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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内卷化（Involution）成为了今年的网络流行用语，所谓“万物皆可内卷化”，它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热点探讨，无论是当代“996”工作模式下各行各业人员对工作强度的怨叹，还是对各类资源分布越发不平等这一趋势的担忧，抑或对社会优化管理停滞期的分析与解读，内卷化俨然已经成了公众对社会各类现象的一种高度概括。

关于内卷化的研究仍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已有学者主要是对内卷化概念进行了辨析，国内外学者基于各自领域分别提出了对内卷化的概念界定[1]。其中，黄宗智（2000）［2，3］、李鑫健和郑慧（2009）[4]等人则进行了系列内卷化具体应用范围的实证研究。尽管有不少关于内卷化的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仅限于对内卷化概念的探讨以及内卷化在某一领域内的实证研究，近几年很少研究结合内卷化的各个应用领域针对其做一个完善的文献综述。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内卷化”为主题搜索词，得出内卷化相关文章共计628篇，其中，针对内卷化的不同历史由来以及不同界定的文献约5篇、内卷化前因后果的文献约200篇、内卷化应用范围的文献接近400篇的文章，在筛选出重复探讨或相关度不高的研究后，最终得到58篇中文文献，同时收集了6篇高度相关的英文文献，汇总形成64篇文献。笔者在对这64篇文献进行了收集归纳，梳理了内卷化的概念及研究方法、前因和后果等，从而有助于帮助后来研究者梳理内卷化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展望。

2 内卷化概念及研究方法

2.1 内卷化的概念

“内卷化”（Involution），又称为“过密化”，其构成源于拉丁语involutum，拉丁语译为“转或卷起来”。“内卷化”概念的最初是被哲学领域的概念定义[5]，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内卷理论，他将内卷界定为向内卷、纠缠不清等状态，他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将“内卷化”定义为一个与“演化”相对的概念，他认为演化是指事物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内卷化单单是指事物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之上，不断向内发展，不断复杂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无新事物的诞生[6]。美国人类学家Goldenweiser将内卷化用以概括一种在某一状态下，既无法稳定下来，也无法转变至新的状态，只能不断地内部运动，致使内部变得更为复杂的文化模式[7]。随后，学界将内卷化的研究延伸至不同学科领域，提出了农业内卷化（也称经济内卷化）、政权内卷化以及文化内卷化等概念[8]，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到了公共管理、心理学和商业管理等领域。

在农业领域，Geertz在对爪哇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发现，在水稻生产中，劳动力的增加并未导致人均收入大幅度下降，爪哇岛的产业发展类型也不断趋于劳动密集型，Geertz依据此发现并提出了“农业内卷化”概念。“农业内卷化”是指在有限的土地工作面积中，劳动力不断增长，使得农业内部更加精细化的情况[9]。黄宗智教授在Geertz的启发下，在其两本著作中提及了内卷化概念，与Geertz不同的是，黄宗智在其基础上借用了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概念，结合微观经济学，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文中论述了在一定条件下，边际产量、单位劳动报酬随劳动投入的增加反而下降的情况[2]。同时，黄宗智还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提出了“内卷化增长”的概念，也称之为“过密型增长”，指由于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年收入提高的一种情况，但是劳动力的投入程度超过边际效益递减的程度，这种劳动力投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无效益的投入[3]。随后不同学者对内卷化的概念探讨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0]。

在政治领域，美国学者杜赞奇率先将这一概念引入政治文化领域，提出政权内卷化。在他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发现国家税收增加后，反而效益递减，同时，他认为“国家政权内卷化”是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产生，而不是依靠旧的社会体系，这种政权非但无法带领国家创造出新的、发展的现代政治政权体系，而且会陷入旧有的政治政权体系，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复制化发展，而无创造性的发展。该书指出新中国在废除了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国家经纪人制度之后，这种“内卷化”局面才得以缓解[11]。

