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引言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角，州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富有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彝族支系繁多，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其中“尼”为古称。[1]彝族学者且萨乌牛从音韵上进行考辩后认为，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夷”古音读“聂”，与古彝语自称“尼”恰好吻合，因此，当时“西南夷”之“夷”主要指今天彝人的先祖。[2]元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多称呼这个民族为“罗罗”或“倮倮”。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与彝族上层人士协商后，以吉祥的古代礼器“鼎彝”之“彝”作为这个古老民族的统称。“彝”字不仅有丰衣足食的意思，也概括了绝大多数彝族支系古称和自称中的汉字音译。

凉山彝族自古多居住在海拔2～3千米的山区或半山区，因其地理位置相对孤立和封闭，对当地彝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行为习惯、仪式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随着凉山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山地生活的劣势逐渐凸显，部分彝人陆续从高山往平谷河坝地区迁徙。2015年7月25日，凉山州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凉山州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了“低保政策兜底一批，特色产业发展一批，移风易俗巩固一批，治毒戒毒救助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医疗保障扶持一批，创新创业致富一批”的扶贫计划。[3]自此，凉山彝区开始了阶段性和规模性的易地搬迁移民工程。

凉山彝族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类：（1）水电移民。凉山彝区水利资源丰富，是国家“西电东送”的主要电源点。目前凉山州内建设有锦屏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官地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等，附近村民均进行了移民安置并给予了相关赔付。（2）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中的一项具体举措，指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政府安排专项补助资金，“将居住在生存生产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贫困群体搬迁安置到生产生存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并通过帮助该群体建设安置区的生产生活设施、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人们增加收入的渠道，帮助搬迁群众一步步走出贫困踏上致富道路”[4]。2015年7月25日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凉山州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此后正式开始实施搬迁移民计划。[5]自此，凉山各县通过政府统一规划、安置、补偿，将精准识别的贫困户或整体或分散地易地搬迁到安置点生活。（3）自主搬迁移民。这部分移民主要是生态移民和自主搬迁户，因原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劣，自主投亲靠友搬迁到县城周边。还有的是为了孩子入学、自主创业等原因而进行了自主搬迁。

本文调查的凉山彝族移民即是通过国家扶贫安置而进行的整体易地搬迁的彝族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彝族的文化生存空间，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一定的整体，实质上都影响着民族共同体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性质”[6]。很显然，在这场搬迁移民浪潮中，彝族移民心理适应的走向必将影响着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也会影响到彝区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与凉山地区社会的稳定状态。

从世代熟悉的居住地迁移到他处生活，除了物质上显著的变化外，这些搬迁的彝族乡民在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文化变迁和心理适应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非物质方面的习惯、道德、风俗和观念等方面的适应往往比较缓慢，容易出现“文化堕距”现象。1923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F. Ogburn）在其著作《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堕距”（Cultural Lag）概念。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而文化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物质文化，二是制度和观念文化，如规则、知识、信仰、道德、法律、风俗等。在社会变迁中可能会出现“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迟滞、滞后问题”以及“社会变迁中非物质文化的变化总是迟于物质文化变化”的现象。奥格本将这种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现象概括为“文化堕距”。[7]因为，本文从文化堕距视角对凉山地区搬迁彝族群体的文化变迁和心理适应进行分析研究。

2 彝族搬迁移民面临的文化变迁

X县1994年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被列为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1年进入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实施县，属于 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全省45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在国家和凉山州扶贫政策逐一落实的过程中，X县彝族贫困村因其“一方水土 不能养一方人”的自然劣势，被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参与到了易地搬迁的行列中。从2014、2015年精准识别开始，2016—2018先后搬入政府规划的移民安置点中生活。

X县位于凉山州北部，东邻美姑县，南接昭觉县、喜德县，西接冕宁，北连甘洛县、石棉县。X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属“西南夷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此设越嶲郡，北周天和三年（568年）置邛部县至隋唐。宋为邛部川，元为邛部州。明洪武25年（1392年）设越嶲卫，清为越嶲厅。X县于1950年解放，1956年结束民主改革，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X县，辖5个镇，36个乡（其中1个民族乡）。

