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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留守儿童指的是因父母外出务工等原因长期由亲属、长辈或者其他人代管的17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发展不断地加快，打破了传统的农村组织结构，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受城乡二元制的影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使得大量农村孩子不能随家长一同进城，直接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儿童缺乏亲情教育，加之学校、家庭的监管不到位，社会缺乏关爱，使得留守儿童在心理、学习、生活、行为、安全等方面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对儿童健康成长造成一系列严重影响［1］。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流动到了其他的地区，孩子留在了户籍地并且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在时间上、空间上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2］。本文为研究方便，所称的留守中学生含义为：父母双方均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在时间上、空间上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农村中学生。中学阶段是小学阶段的延伸，但在中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相对于小学是一个量变与质变的过程，不在于简单的岁数增加，而在于心理成分的复杂性演变，因此，对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自我意识、成长与发展、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心理和生理功能的完整表现。当前我国留守儿童的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6%，处于一个相对危险的状态，这一情况可能会影响他们成年以后的社会适应、生活态度和工作等方面。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我们国家的高度重视，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势在必行。

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很多。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个体与社会、物理和文化环境不断交互的产物，因此社会系统中各种因素对个人的成长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3］。布朗芬布伦纳认为，环境（或自然生态）是“一组嵌套结构，每一个嵌套在下一个中，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层次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个体在这样一个个相互嵌套、相互影响的交互作用系统中成长发展。因此，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同伴等，加之个体自身认知心理特质都能影响其对周围环境刺激的认知，产生不同的情绪和行为。

留守儿童多数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中学阶段处在青春期，这是人的一生中身心发展的最快时期，也是各个年龄发展阶段中的最佳时期。由于缺乏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缺乏自制能力和对外界事物的正确认识，对自己人生的定位不明确极易受各方因素的影响产生心理行为问题。国内对于中学生心理问题的分类有很多种，其中比较常用的分法可以分为学习类问题、人际关系问题、青春期心理问题、挫折适应问题。其中焦虑与抑郁问题贯穿这四类，而有相关研究指出，初中生面临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焦虑、抑郁检出率排在前二［4］。因此，本文用焦虑抑郁量表来测量心理健康。

已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焦虑有关联［5］，核心自我评价与考试焦虑之间呈显著相关［6］，但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群体。另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作为焦虑情绪的重要变量，其通过个体帮助使他们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促进行为的发展［7］。但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和中老年群体，关于中学生的相关研究较少，而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阶段，认知、情感、社会和行为的发展期，心理上和行为上与成年人均存在很大的差异。

本文主要探讨个体因素、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留守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个体因素包括核心自我评价、个体心理弹性，家庭因素选取亲密性维度和社会支持对于农村留守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2 方法

2.1 对象

选取韶关市25所中学进行整体随机抽样，抽取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留守判断依据是问卷中“目前与谁一同居住”这一选项未选择父亲以及母亲。采用方便抽样、通过问卷星线上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本研究共收到3，085份中学生数据，其中男生1，587人，占比51.44%；女生1，498人，占比48.56%。初一人数为991，占比32.12%；初二人数为1，183，占比38.35%；初三人数为911，占比29.53％。农村留守中学生数据为830份，留守率为26.90％。

表1 被试的人口学分布

Table 1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2.2 研究工具

2.2.1 焦虑抑郁量表（HADS）

HADs是西格蒙德（Zigmond）和斯奈斯（Snaith）首次在1983年提出的，HADs由7个为焦虑相关评分和7个抑郁相关评分项目来计算出患者的综合评分情况。问卷中的14个问题的得分都在0～3这个范围，因此患者在焦虑和抑郁上的评分范围均是0～21，相关研究的回归性分析发现将8分作为评判焦虑和抑郁的零界点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HADS-A特异性0.78，敏感性0.9；HADS-D特异性0.79，敏感性0.83），得分为无症状：0～7、可疑存在：8～10、肯定存在：11～21。

经检验该量表焦虑维度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841，KMO值为0.896；抑郁维度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770，KMO值为0.815。

2.2.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S）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是由杜建政、张翔等人于2007年编制，“核心自我评价”概念是由贾奇（Judge）等人提出的，核心自我评价指的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CSES）是由贾奇等编制的，用于测量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的水平。国内的杜建政等学者于2012年修订了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的中文版，该量表为单维度自评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 5点评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反向计分的题项为：2、3、5、7、8、10，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平均分，分数越高说明被测者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低：<30、中：31～40、高：41～50。

