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在性别、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上均不存在差异。

2.3 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和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为探究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和孤独感的相关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三个变量及其各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大学生偶像崇拜的情感投射、完全认同、病理边缘三个维度，均与同伴关系和孤独感均存在显著相关（p<0.05），具体表现为与同伴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与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偶像崇拜的娱乐社交维度与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同伴关系的人际和谐维度与偶像崇拜和孤独感均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此外，大学生偶像崇拜与同伴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与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同伴关系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

表 1 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和孤独感的相关分析（N=29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idol worship, peer relationships, and loneli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 = 291)

2.4 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回归检验

2.4.1 同伴关系和偶像崇拜的回归分析

对大学生同伴关系和偶像崇拜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如表2所示。以同伴关系中的人际和谐维度为预测变量，对偶像崇拜的情感投射、完全认同与病理边缘三个维度进行回归分析时，拟合指数R2与回归系数β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分别能够解释三个维度2.3%、4.3%、2.1%的变异量；以同伴关系中的社会情感维度为预测变量，对偶像崇拜的情感投射、完全认同与病理边缘三个维度进行回归分析时，拟合指数R2与回归系数β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分别能够解释三个维度1.8%、2.9%、1.7%的变异量。

表 2 同伴关系和偶像崇拜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er relationships and idol worship

2.4.2 孤独感和偶像崇拜的回归分析

对大学生孤独感和偶像崇拜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如表3所示。当用孤独感预测偶像崇拜的娱乐社交、情感投射、完全认同与病理边缘三个维度时，拟合指数R2与回归系数β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分别能够解释三个维度变异量的3.1%、5.2%、12.8%、5.0%。

表 3 孤独感和偶像崇拜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oneliness and idol worship

2.4.3 同伴关系和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对大学生同伴关系和孤独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以同伴关系的人际和谐、交往互动与社会情感三个维度为预测变量，对孤独感进行回归分析时，拟合指数R2与回归系数β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分别能够解释三个维度38.7%、13.8%、27.8%的变异量；以同伴关系均分为预测变量，对孤独感进行回归分析时，拟合指数R2与回归系数β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能够解释36.6%的变异量。

表 4 同伴关系和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er relationships and loneliness

2.5 孤独感在同伴关系和偶像崇拜之间的中介效应

在研究中发现，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和孤独感两两呈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探讨三者的关系，接下来继续检验孤独感在大学生偶像崇拜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Hayes的Process 3.5宏程序与SPSS的线性回归分析，通过Bootstrap抽样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Table 5 Testing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从表5可以看出，当仅以同伴关系预测孤独感时，标准化回归系数β=-12.41（t=-12.91，p<0.05），R2=0.37，能够解释孤独感36.58%的变异量，置信区间为[-14.30，-10.52]（不包含0），说明系数a显著；当以同伴关系和孤独感预测偶像崇拜时，孤独感对偶像崇拜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0.02（t=4.52，p<0.05），置信区间为[0.01，0.03]（不包含0），说明系数b显著；同伴关系对偶像崇拜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0.11（t=1.10，p<0.05），R2=0.08，能够解释偶像崇拜8%的变异量，置信区间为[-0.09，0.31]（包含0），说明系数c’不显著。

如表6所示，同伴关系通过孤独感影响偶像崇拜的间接效应系数ab为-0.28，置信区间为[-0.40，0.16]（不包含0），说明孤独感在同伴关系与偶像崇拜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 6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6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loneliness

依据上述结果，可构建同伴关系、孤独感与偶像崇拜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同伴关系、孤独感与偶像崇拜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peer relationships, loneliness, and idol worship

3 讨论

3.1 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现状讨论

大多数大学生存在偶像崇拜现象（万广圣，晁钢令，2015），且处于低自我卷入阶段，只有娱乐社交维度得分超过了临界值3，从整体上看，大部分大学生的偶像崇拜处于比较理性的状态。不过也有少数大学生处于关系幻想状态，这需要引起重视。大学生的同伴关系情况一般，大部分大学生处于高孤独感水平，占比63.9%。埃里克森在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理论中对孤独感有重要论述，认为成年早期（约20～24岁）是亲密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大学生正是处于这一阶段，该阶段的任务就是克服“亲密对孤独”的危机。本研究的多数被试处于高孤独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现实社会联结，导致个体的孤独感较高，才会将情感和精力投入虚拟的偶像关系。