进入X县，沿着县城主街道往北行驶，距离县城8公里左右，位于公路右下方的就是XM安置点。XM安置点地势平坦，位于镇河坝地区。在安置点建设完成之前，这里绝大多数村民是汉族，实施整体搬迁政策后，XM镇变成了彝汉杂居区。XM安置点共安置了5个村200多户村民，由县政府给政策、各村自行联系购地、政府出资集体建设而成。DR安置点距离县城约15公里，在公路下方，共安置了4个村150户左右的村民。DJ安置点离县城10公里左右，在公路上方，房屋沿山体自然坡度向上延伸，共安置3村约80户村民。三处安置点布局整体呈对称分布，住宅分布在主街道两侧，每村仍沿用原来的村名，分别建设有村委会办公楼、电子商务服务点、阅读室、文化院坝、公共厕所、公共浴室、一村一幼教学点等。房屋建造整体以汉式建筑风格为主，在外墙、屋顶等显著位置添加了一些彝族风格的图案和装饰。

2.1 彝族传统饮食习俗的变迁

自从凉山彝族先民发展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后，彝族人便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据考古推测，彝族先民最早培植的农作物有荞麦、燕麦、粟、水稻、茶、麻等；最早驯养的家畜家禽有马、牛、羊、鸡、犬、猪等。[8]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凉山彝人的饮食文化也不断发展创新：依据不同的烹调方法、不同的食用方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搬迁到移民安置点后，X县彝族村民在餐制、餐礼、吃食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1）彝族传统的一日两餐的餐制被打破。彝族村民受移民安置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和外出务工家庭成员的影响，吸收并采纳了一日三餐的餐制。（2）因为集中居住的环境，尤其是高楼层的生活环境，来客锥牲等习俗有了很大变化。此外玉米、荞麦、燕麦、土豆等杂粮的主食地位已逐渐被大米、面条所取代。安置点通电通气，电磁炉、电饭煲、微波炉等现代烹饪炊具进入彝族移民的生活，让煎、炒、煮更容易。总体而言，彝族搬迁移民的饮食习俗逐渐向汉族餐礼靠近，不断调适应搬迁后的安置点的生活。

2.2 彝族传统着装的变迁

彝族服饰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是文化的历史标识，也是历史的文化象征，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适应自然环境、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并结合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和审美心理，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造型、多样图案、绚烂色彩、丰富寓意等特点的服饰文化体系，其生动记录和描绘了彝族社会的发展历程。[9]

据村民介绍，搬迁到安置点后，彝族移民除了节日和婚丧嫁娶等特殊场合外，均着汉族服装。穿彝族服装不方便干活，除了部分老人还日常穿着外，年轻人平时都穿汉装。受安置点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彝族移民的传统服饰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彝族传统服装的时间和空间的运用上有了极大的改变，彝族传统服饰逐渐成为凝聚彝族传统文化的符号系统。

2.3 彝族传统岁时节日的变迁

岁时节日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时空，主要表现为语言、行为和现象上的特殊，而这些特殊点都变成了与平日里的巨大反差。“在时间上，节日区隔出一个生活周期中的各个阶段，集中地展现了每个阶段独有人类活动的含义，体现生产生活方式的节奏感。在空间上，节日，尤其是地方性节日，用有规律的地方群体性活动来表达地域社会的构成和共通感，将该区域内人们的活动与其他地方区隔开来。”［10］

凉山彝族先民们创造了自成体系的宇宙学说，制定了十月太阳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彝族岁时节日民俗也纷繁多样、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色彩。火把节和彝族年作为彝族两大传统节日，也是这个族群重要的民俗传承，其原生形态基本上应归为季节性的仪式活动，一则与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阳历”有密切关联，再则与山地的仪式生活密不可分。火把节以祭火、祈求丰收主要特征，彝族新年以祭祖为中心事件。不论是火把节还是彝族年，都是从彝族古老的信仰体系中发展、演变而来的，都同样体现出从本土仪式活动向节日活动过渡的历史性发展走向。[11]

在安置点的定居，彝族村民文化时空的变迁、生活环境的改变和生计方式的更替，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传统节庆的内涵也随着发生改变，传统的时令性节日逐渐衰落。随之而来的是新文化要素进入彝族传统节日系统中，逐渐形成了带有浓厚政治、经济和时代特色的节日文化。如，近几年火把节，除了点火把、选美、赛马、斗鸡等传统项目外，变化最大的是乡上组织的火把节活动与时事紧密结合，如举行了“文化惠民暨火把节庆祝活动”，通过丰富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等工作中的风采和人民群众欢乐幸福的生活；举办以“脱贫攻坚、禁毒防艾、计划生育宣传”为主题的火把节文艺汇演活动；举办了主题为“相约的日子，火把成梦，星落人间，火舞彝寨”的火把节暨禁毒防艾文艺汇演活动等。当地火把节通过歌曲、舞蹈、月琴表演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展示了该县各级干部群众的风采，同时也宣传了当前的脱贫攻坚、禁毒防艾、计划生育等重点工作，这些活动充分表明火把节已不再单纯是凉山彝区村民表达丰收喜悦、祭祀天神的集体节日，逐渐演变为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符号表达。