题目描述进行了部分调整修改，将量表中“我觉得自己对工作（学习）没有把握”改为“我觉得自己对学习没有把握”，以及“我觉得自己对事业上的成功没有把握”改为“我觉得自己对学习上的成功没有把握”。

经检验调整过后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879，KMO值为0.903。

2.2.3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

该量表由康纳—戴维—森（Connor-David-Son）编制，张建新、余肖楠等人（2007）采用的是三维度分法，将量表分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分别为力量性、坚韧性和乐观性。采用的是Likert 5点计分（0～4），总共25个条目，每个条目从“从来不”到“一直如此”分别为0～4分，被试的得分越低，表明被试的心理弹性水平越低。各条目得分相加即为量表的总分，总分为0～100分，分值越大说明被试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得分60分以下为心理弹性水平较差，61～69分为心理弹性水平一般，70～79分为心理弹性水良好，大于、等于80分为心理弹性水平优秀。

经检验该量表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958，KMO值为0.979。

2.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研究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国内研究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共含有三个维度，分别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10个条目，计算总分，总分越高说明被试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量表支持来源中的“配偶”选项改为“恋人”“同事”改为“同学”、去除从“家庭成员得到的支持和照顾”中的“儿女”选项。

经检验该量表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766，KMO值为0.852。

2.2.5 家庭环境量表（FES-CV）

家庭环境量表是莫斯（Moss）等人于1981年编制，经过我国学者多次修订后，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家庭环境量表由10个分量表构成，分别评价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特征。FES已广泛应用于很多西方国家，用于描述不同类型正常家庭的特征和危机状态下的家庭状况，评价在家庭干预下的家庭环境变化，以及对家庭环境与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相关比较。若回答“是”评“1”分，若回答“否”则评为“0”分，其中有部分题目为反向计分。本次测试采用其亲密度维度。亲密度（Cohesion），即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亲密度<6，说明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较低，彼此之间的感情联系较弱；亲密度6～8，说明家庭成员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对于一些不太费力的事情能够承诺、帮助和支持但相互之间并不能完全、彻底的信任；亲密度>8，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承诺、支持和帮助的程度较高，彼此之间感情深厚、互助互爱。

亲密度维度经检验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841，KMO值为0.902。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利用SPSS 21.0程序和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克隆巴赫Alpha系数检验、KMO和巴特利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来探讨农村留守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中，*p<0.05为差异性显著，**p<0.05为差异性极显著。

3 结果

3.1 农村留守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分析

对3，085名中学生的焦虑抑郁水平进行测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村中学生焦虑的平均得分为6.18±4.69；抑郁平均得分为8.29±4.41。留守中学生焦虑平均分为6.17±4.63，非留守中学生焦虑平均分为6.19±4.69，无显著差异（t=0.075）；留守中学抑郁平均分为8.50±4.34，非留守中学生抑郁平均分为8.22±4.43，无显著差异（t=-1.570），如表2、表3所示。

表2 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得分

Table 2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3 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

Table 3 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进一步分析不同居住状态中学生的焦虑抑郁情绪，结果显示焦虑得分项中独自居住>与父或母其中一方同住>与其他亲属同住>与父母及其他亲属同住；抑郁得分项中独自居住>与其他亲属同住>与父或母其中一方同住>与父母及其他亲属同住，尽管没有显著性差异，但独自居住中学生的焦虑、抑郁均为水平最高，如表4所示。

表4 农村中学生不同居住情况焦虑抑郁情绪的差异性比较

Table 4 The differ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der different living conditions

进一步分析比较中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性别差异，发现在留守群体与非留守群体中，女生的焦虑、抑郁情绪水平均显著高于男生，如表5所示。

表5 留守与非留守中学生焦虑情绪及性别差异性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anxiety and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3.2 农村留守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和心理弹性的分析

分析农村中学生群体在个人因素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在核心自我评价上，留守中学生得分为33.09±7.76，非留守中学生为33.26±7.51，差异不显著（t=-0.527，p>0.05）；但在心理弹性上留守中学生得分为49.22±21.57；非留守中学生得分为51.61±21.33，留守中学生显著低于非留守中学生（t=2.75，p<0.01）；心理弹性的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性上，留守中学生均显著低于非留守中学生，如表6所示。