在文化领域，Goldenweiser初步提出将内卷化理解为无法提升或稳定，只能向内部复杂化、精细化发展的一种文化概念[7]。此后数年，Service（1971）在对文化变迁理论的研究中提出了发展、内卷化、革命三种变革模式，他将内卷化定义为在原有基础下进行革新，通过弥补原有缺陷来达到文化特性化与适应性的状态[12]。孙远（2007）东在其著作《“内卷化”的中国历史》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展开研究，提出了“文化内卷化”概念，指的是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无实质性的创新发展，在不断地复制、纵深化发展。他指出在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社会下，其社会文化结构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经历“内卷化”阶段，在原有的社会基础上不断复制，向内部复杂化发展，他在书中所探究的这一段中国历史历久不变、文化止步不前，内卷于自身文化[13]。高小康（2010）在其文章中谈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向内卷化发展，剖析了内卷化发展的原因呼吁社会关注乡土文化保护[14]。杨勤（2020）提出了对当下正火的新海城动漫世界产生内卷化的症结所在以及反思改进之道[15]。

在心理学领域，内卷化同样也应用到对个体心理状态的研究之中。杨跃（2011）在研究中指出，目前高校教师教育者由于现实处境和自我主观意识状态的影响，处于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困境中，这是一种主动内卷化[16]。秦亚芹（2019）在研究中提出了领导工作内卷化这一概念，具体表现为整体工作陷入“平稳”模式，创新力逐渐下降，工作绩效难以实现质的提升[17]。

在公共管理领域，在社会治理中，何艳玲等（2005）提出了中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组织变革走向了内卷化的观点，并探讨了其成因[18]，曹海军（2017）在其研究中探讨了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内卷化两大阶段[19]；在乡村治理中，甘满堂（2005）还在其研究中探讨了中国城市农民工内卷化特征[20]。叶鹏飞（2012）用内卷化作为分析概念来概括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基本特征[21]。王翔（2020）对目前体制内所流行的电子政务的办公方式所产生的内卷化进行了进一步探究[22]。胡志平等（2020）将内卷化引入农村扶贫建设，他指出在农村人口健康问题上，出现了内卷化困境[23]。苏志豪等（2020）提出扶贫“内卷化”研究，力图突破扶贫力度加大而扶贫事业成效陷入“无发展增长”的内卷化困境[24]；在社会法律建设方面，吴英姿（2011）在其研究中探讨了诉讼标的理论内卷化现象及其成因[25]；在教育事业中，蓝希瑜等（2006）最早提出了教育内卷化[26]，吴廷俊等（2007）针对当前中国新闻史界所出现的学术内卷化，探讨了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分析其产生原因，拟定了改善学术内卷化措施[27]。马军（2019）对阻碍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无增长式的内卷化状态进行了调查[28]，熊飞（2020）开展了对高职校校园文化内卷化的深度研究[29]，朱文辉（2020）对高校学术治理的内涵表征、生成机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自身对突破学术治理内卷化的见解[30]。

在商业管理领域，张宗益等（2006）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创新内卷化展开了研究[31]，程兆谦（2018）提出企业在对顾客心智资源的长期忽视与不正当利用，未来企业发展的五大趋势之一就是顾客内卷化[32]，高学敏等（2019）将内卷化引入组织管理，对组织管理内卷化的表现及成因和突破进行了细致的阐述[33]。

如上所述，尽管在不同领域内学者对内卷化的微观定义不尽相同，且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范围也在不断地拓宽纵深，但各界对于内卷化的定义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都是指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展，却无实质性的创新成果。

2.2 相关概念辨析

职业停滞与内卷化在这一点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两者定义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同，依据晋升角度、评价主体、停滞形态差异等，职业停滞划分为个人因素造成的停滞和组织因素造成的停滞[34]、主观型停滞和客观型停滞[35]以及结构型停滞、维持型停滞和生活型停滞[36]。总体上来看，这些不同划分依据的不同职业停滞类型，它们的定义都是由于一些因素职业停滞发展原地踏步的情形。