3.2 大学生偶像崇拜、同伴关系与孤独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讨论

3.2.1 大学生偶像崇拜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在偶像崇拜的性别差异检验中，女生的偶像崇拜卷入度高于男生，特别在娱乐社交维度上，女生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组。这一现象可能是女生的情感更加细腻，对情感联结的需求比男生更高，因此更容易产生偶像崇拜行为。但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偶像崇拜均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生源地在大学生偶像崇拜均分及其各维度上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偶像崇拜均分及其各维度均不受生源地的影响。在媒体信息可得性上来看，城市获得信息的途径应该更多，城市与农村的偶像崇拜情况应该会有所差异。但是随着近年来手机、电脑及网络的迅速普及，且本次研究对象是大学生，绝大多数大学生拥有自己的手机、电脑，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相较于初高中生来说，大学生偶像崇拜在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不同年级在偶像崇拜均分及娱乐社交、情感投射、关系幻想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娱乐社交维度上显著性更加突出。大一、大二学生的均值明显高于大三、大四学生，这可能是大一、大二学生刚从高中阶段的紧张学习生活中脱离，到了相对自由的大学环境后，会将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投入到偶像崇拜中。

3.2.2 同伴关系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同伴关系的性别差异检验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生源地上同伴关系均分和人际和谐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城市组均值比农村组高。这可能是由于大学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在城市长大的学生即使到了大学，也依然是比较熟悉的环境，原有的人际关系依旧保持；而对于从农村来的大学生而言，到了新的环境和学校后，可能需要重新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因此相对于原本就在城市的大学生而言，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同伴关系满意度上会更低一些。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同伴关系差异检验中，结果不显著。不同年级在同伴关系均分及其交往互动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同伴关系均值明显高于大一学生。通过大学四年的交往互动，大四学生的同伴关系会好于大一的学生，对同伴关系的满意度会高于大一学生。

3.2.3 孤独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本次施测的广东培正学院大学生中，63.9%的学生处于高孤独感水平。孤独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组的孤独感水平明显高于女生组。女生一般会找知心朋友聊天谈心，分享自己的烦心事，排解孤独，而男生更倾向于独自承受压力，特别是处于大学阶段，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应该自己承担生活和学习上的压力（郭伟佳，2021），因此男生感受到的孤独感会更高。但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差异检验中，结果不显著。

生源地在孤独感水平的差异检验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年级在孤独感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孤独感水平最低。这可能与大四学生对同伴关系满意度相关，大四学生与同伴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对同伴关系满意度更高，因此孤独感水平也较低。

3.3 偶像崇拜、同伴关系和孤独感的关系讨论

3.3.1 同伴关系与偶像崇拜的关系

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依恋现象，其形成与个体现实社会联结状态密切相关（庄鸿娟 等，2017）。本研究中，同伴关系质量对偶像崇拜程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当大学生同伴关系薄弱时，其更倾向于将情感资源投向偶像客体，以替代性满足自身的社交与情感需求。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来看，偶像崇拜可能成为个体融入“粉丝社群”的途径，通过共享偶像符号获得群体归属感，从而补偿现实同伴关系的缺失。过度偶像崇拜亦可能反向影响同伴关系：当个体沉浸于虚拟偶像互动时，可能减少对现实的社交投入，导致同伴关系进一步弱化，形成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偶像崇拜的功能具有双重性——适度的崇拜可提供情感调节与自我激励，但若发展为病理性依恋，则可能强化社交回避行为。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补偿假设”，即偶像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现实社交缺陷的心理代偿机制（郭佳佳，2021），这一发现为理解青少年亚文化参与动机提供了临床心理学视角。