表6 农村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和心理弹性分析及差异性比较

Table 6 Analysis and difference comparison of core self eval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3.3 农村中学生家庭环境和社会支持分析

分析农村中学生群体在家庭因素与环境因素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在家庭亲密度上留守中学生得分为6.92±2.49，非留守中学生为6.92±2.49，差异不显著（t=-0.0005，p>0.05）；在社会支持上留守中学生得分为31.41±6.15；非留守中学生得分为31.66±5.95，差异不显著（t=-1.03，p>0.05）；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都的差异不显著，但在社会支持客观支持维度上留守中学生显著低于非留守中学生（t=5.14，p<0.01），如表7所示。

表7 农村中学生家庭环境亲密度和社会支持分析及差异性比较

Table 7 Analysis and difference comparison of family environmental intimacy and social support of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3.4 影响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的因素相关分析

分析个人中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家庭中的亲密性、社会支持对农村中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焦虑抑郁水平与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心理弹性、家庭环境亲密度水平、社会支持总分水平、社会支持主观性水平、社会支持客观性水平、社会支持利用度水平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中核心自我评价在各因素中相关系数最高，如表8所示。

表8 影响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的因素相关分析

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3.5 影响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的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探索个人、家庭、社会支持各因素对中学生焦虑抑郁水平影响的贡献度，以焦虑为因变量，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为自变量，说明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与焦虑均有直接关系，并且心理弹性能正向预测坚韧性维度，而核心自我评价、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为自变量可以负向预测焦虑。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能联合预测焦虑的52.9%的变异量，如表9所示。

焦虑的标准化回归方程：焦虑=-0.567*核心自我评价+0.054*心理弹性-0.111*社会支持-0.190*家庭环境亲密度。

以抑郁为因变量，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为自变量，说明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与焦虑均有直接关系，并且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为自变量可以负向影响抑郁。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能联合预测抑郁的60.2%的变异量，如表9所示。

抑郁的标准化回归方程：抑郁=-0.357*核心自我评价-0.305*心理弹性-0.174*社会支持-0.089*家庭环境亲密度。

表9 影响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的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9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以上结果显示，不管是焦虑还是抑郁，个体核心自我评价均影响最大，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保护作用。

4 讨论

4.1 农村中学生焦虑与抑郁水平较高

本调查取样量留守率为26.90%，与前人结果基本一致。段成荣等人通过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得出2015年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4，051万，在全国儿童中所占比例为15％。其中父母均外出的占48.09％，规模为2，642.4万［2］。根据人民网关于全国留守儿童调查对象的资料显示，参与调查的11个省（市、区）中，农村留守率平均为26.1％。乐昌市作为粤北地区所在城市之一，其经济水平在粤北地区也处于偏下的水平，因而劳动力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群体的增加。

农村留守中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欠佳。本研究群体中学生抑郁检出率为59.88％，但此前也有人报道高中生抑郁的检出率从5.6%上升到54.4%。SCL-90中抑郁分量表和CDI测得的检出率偏低，SDS和MSSMHS测得的检出率偏高，不同测量工具和测量标准得到的检出率在5.2%～42.3%之间［2］。本研究群体焦虑检出率为37.35%，SCL-90中焦虑分量表测得的检出率偏低，MSSMHS量表测得的检出率偏高，不同测量工具和测量标准得到的检出率在7.7%～40.9%之间［8］。不同样本、不同测试工具、不同测试标准的焦虑抑郁检出率相去甚远。因此，本研究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处于较差的水平，需要引起重视。

农村留守中学生中女生的焦虑抑郁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前人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8］，其原因可能与女生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在生理方面，女性存在月经周期，体内激素水平的周期性变化，可能导致情绪明显波动。有实验证明，当遇到压力事件的时候，女性的去甲肾上腺素分泌，明显要比男性多，去甲肾上腺素分泌过多，会让我们的去甲肾上腺素系统激活的越高，从而我们唤起的警惕、紧张的感觉越强烈。另外，女生多数比较感性，情绪丰富且比较敏感。在农村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现象，导致女生在生活中更容易遭受忽视和不公平对待。另外有研究认为，父母对两性教养方式的不同导致两性情绪差异，母亲的情感温暖、过度保护、拒绝都会影响焦虑水平［9］。母亲与男婴相处时，母亲更多时间会在看男婴独自玩耍，而和女婴相处时，母亲则会花更多时间去拥抱女婴。这种教养模式对女孩成年后应对压力的机制有着重要影响，导致女生的焦虑抑郁水平比男生高。