目前研究仅依据内卷化的应用范围之一进行维度界定。如王东红等（2014）在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内卷化”情况时，将内卷化划分为社会交往内卷、经济融入内卷、心理认同内卷与制度参内卷四个维度，每一个维度又划分了二级量化指标，如经济融入内卷的一级量化指标有职业、收入水平、消费方式、居住条件，二级指标则设为职业类型与稳定度、月收入与家庭人均收入、日常消费外收入的用途、居住环境等量化指标，这些指标共同构建了“内卷化”量化综合测量指标体系[37]。

可见，职业停滞主要描述的是由于一些因素导致职业停滞发展原地踏步的情形。内卷化虽无质的发展，但是它是在本身的发展基础上不断完善、查漏补缺的状态，从内部角度来说，它不是停滞不前的，它是发展的；另外，职业停滞聚焦于企业中个体的心理状态。内卷化是一种高度囊括的一种状态，其应用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2.3 研究方法

现有内卷化研究中，主要包括个案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文献梳理法这三种研究方法。

2.3.1 个案分析法

在关于内卷化的实证研究当中，个案分析法是其中较常用的一种方法，意为确定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为研究对象，对其各个方面进行深入而详尽的了解，系统收集数据资料，深入研究。如吴月（2015）以A社区所负责的J街道的社区服务项目作为案例，探讨在S市的社会管理下，J街道的社区服务内卷化的形成逻辑，并将结论推论到国家主导格局下，探讨了基层社区服务内卷化的形成机制[38]；黄佳鹏（2018）在研究地区扶贫内卷化现象时，以黔东南侗寨T村为研究对象，对其产业扶贫情况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查研究[39]；李宏伟等（2012）研究了地缘村落人情的内卷化情况，得出了地缘村落的人情关系存在没有实质性发展的“内卷化增长”情况的结论[40]。借助文化贫困视角，来推导中国整体扶贫内卷化的成因。孙远东（2007）[13]、舒丽瑰（2018）[41]、周荣超（2018）[42]等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采用了个案分析法。

2.3.2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指通过制定详细周密的调查问卷，在发送给被调查者按照要求填写之后收集调查所需资料的方法。左鹏等（2012）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内卷化情况调查时，立足于社会性别视角，以北京某大学食堂女性工作者为研究对象，发现她们在城市发展中呈现出内卷化趋势，进而推断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存在着内卷化趋势，并对这个现象的深层原因进一步剖析[43]；王东红等（2014）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卷化”研究中，在西安市郊区、工地、城中村、人才市场等不同类型农民工活跃度较高的场所进行实地调研，有效回收了454份有效问卷，得到了农民工城市融入“内卷化”情况[37]。

2.3.3 文献梳理法

郭继强（2007）在研究中对内卷化由来以及发展进行梳理之后，针对学术界对内卷化的不同理解存在一定歧义的情况，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自身的概念的新理解以及模型考察[44]；计亚萍（2010）在文章中通过对前人研究内卷化的文献总结归纳，按照内卷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内卷化的由来、应用以及界定进行收集整理，使其更加清晰明确[45]；李飞等（2013）在研究中国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中，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归纳了文献研究结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结论[46]。

3 内卷化的影响前因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内卷化本身的实证研究极少，学界一般是针对内卷化的某一应用范围（如基层自治内卷化）中的某一现象进行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笔者对内卷化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进行了归纳总结。