3.3.2 孤独感与偶像崇拜的关系

孤独感作为负性情感体验的核心指标，在偶像崇拜的心理机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卢丹，2018）。本研究验证了孤独感对偶像崇拜的正向预测作用：高孤独感个体更易将偶像投射为“理想伴侣”或“完美朋友”，通过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PSR）建立虚拟情感联结，以缓解现实中的孤独痛苦。从认知行为理论分析，这一过程可能涉及情绪调节策略——与偶像相关的媒介消费（如观看演出、参与粉丝互动）能暂时转移对孤独状态的注意力，提供积极的情绪唤醒。然而，这种调节具有短期性，长期来看可能加剧现实社交技能的退化，形成“孤独感—偶像依赖—社会功能减弱”的循环。此外，依恋风格可能调节这一路径：不安全依恋个体在孤独状态下，更易发展出对偶像的理想化依恋，甚至出现“偶像崇拜成瘾”的倾向（郭佳佳，2021）。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孤独感不仅直接推动偶像崇拜，还可能通过降低自我价值感间接强化该行为，这体现了情感认知理论与自我概念模型的整合解释力。

3.3.3 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关系

同伴关系作为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核心构成，对其情感适应具有重要影响（张京都，2021）。根据社会支持理论，高质量的同伴关系能够通过提供情感认同、归属感及工具性支持，显著缓解个体的情感困扰（孙晓军，周宗奎，2007）。本研究发现，同伴关系质量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依恋理论及社会需求理论的观点一致：当个体在同伴互动中获得安全型依恋体验时，其社会归属需求得到满足，从而降低因社交疏离产生的孤独情绪。相反，同伴关系疏离或存在冲突，可能导致个体陷入社会排斥感知，进而激活心理防御机制，加剧情感隔离与自我封闭。此外，同伴关系不仅通过直接互动影响孤独感，亦可能通过社会比较过程发挥作用：个体在同伴群体中若感知到自身社交地位较低或互动能力不足，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强化孤独体验。这一路径揭示了同伴关系对情感健康的多层次作用，也为后续探讨其在偶像崇拜中的中介角色奠定了基础。

3.3.4 孤独感在偶像崇拜与同伴关系间的中介机制

综合前述两两关系，本研究最终构建了以孤独感为核心中介的整合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同伴关系不仅直接负向预测偶像崇拜，更通过孤独感的全部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这一中介路径揭示了社会情感需求的传导机制：当同伴关系缺损时，个体首先体验到社会联结断裂引发的孤独情绪，进而激活心理补偿系统，将偶像作为替代性依恋对象。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此机制在青年晚期尤为突出，阶段个体正处于“亲密感对孤独感”的心理社会危机中，偶像崇拜可能成为延缓危机解决的非适应性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中介模型亦暗示干预的可能切入点：通过团体辅导改善同伴关系，或通过认知重构降低孤独感，均可能间接调节偶像崇拜的强度。然而，本研究仅聚焦中介效应，尚未探讨其他调控变量（如人格特质、文化环境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自我分化或心理弹性等调节因素。总体而言，本模型强调了情感需求满足在社会联结与象征性依恋间的桥梁作用，为理解当代青年文化消费的心理动因提供了实证依据。

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与讨论，得出下列结论：

（1）大学生偶像崇拜在性别和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2）大学生偶像崇拜与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3）同伴关系分别与大学生偶像崇拜、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

（4）孤独感在同伴关系与大学生偶像崇拜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宝君, 吕瑶. (2010). 大学生偶像崇拜的心理学解析与对策.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8(3), 104-106.

[2] 张京都. (2021). 大学生偶像崇拜、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3] 庄鸿娟, 刘儒德, 刘颖. (2017). 青少年同伴依恋与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关系：自我建构对孤独感中介作用的调节. 心理科学, 41(1), 89-95.

[4] 孙晓军, 周宗奎. (2007). 儿童同伴关系对孤独感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23(1), 24-29.

[5] 郭伟佳. (2021).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影响：同伴依恋和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

[6] 卢丹. (2018). 成年早期粉丝的偶像崇拜卷入程度及其与自我效能感、孤独感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 昆明.

[7] 万广圣, 晁钢令. (2015). 90后新生代孤独感对崇拜性消费的影响研究. 消费经济, 31(6), 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