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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汉字传播国际环境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文化交流遭受巨大冲击。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被推迟或取消，部分活动甚至被暂停和终止。后疫情时代，如何继续开展文化交流便成为了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讲到：“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毋庸讳言，对话交流的基础是语言和文字。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克服疫情带来的不便，助力汉字文化海外推广、帮助海外汉语学习者更高效地记忆汉字、由汉字认识中国文化成为众多研究者探索的方向。

就汉字传播研究而言，进入21世纪，汉字的传播研究渐成规模，相关论著已逾100部/篇[1]，代表性的如周庆生（2000）汉字在朝日越三国的传播比较研究和陆锡兴（2002）汉字传播历史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聚焦汉字的海外传播历史、沿线传播路径以及汉字传播对其他文字的影响，但对当下乃至未来的汉字传播模式的探讨相对滞后，即使涉及也往往点到为止，即汉字传播模式还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多模态（Multimodelity）是指利用具体的感知过程可以阐释的符号系统，调动多个感官，综合运用声音、图像、书面等手段叠加阐释符号。[2]多模态理论应用于汉字传播正在国际范围内引领着汉字传播的新发展。本文首先由环境的变化看多模态汉字传播的机遇，然后由汉字特质看多模态模式应用于汉字传播的依据，最后进而具体探讨多模态汉字传播模式的内容及形式。以期在时代变局下准确把握汉字传播有效途径，为当下乃至未来的汉字传播与中华文化传播添砖加瓦。

2 后疫情时代的汉字传播

2.1 传播路径的嬗变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外化，具有物质文化的默会性、直接性等特征，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十分便于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

古代中国时期，中国始终处于中华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输出者”的角色。而在当今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汉字文化凭借着它的生命力再次吸引了国际友人的学习兴趣。在文化传播主体角色的转变过程中，汉字作为蕴含丰富民族情感的符号，其集艺术审美以及民族情感于一体的特征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友人自发地深入学习。

相对于早期的文化输出，现代视野下的跨文化汉字研究正逐渐发展为新型文化传播研究的热点。在对中国汉字文化有着充分了解、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运用新型多媒体技术以及资源唤起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一带一路”紧密接轨，是依托汉字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新型选择。

2.2 传播阵地的线上化转移

传播阵地，即拥有丰富的传播资源以及相当的影响力，能够实施有效传播的空间。在相当一段长的历史阶段内，无论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传播，还是海外汉字传播的阵地都以实地传播为主，一般而言，官方传播阵地为专门的汉语学校以及国家机构。在唐代，传播阵地是长安国子监，上千名来自东亚各国的留学生在此学习汉字，钻研中国典籍；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遍布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的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以及面向留学生群体的高校是重要的汉字传播阵地。民间自发的汉字传播则包括一些专门的汉语教育机构。此外，一些多年连续不断的文化交流活动，如中国—欧盟文化艺术节，“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等，也在汉字传播上起到了阵地般的作用。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众多实地进行的国际交流项目被迫取消或延后，全球包括汉语教育课程在内的众多课程纷纷转为线上授课，远程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远程教育若是照搬线下课堂，获得的效果是不太理想的。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于2020年4月策划的“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大家谈”中，学者如刘乐宁、吴勇毅提到了线上课堂中“互动性”问题，吴勇毅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多模态的感知[3]，而时空分离的线上课堂使感知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充分调动视觉、听觉、感觉的线上多模态汉字传播模式在网络教学中将能弥补时空分离导致的感官缺陷，具有重大的研究与实用价值。

3 汉字特质与传播机遇

3.1 象形性根基在“读图时代”的优势

进入21世纪的今天，媒体世界已然进入了“读图时代”。从书籍报纸的平面化文字传递，到广播、留声机的声音传递，再到成像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的视觉刺激，到如今媒体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对信息传递的感官需求也越来越高，中小学生的课本中越来越多的彩色图片、颜文字的出现、新闻推送中吸睛的封面图片，无一不在昭示着图像主因型文化的大行其道。

汉字的一大特质为其象形性根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的身上保留着文字诞生之初的象形特点，虽然其形体经过时间的推移已从图形符号发展成由笔画构成的方块符号，其功能也从表形演变成了音义兼表，但是仔细观察数量可观的部分汉字的形体，仍能从中看到其构字的本义。把目光投向西方的拼音文字，字母本身除了声音外并没有实际的含义，这与汉字的审美价值和深刻内涵是不可比拟的。