3 彝族搬迁移民的心理压力

3.1 非熟人社会的心理压力

很显然，在这场易地搬迁移民浪潮中，彝族移民传统文化变迁的走向必将影响着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也势必影响到彝区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与彝族社会的稳定状态。凉山彝族移民身份的确立，不仅有赖于国家扶贫移民安置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与彝族移民日常互动中的建构和广泛认同有密切关联。尽管进入了安置点居住便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Y县彝族移民与过去生活的完全中断。调查发现，这些彝族村民还清晰记得以前的劳作与生活图景。

问卷调查中，关于“人际关系”部分，村民选择的答案统计也表明：X县彝族村民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还比较深刻，对以往记忆中自己同村的人有着“我们”的身份认同。

造成表1结果的原因有：（1）原来依山而建的彝族自然村落，乡邻之间较分散，往来并不频繁。（2）易地扶贫搬迁分批次搬迁，导致同村部分村民之间并不熟悉。

表 1 人际关系：搬迁过来后原来同村的村民都认识吗？

Table 1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fter moving here, do you still recognize all the villagers from your original village?

表 2 人际关系：和原来的村民来往吗？

Table 2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o you interact with the original villagers?

表3结果表明，安置点彝族村民76.9%交到了一些朋友，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新朋友绝大多数来自统一搬迁安置点，极少部分来自其他乡村。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尽管X县移民安置点多数设置已有3～4年，但彝族村民与其他村村民交往并不多。

表 3 人际交往：是否结交了新朋友？

Table 3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ave you made any new friends?

表4显示，65.7%的彝族村民表示出念旧之情，还有34.3%的村民觉得无所谓，原因在于以前居住地条件太差。

表 4 人际交往：是否怀念以前居住的地方？

Table 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o you miss the place where you used to live?

由此可见，集中安置使彝族搬迁移民安置点成为标签化的社区，不同社会网络与交往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搬迁彝族农民的身份认同，六成以上的移民对于身处非熟人社区表现出一定心理焦虑和不安。调查结果显示，搬迁后的村民不能因搬迁进入新的生活环境而快速发生变化。如，传统的婚姻家庭意识仍然占主体地位，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家庭经济角色分配，家支对小家庭仍具有很强影响力。在亲情关系的处理方面，仍然是习惯于在家庭的私有空间中进行，传统的亲戚、邻居相互帮扶的共享机制依然占主导地位，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最为鲜明和坚定。

3.2 对传统文化弱化的心理担忧

对于刚搬入安置点的彝族村民，由于生活环境、设施采用现代新型城镇规划理念设计，加之原来熟悉的乡邻并未在一个小区的影响，其生活适应性和文化心理状态发生较大的改变，但也保留了农村原有的生活习性。

表5结果表明，60.3%的安置点搬迁彝族移民对于新居中消失的火塘很不习惯，28.2%的人表示比较不习惯，只有11.5%的人表示比较习惯。而这11.5%的人均为30以下的年轻人。

表 5 新型社区的适应：对新居中消失的火塘的适应

Table 5 Adaptation of new-type communities: Adaptation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fireplace in new place?

表6表明61.4%的村民没有在搬家前没有做祈福仪式，究其原因，觉得新居不便于做此类仪式。

表 6 信仰习俗：搬新家时，举行过祈福仪式吗？

Table 6 Religious customs: Have you ever held a blessing ceremony when moving to a new place?

通过表7，我们发现X县安置点69.7%的彝族村民每年进行仪式活动的次数在7～15次左右，只有6.7%的村民每年低于6次，1.3%的村民高于20次。进一步了解，每年做仪式低于6次的村民是因为家庭成员有多人在外打工，家中每年固定在打工人员返乡回家的彝族年、离家前做仪式，其他时间视家中留守成员健康情况做。而多于20次的彝族村民家庭，一则家中有人常年生病，二则在外做生意，每次出远门或有较大笔交易时会做仪式活动，祈求顺遂和吉利。

表 7 信仰习俗：每年进行各类仪式活动的次数

Table 7 Religious customs: The number of times various ritual activities are performed each year