3.1 个体心理状况

马良灿（2012）在针对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内卷化问题原因的探究中提出，农民个体观念的变化是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各家更加关注自身利益，丧失了集体积极性，公共精神较为缺乏，社区性内生组织的发展走向落寞[47]；刘雨（2012）针对农村教育内卷化问题，指出让农民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打消了对子女教育事业的积极性，这使得农村教育内卷化日渐严重[48]。焦连志（2018）在研究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时，发现新疆流动人口在感知到社会排斥、民族偏见之后，其积极性会被打击，会导致这一部分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上向内部看齐，寻求自身团体中的归属感，而与社会脱离，社会认同内卷化不断加剧[49]。王春香（2018）在研究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卷化困境中指出，乡村教师缺乏积极的自主发展意识，缺乏工作动力与激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主体积极性下降助长了内卷化局面[50]。同年，李浩然（2018）为了更加贴切地研究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于川南Y镇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实际研究他发现农村水环境治理政策的内卷化原因之一是主体积极性受到打压，由于双重管理体制，党委书记和乡镇政府共同负责，预算结构、财政资金都受到制约，削弱了执行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51]。苏志豪等（2020）在开展扶贫内卷化研究中发现，扶贫行动往往忽略了受众的主题地位，使得乡村农民的主人翁地位难以凸显，未能激发乡村地区低收入人群的内生动力，故而扶贫内卷化困境一直难以突破[24]。

3.2 资源约束或错配

何艳玲等（2005）在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情况调查中了解到由于居委会经费有限、居委会工作人员待遇较行政人员有一定差距，故而他们更愿意向行政靠拢，且居委会所能把握的权力有限，在人财权等资源无法得到充分重视的情况下，滋生了工作的内卷化[18]。蒋勇等（2014）在对公安行政权与侦查权的配置研究中，得出了权力资源存在错位现象，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了侦查权、警察权控制中的内卷化趋势越发明显的结论[52]。吴月（2015）在研究中指出社会公共服务内卷化的产生逻辑之一就是基层政府的群体约束，对应权力资源没有完全下放以及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组织活力难以得到充分激发[38]。杜伟泉（2016）在研究高校行政机关的“内卷化”现象时发现，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高校的科学管理思维和科层制的运作方式，泰勒（Taylor）所提出来的科学管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53]，其次，对应人群是针对工厂的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而高校机关在职人员基本是高级知识分子，工厂式管理成功的思想指导资源并不一定能够匹配知识密集型组织[54]。常大伟等（2019）在研究指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存在着内卷化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其物质和精神资源没有被充分给予，档案治理理念未更新、制度建设以及公共建设性资源不充分、人力资源参与度不高而导致[55]。

3.3 制度环境

一个组织所处的社会规范、文化习俗、法律制度、道德标准等会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56］。处于社区建设运动的制度环境下的居委会组织变革，由于无法得到实质性权力，国家行政权力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涉及有限，造就了组织变革出现了内卷化[18]。李鑫健等（2009）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时发现，这一部分人群产生内卷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无论是城市户籍管理还是城市医疗体系，都直接和间接的使许多农民工遭到歧视，从而导致农民工体制的内卷化[4]。吴英姿（2011）提出诉讼标的理论内卷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司法制度环境，即使在新的理论诞生之后，德国普通法时期所形成的诉讼传统仍然存在，理论研究局限在现有的司法制度框架之中[25]。马良灿（2012）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展开调研时发现，土地流转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改制等国家制度的不断变迁，对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的内卷化产生了一定影响[48]。

3.4 各类惯性使然

许静（2017）针对高校的研究指出建设世界一流音乐院校的瓶颈之一就是内卷化，而造成内卷化的有两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惯性使然，由于高校发展模式具有持久性和惯性的特征，当管理者和教职人员一旦习惯并依赖于某一管理认知模式以后很难转变，这使得高校为了迎合社会发展很可能产生“边际改进”行为，而无法实质性地打破内卷化，迎来创新性发展[57]。赵灯峰等（2017）在研究乡村治理内卷化形成原因中，他们提出了制度惯性、文化惯性、心理惯性，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制度惯性，虽然国家一直在发展革新，但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政治制度惯性仍然存在，哪怕权力下放基层，乡镇与乡村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由于政治制度惯性仍然存在着，政治制度“惰性”在无形中成为了滋生乡村治理内卷化的温床[58]。