4.2 农村留守中学生心理弹性、客观社会支持显著较低，核心自我评价未受显著影响

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显著较低，前人也指出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会比非留守儿童低［10］。虽然留守初中生心理弹性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显著低于非留守初中生［11］。初中生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以及较高的学业压力，往往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困扰，特别需要父母等重要他人的指导与支持。父母长期不在身边，造成个体对父母支持缺失的感受，常常会使留守儿童感到手足无措，应对压力的效能感降低，抑郁增加，孤独感升高［12］。因此，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显著较低。

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家庭环境亲密度得分与前人结果相比偏低［13］，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地区家庭亲密氛围总体有待提升，但留守与非留守群体基本一致，说明在本研究群体中尽管有些学生虽然未与父母一同居住，但其所在家庭仍然提供了较亲密的家庭氛围。中学生的焦虑抑郁情绪与家庭亲密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家庭亲密度低、家庭情感表达少、忍受消极情绪能力低、面对困难能力低、接受变化能力低、家庭娱乐性低等均会提高初中生产生抑郁情绪的风险［14，15］。

农村留守中学生的社会支持在总分水平上与非留守群体无显著差异，但客观支持上显著低于非留守群体。客观支持是学生在社会环境中别人客观给予的支持，留守中学生因父母外出务工，其来自父母层面的支持会客观少于非留守群体，但主观支持感受两群体相差无几，因此本群体中留守中学生对于来自亲友、师长和同学的支持主观感受良好。

有研究证明高中男子足球运动员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抑郁和焦虑水平越低［16］。高中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焦虑得分呈显著负相关［17］。学业自我效能感与临床实习期医学生焦虑、抑郁的发生呈负相关［18］。高三学生焦虑各因子及焦虑总分、抑郁评分与心理弹性的总分及各因子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19］。从家庭因素上看，高中生抑郁、焦虑情绪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亲密性是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的保护因素［20］。从社会因素上看，社会支持对焦虑和抑郁具有调节作用［21］。

本研究群体中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与前人相似［22］，因此本研究留守中学生群体中，尽管心理弹性、社会客观支持度均显著低于非留守中学生，但是核心自我评价并未受到显著影响。核心自我评价包含了核心人格特质自尊、控制点、神经质和一般自我效能。该结果暗示，留守中学生尽管个人心理弹性显著较低，但对于自我核心特质的评价仍然良好。

4.3 核心自我评价对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保护

中学生的焦虑抑郁得分在研究使用的量表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同样是以HADS为量表，中学生男生的焦虑得分为4.13，抑郁得分为3.18；女生的焦虑得分为4.92，抑郁得分为3.75［23］。本研究群体中学生的焦虑抑郁得分明显较高，表明农村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整体不容乐观。

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可以分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本研究中学生群体中，留守与非留守中学生的社会支持总体没有显著差异，家庭因素中亲密性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在留守中学生中，来自家庭和亲友、同学、师长的支持均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个人因素中，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弹性显著较低，但核心自我评价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群体中学生心理弹性得分总体偏低，平均分（50.96±21.42），低于我国常模（65.4±13.9）。留守与非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是否有留守经历的初中生心理弹性得分差异显著［24］。

本研究群体中的留守与非留守中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说明留守中学生在核心自我特征的评价良好。自我评价高的人，对大多数事情都充满信心，有更高的自我效能。而自我评价低的人，缺乏自信心和勇气，容易感到自卑、焦虑和沮丧。

与他人研究结果相似，核心自我价值、心理弹性、家庭亲密性、社会支持均与焦虑抑郁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核心自我价值、心理弹性、家庭亲密性、社会支持均能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诸多因素中，核心自我评价在诸多因素中贡献明显更大，而核心自我评价在是否留守中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农村留守中学生与非留守中学生的焦虑抑郁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良好的核心自我评价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保护作用。

5 结论

农村中学生焦虑抑郁水平较高，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留守与非留守中学生焦虑抑郁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农村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与焦虑抑郁呈现显著负相关。留守中学生心理弹性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能够对焦虑联合预测52.9%的变异量。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亲密度能够对抑郁联合预测60.2%的变异量。核心自我价值可能是保护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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