象形性根基给汉字带来了方块状形态的高辨识度、优美的线条以及形义关联，这使汉字在人们注意力分散、碎片化浏览信息、偏爱艺术美感的新媒体“读图时代”下展现出了与世界其他文字，尤其是表音文字相区别的独有优势，在实际的多模态新媒体传播中有着显著优势。

3.2 实用性造字意图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易读性

汉字虽说是人类创造出来辅助交流的工具，但其表意形式却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内核。中国古代先民造字时师法自然，同时用创造性思维以自然物象为基础加以抽象和发展，将自然客体与人的能动性以及社会经验相互结合，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普世道德以及天人合一境界的追寻。

饶宗颐先生曾经说过：“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在汉字的字形之中，也渗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如“仁”：说文解字：親也。見部曰。親者、密至也。从人二。㑹意。中庸曰。仁者、人也。从字形构造中我们便可以理解出对于从“人”到抱有博爱的“仁者”的追寻；再如“信”：说文解字：誠也。从人从言。“人言为信”的俗语也证明了汉字对于中国古代先人对于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追寻。不论是汉字的创制还是使用，其中所蕴含的实用性观点一以贯之。其“因物构思”“立象尽意”以及“方块构架”的特征都充分地展现了其独特的形式美。[4]而汉字线条的笔画化以及方块框架的图形结构富有空间效应，充满视觉冲击力，便于外国友人接收与学习。

同时，汉字也是集语言信息和艺术审美信息于一体的符号系统。它作为艺术的形式体系，概括了客观事物的结构、关系、性质形态的美学特征，表现了全人类对形式美的认同和追求，具有普世效应。[5]在跨文化交流中，汉字所蕴含的亘古以来对生命与美的向往是各个民族文化共同的追求。基于这种文化认同，我们相信跨文化汉字传播会为“一带一路”架起一座坚实的文化桥梁。

4 汉字“多模态”传播模式

4.1 “多模态”传播

前文提到，多模态（Multimodelity）是指调动多个感官，比如综合运用声音、图像、书面等手段叠加阐释符号的一种方式。区别于传统的读写模式与平面化信息呈现模式，多模态传播是语言传播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在近二十年进入人们视野的。New London Group（1996）提出多元文化教学法，将识字与多种语言之外的意义创造模式联系起来，包括视觉、音频、空间和手势模式（Cope和Kalantzis 2000），西悉尼大学教育学院的Lynde Tan等学者在2019年对多模态读写模式对英语读写能力的实际效果进行了评估调查，对多模态形式实际效果评估方法和标准进行了探讨。

那么，汉字的多模态传播效果如何呢？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传播大致可归纳为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而最后所取得的效果，实际上就是接受传播内容的程度。就文字传播来说，也即对该语言的认、读、写程度。

而对于包括汉字多模态教学在内的汉字多模态传播，我们也可以通过国际上一系列有关多模态应用于汉字教学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汉字多模态传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汉字传播模式。佛罗里达州立大学Phil Hiver 和Ali H.Al-Hoorie在其实证研究中观察了大量中国样本，肯定视觉在中文学习动机中的作用；中山大学学者洪炜在《图文双模态释义对汉语二语词汇学习的影响》中肯定图文双模态释义的教学效果与心理效果。因此，多模态适用于汉字传播，且能达到有效的传播效果。

4.2 汉字“多模态”传播内容

4.2.1 揭示汉字的前世今生

从现存的丰富史料文献以及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能够看到一个汉字由繁到简，由象形到逐渐抽象的历史变化过程。通过字源探究，沿着汉字变化的历史脉络，汉字的前世今生便呈现在眼前。通过对汉字历史变化形态及意义的解读与阐释，汉字学习者对汉字的理解必然比单纯的词典释义、语篇识义要更深入、更透彻。

在我们着眼于后疫情时代文化交流的项目“CMSR-以字带路”中，也对多模态传播模式进行了多样的尝试。“CMSR”中，第一个介绍的汉字为“信”。在以汉语对“诚”的本意进行介绍的同时，我们还在侧边栏展示了“诚”字在小篆、秦简、楷书以及简体楷书的书写形态，针对“诚”字的字形对其文化意义进行了归纳式的解读，深入剖析“诚”字所蕴含的中国祖先对于“言而有信”“君子养心，莫善于诚”等普世道德质朴的追寻。而“诚”字的动态笔画以及最后的相关词组则能够加深学习者对汉字的理解记忆。

图1 汉字“诚”的历史演变

Figure 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诚”