3.5 目标和结果上的执行偏差

方劲（2014）在研究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内卷化内在生成机制时，首先指出了虽然国家扶贫规划从长远上来说是适应国家发展、利于政策稳定的，把握住了政策的权威性和参与度，但是统一式规划式的发展丧失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无法适应多元化需求，工作目标反而制约了工作实施[59]。邢成举（2015）在对乡村治理建设研究中，发现基层组织在贯彻国家扶贫目标的时候，产生了国家扶贫资金加大但国家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拉大的情况，由于扶贫基数大且情况复杂，在资源落实扶贫对象上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加剧了扶贫内卷化[60]。胡志平等（2020）在对中国医疗体系进行深度调查后，发现我国存在着“健康内卷化”的情况，他们发现在国家倡导精准扶贫之后，在医疗领域同样也是倡导精准医疗救助，号召面向所有符合标准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人口，加大这一部分人群的医疗报销比例，面对着贫困人口报销比例需要不断加大，并且由于基层政府缺乏相应完善的群众监督体系，医疗扶贫基金并没有与贫困人口的就诊报销精准匹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健康内卷化、扶贫内卷化[23]。

3.6 不同的文化偏好

吴英姿（2011）在诉讼标的理论发展内卷化问题研究中，指出其原因之一是日本人特有的文化偏好，对权威的崇拜和无条件服从可以说是该民族的特色之一，日本同样以严谨、细致化著称，日本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大体上继承了德国的法律，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其法律体系已经相当完善，无须大的改动，只是在现有的理论上更加精细化研究即可，故而诉讼标的理论不断复杂化、内部化发展[25]。常倩（2013）以西园穆斯林聚居区为调查地点，对当地少数民族开展调研后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内卷化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影响，他们对血缘、家族、宗教礼仪文化极其重视，所以这一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迁徙到城市以后会倾向于寻找同宗族聚居地生存发展，这种族缘文化间接阻碍的他们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兰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同宗族聚居通婚等行为使得他们不断地内卷化发展[61]。

4 内卷化的作用后果

内卷的影响结果可以分为外部环境、组织和个体三个不同的层次。

4.1 外部环境层次

外部环境层次主要体现在创新支撑力不足。李春霞等（2012）基于北京市政府购买社区组织服务的经验，发现了公共服务内卷化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样的服务规模虽在变大，但是效果一般[62]，仅仅是扩大数量，而没有得到质的创新发展，反过来难以提供创新支撑；魏语婷（2020）针对今年疫情的大环境下，对我国的经济状况开展了调查，发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在经济内卷化的背景下滞步不前，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足，经济内卷化之后创新对经济崛起的贡献率更加有限[63]。

4.2 组织层次

组织层次主要体现在组织整体效能低下、与组织目标相背离两个方面。

4.2.1 组织整体效能低下

何艳玲等（2005）在对中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的内卷化后果研究中发现，内卷化间接形成了组织固化的局面，组织结构科层化难以适应基层建设灵活变通、组织功能行政化使得居民缺乏工作热情，只是一味完成任务式参与、组织成员职业化使得居委会将更多工作精力投放于工作考核等事务，组织整体缺乏灵动性、自主性[18]。方劲（2014）同样在农村扶贫工作研究中谈及了开发政策的低灵活性、层级的僵化、流于形式等催生了扶贫内卷化现象[59]。许静（2017）指出，高等音乐院校产生内卷化后会有以下表征：组织部门机构庞大，且职能重叠，效能低下，也就是内卷化带来了组织职能难以有效发挥的后果[57]。

4.2.2 与组织目标相背离

范红敏（2005）通过田野调查对A、B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研究中发现，发展违背目标设计，组织化程度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合作社难以发挥其作用[64]；刘雨（2012）在研究我国农村教育内卷化问题时发现，农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本意是希望子女通过读书能够谋求一个好的前程，但是随着教育投资的不断加大，真正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数却越来越少，这打击了农民父母们的投资取向，甚至读书无用观点开始抬头，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48]。

4.3 个体层次

个体层次主要体现在心理受挫、主体性丧失两个方面。

4.3.1 心理受挫

秦亚芹（2019）开展了针对领导工作内卷化的调查，她发现领导工作内卷化可能会使得其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领导在受到内卷化思维的影响之后，工作可能会停止不前，难以产生创新性进展，故而会打击到公司那一部分骨干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上进心理[17]。