其他的汉字如“太”，从像一个伸开双手和双脚正面站着的人抽象为如今的“太”，“月”由弯弯的月亮形态到如今的“月”，都有丰富的可探索价值与可解读内容。

4.2.2 探究汉字蕴含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社会图景

汉字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等汉字，其背后都有数不清的历史典故、诗词歌赋、风流人物，它们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中国故事、中国话语，这一类文字毋庸置疑承托着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气质。

如“信”字，从结构拆分，可以得到“人无信不立”的箴言，与此相关的历史故事有一诺千金、曾参杀猪、退避三舍等，通过适当的元素变化与改编，我们可以使古老的寓言故事结合当下的流行文化及时事，创造出一个符合目标传播对象审美趣味的当代故事。

除了挖掘其含义本身的中国故事外，还可以从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人的观念入手进行汉字阐释，描绘出中国社会图景，仍以“信”为例，可以对“信”作出如下挖掘：

在中国，很多人的名字里都会有“诚”或“信”，寄寓了中国人对孩子人格道德的美好期许。“诚信”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取用为名字的呢？在周朝时，周王像是大大小小的部落推选出来的首领，发号施令，制定规则，人人遵守。但是后来，一些部落发展起来，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吞并的现象，一些部落首领对周王的权威进行挑战。这个时候，“诚信”这个概念就被不断的强调，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约束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人们应该要有诚信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在出土的文献资料中，“信”字在战国时代大量用于人名、封君名，还作为吉语铭刻在印章中。直到今天，诚信也是中国人评价他人的重要标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与爱国、敬业、友善并列成为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

此类传播内容对于目标传播者，如国际汉语学习者而言，既具有趣味性、又具有实用性，在读故事一般的过程中了解到了汉字丰富的精神内涵与中国社会真实的相貌。同时，此类内容适于综合运用图像、文字、声音等，能够充分展现多模态传播的优势，在新媒体“读图时代”具有不可小觑的吸引力。

4.3 汉字“多模态”传播形式

4.3.1 线上自主学习

由于新冠疫情，大多数高校都采取了线上教学方式，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线上教学在后疫情时代下是充满活力的新型教学方式。而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线上学习自主性增强，更加体现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

在学习方式上，多模态话语下的学习方式应更加注重形式的多样以及趣味性。长时间线上上课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以及无法集中注意力等现象。这种情况下的文化交流以及教学模式也产生了一定的改变，如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基于问题的学习）、BOPPPS（包含导言bridge-in、目标outcome、前测pre-assesmen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learning、后测post-assesment、总结summary六环节教学法）、对分课堂等[6]。

多模态学习除了能够最大程度上运用科技平台突破时空局限、降低学习成本以外，也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性。在学生们通过直播或翻转课堂进行日常汉语学习的同时，更可以利用多元化互联网模式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汉字文化了解。在此模式下，汉语教师、汉语国际学生以及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交流之中有明确的界限，资源的共享以及多模态文本的应用将成为多元化学习模式中最大的优势。

4.3.2 文字与图像融合的呈现方式——多模态文本

在多模态领域的识字研究包括一系列的传播载体，最常见的即为视觉与口头模式组合而成的多模态文本形式，具体包含了海报、图表、信息文本、绘本、图形小说等。多模态文本的一大特性为互文性。

从加拿大心理学家帕维奥（Paivio）提出的双重编码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互文性的来源。双重编码理论认为人脑中有两个系统相互联系而又独立存在，一个负责表征和加工言语信息，另一个负责表征和加工非语言信息，也即一个负责文字等言语信息的加工，另一个负责图像等非言语信息的加工。同时通过言语信息和图像信息（即图文双模态）进行编码能促使信息得到更有效的整合[7]。文字与图像相融合的图文双模态能够实现视觉和语言交叉，通过文字与图像的互相作用，相互补充，产生互文效果，能够帮助汉字学习者产生多样化的联想，调动两个系统的运作，达到更好的识字、写字效果。

以汉字“马”“田”“林”“日”“月”为例，简体字“马”“林”“日”“月”在秦系简牍中的字形为 ，而田字本身的四方格就状如行列排布齐整的真实的田地。根据以上汉字的字体形态，可以在一个画面中运用字体变形形成一幅有马、有田、有日、有月的图画，填上色彩，辅以简单的文字介绍：从前，有一名男子骑着马，白日里，他在马背上看到了田地，夜晚他穿过了森林，不知道要到哪里。色彩斑斓的汉字图像本身包含了整个故事所需要的信息：地点、人物、事件，润物细无声地补充了文字表述中所缺少的对所介绍的汉字的形体结构与意义。

图2 汉字“马”“田”“林”的多模态文本

Figure 2 Multimodal tex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马” “田” “林”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正如语言学家Barthes所认为的，多模态文本中的图像是多义的（Polysemous）[8]，因此图像需要依附于文字的解释。然而汉字本身具有的象形性根基使图画本身就可以是汉字形体的变形，图像与文字相互印证，图像的所指十分清晰，这也是汉字多模态传播形式的天然优势之一。

4.3.3 用汉字造景的呈现方式——多模态文学

汉字文化可以说是带有诗性的。在多模态背景下以诗性空间进行传播是汉字跨文化传播的新型实现方式。发掘并利用汉字文化的诗性内核是一种新型学习方式。这样不仅可以让外国学习者深入了解中国汉字文化，更可以发挥学习者的主体作用，调动他们学习汉字文化、中华文化的积极性。

在多模态的视野下，我们不将汉字文化传播局限于单字或文章，而是拓展传播形式，利用“诗”的形式来进行文化传播。在不受语法句式的桎梏的情况下，理解诗人的感情和文化渊源，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诗是一种文学的形式，是以文字的排布进行造景，区别于多模态文本中或是回归汉字抽象画之间的象形文字或是按照书法形式画出的汉子图像，我们把多模态文学定义为：运用各种材料、工具、方法和手段而生成和呈现出来的形式之美。[9]

这一种多模态文学已被运用于现代诗的创造中，例如台湾诗人须文蔚的作品《拆字：为现代诗的命运占卜》，对“诗”的繁体字“詩”进行了形体上的拆分与诗性的解读：点击“詩”上端的“亠”，属于它的诗便把读者拉到了文字的诗性空间：戴了顶高帽子/就开始洋洋得意/对文字不忠实/迷惑读者/也迷惑自己；再点击“二”，另一首动态的诗歌展现“从来没有两个相同的解释/……终将如找不到交集点的两条平行线”[10]。

在汉字的传播中，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多模态文学形式，针对传播目标者的审美喜好进行创造性改造，使其能够达到帮助汉字认、读、写的效果，通过诗唤起学习者的情感共鸣，加深学习者对于中国汉字文化的理解。同时，诗较比其他形式的学习资料更易于学习和朗读，加以文化传播者的辅助，更容易培养学习者的心理认同。

就单个汉字而论，汉字所具有的隐喻以及象形特征也蕴含着诗性意义。很多汉字的形态都发源于先人的日常生活。在我们阅读与理解汉字的同时，我们并不单单能看到汉字用以交流的符号功能，更能够通过其象形、指事的特征来激发观者的心灵，感受汉字所蕴含的关于天地人生的思考以及生命的律动。

图3 语言逻辑、日常感受与个人情感的交互影响

Figure 3 Interactive effects between daily feeling, language logic and personal emotion

以诗性视角进行文化交流不仅仅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字文化，更能够潜移默化地拓宽学习者的视野，从而将在诗中所获得的情感空间应用到个人生活上，将现实生活赋予跨文化视角下的诗性意义。[11]诗从来着重个人情感叙事，容易引起观者的沉浸感。当文化传播者与学习者共同沉浸在相同的情感话语中，那么双方获得的将不是单一的“知识”，而是跨文化的情感共鸣。而诗性也从来不是脱离个人情感和文化背景存在的，它是生活中独特情感的输出。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汉语学习者的精神空间在原有的基础上就被扩大了，原本的母语环境也被发掘出了新的理解潜力。在进行文化交流时，利用汉字意蕴深远的特点将这种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的“诗性”依托多模态方式进行传播，真正让观者实现“以诗人的眼光看世界”。

5 结语

本文基于汉字象形以及实用性的特质，结合现代跨文化交流模式的嬗变进行分析，以汉字文化的多模态传播作为基础对后疫情时代的汉字文化传播做了多维分析与思考。在文化交流中，我们不仅仅要做到“输出”，更应当顺应现代国际形势做到“交流”，挖掘汉字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同时利用多元化传播手段将汉字的文化内核以及审美精神进行解读，让学习者获得精神以及情感上的双重认同。

习近平主席曾说过：“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在后疫情时代，对外汉语教学模式探寻必定存在着一定的挑战，但线上多模态文化传播形式也是我们必然要把握的机遇。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中华文化的魅力是恒久的，在国际上是有着深厚影响力的。因此，作为文化传播者，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当前文化交流现状结合，广泛进行多模态交流的探究与实践，让汉字文化在后疫情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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