4.3.2 主体性丧失

苏志豪等（2020）在研究农村扶贫内卷化问题时，他认为“扶贫”内卷化实质上是没有把握住资源精准匹配，导致应该得到扶持的农民没有得到援助，丧失了“扶贫”主体性，学者也积极呼吁应当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走出扶贫内卷化困境[24]。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内卷化概念近年来逐渐成为了研究热点，目前研究中仍有许多研究空白领域需要后来者补齐，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5.1 进一步明晰内卷化概念

由于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学者们都对内卷化开展了研究，且各自对内卷化有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的描述不尽相同，目前学术界尚无关于内卷化的统一定义，只是在研究内卷化概念某一具体领域的问题时，采取这一领域认可度较高的定义，在研究其他领域的内卷化问题时，又采取在其他领域接受度较高的定义。随着内卷化现象在社会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势必以后关于内卷化的引用也会更多，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内卷化的概念。

5.2 关注个体内卷化心理状态

总体而言，其研究领域集中于多个领域，在这个万物皆内卷化的时代，个体状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职业倦怠、职业停滞感这样一些名词常常出现于社会各界人士，职业领域中的个体内卷化较为普遍，但是目前研究中，将内卷化概念用于职业领域内个体心理状态的研究寥寥无几。面对着目前人口的不断增长，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岗位是有限的，有许多人都是只能在自身的岗位不断奋斗但毫无晋升前景。同样的，随着人们学历水平的提高，能够更容易的掌握工作内容，于这一部分群体而言每日重复单一的工作内容，是枯燥无味的，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又没办法摆脱这样的局面，就如之前社会大热的某公司招聘博士每日看电脑进行简单信息筛查的工作。在科技与技术的发展中，人们的压力也在呈倍数增加，个体的心理状态需要被正视，所以有必要将内卷化纳入研究个人心理状态范围。

5.3 深入探究内卷化的作用机制

在以往所有的研究中，有对内卷化概念的辨析，也有对内卷化进步细分范围的实证研究，如研究扶贫内卷化、文化内卷化等，但是缺乏关于内卷化是如何作用于其他变量、变量是如何通过内卷化作用于另一变量的探究，这导致与目前国内外对于内卷化的全面探究还有待提升，对于其形成机理以及作用机制的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

5.4 重视内卷化干预机制的研究

个体和组织都较容易沉浸于内卷化、焦虑等这样的一些情境中，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论述个体、组织等产生内卷化现象以及其产生机制的文章比较多，对于内卷化的预防机制、环节方式等方面关注度相比之下不如前者，内卷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的有一定程度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如何让社会更好地关注内卷化形成的具体微观机制、预防措施以及缓解机制有必要受到重视。

5.5 拓展内卷化的研究方法

现有内卷化的研究方法不够全面，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可能产生一定的偏差，在以后的对内卷化的研究中，应当尽可能地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不仅从理论和实际中进行分析，还要对内卷化数据进行科学处理，例如在研究个体内卷化状况时，可以适当采用心理学仪器通过科学实验来获取个体内卷化的具体水平与程度，以此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基金项目

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团队项目（QYGLTD201807）；2019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重点项目“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青少年恢复体验形成及作用的追踪调查研究”（19ZD028）；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恢复体验的影响因素与作用后果：基于大学生的一项追踪调查”（yjscxx2019-101-9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虚拟团队高质量联结的形成及对团队和个体创造力的影响：一项跨层次追踪研究”（7180203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项目“可持续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因素与作用效果的追踪研究”（2020M673191）；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大学生品格优势对个体产出的影响及其管理对策研究”（2019-GX-123）；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德树人背景下大学生品格优势的效能发挥及保障机制研究”（CQGJ19B40）；2019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类本科‘全程多维递进’品格优势管理工程的探索与实践”（2019102）；2019年度重庆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领导由垂直到共享：虚拟团队共享型领导的形成及作用研究”（19JD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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