表 8 个体特征与举行季节性仪式的检验统计表（N=373）

Table 8 Statistical tabl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asonal rituals (N=373)

注：一般而言，p值小于0.05表明该指标在该变量各组别之下差异性显著。*、**、***分别表示相关性在p<0.05、p<0.01、p<0.001的程度上显著，下同。

相关分析发现，性别与举行季节性仪式的显著性检验得出，卡方值χ2=8.078，p=0.0703，大于0.05，关系不显著水平，意味着X县安置点不同性别的彝族移民在是否举行季节性仪式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年龄（p=0.0109<0.05）与举行季节性仪式有显著性差异；文化程度（p=0.001<0.05）、职业状况（p=0.000<0.05）都影响着调查对象是否举行季节性仪式。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和女性群体对于传统文化的逐渐弱化有着更多的担忧，担心后代不能很好地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习俗。

此外，“参加社区活动的程度”影响指标处在低比率值，表明新居民尚未适应城镇的活动方式，短时间很难适应或明显改变，有待进一步磨合。而“休闲娱乐的方式和文化活动的融入”也反馈出他们与城镇居民存在较为显著差异。

4 彝族搬迁移民的心理调适

通过调研，发现搬迁彝族移民对所处的背景文化更为关注和敏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有更多的外控点，通过控制或改变自己观念、想法或行为迎合内群体，舒缓心理不适感。应对方式其实是个体面对当前情境的应对策略的选择，情境中涉及的压力源以及环境中的其他因素都相对是稳定的，个体本身特质如对压力情境的认知评价、归因、动机模式等将影响个体所使用的应对策略，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健康和幸福感。[12]顺应应对方式对彝族搬迁移民的心理健康有正向预测作用，固守、放弃、回避应对则有负向预测作用。

搬迁彝族移民努力克服由于生活空间变迁所带来的语言、文化、习俗活动上的不适，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积极融入当地社区生活，实现彝族传统文化在与以汉族文化为主的他文化交流过程中，碰撞、互动，然后实现交融。

表 9 人际交往：日常生活中经常往来的对象

Table 9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bjects that are frequently interacted with

表 10 人际交往：最亲近的朋友

Table 10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closest friend

表 11 人际交往：遇到难题的求助对象

Table 11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person to turn to when faced with a difficult problem

通过以上三个表的调查结果显示，Y县彝族村民搬迁到安置点生活后，与原来的亲戚朋友的物理空间距离被拉大，在日常生活中交往的对象、最亲近的朋友，以及遇到难题时求助的对象都以本安置点的邻居，尤其是同村邻居为主，也正好印证那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而生活在同一移民空间中的邻里们，不仅生活习俗相似，宗教信仰也一致，因此在文化融入方面有了更多的同质化趋势。

而搬迁彝族移民的文化活动的参与状况、业余活动空间与生活方式、社会人情关系等，都能够较为贴切地反映实际环境影响。乡村生活环境变为社区生活环境后，现代社会强劲的、巨大的人为环境改造、制约和影响，能够较为快速地改变村民的一些心理习惯、行为生活习惯或生活态度。从调查结果分析来看，居民对新社区生活较为适应，这与生活的舒适性、社区生活资料的便利性等因素有关，也有一些老年村民表示不习惯，这符合原来农村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滞后，物质生活易于瞬间改变，而文化素养、文化生活的养成却非易事。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到位，对社区居民业余生活影响很大，广场舞、篮球、散步等体育项目出现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但也有社区村民反馈新社区居民间交往不多，出现“串门”的不便利，但也有人反馈，这与个人生活习惯有关，可以选择在社区公共空间如棋牌室继续进行娱乐活动，增进邻里关系。这恰恰反馈出村民进入社区生活后，其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呈现多样化。

同时，在安置社区还需加强价值偏见治理，构筑理解和谐新格局。当前，对彝族群体的僵化认知和刻板印象间接造成了以主流文化为中心的心理认同策略，使得搬迁彝族群体，尤其是老年群体难以尽快融入城镇建设。因此，为构筑理解和谐的格局，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极其必要，也要谨防以个别事件代替群体事件，进行彝族群体污名化。

由事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13]，增强社区包容性。一方面，要充分理解安置点社区适应性文化再造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文化替代，而是一种尊重搬迁人口主体性的文化积累，即传承一部分文化形式，对其进行改造和重新定义，形成一种具有过渡色彩的文化体系，满足了搬迁人口的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注重激发彝族搬迁移民的能动性和内生动力，通过参与、监督和情感建设等举措强化搬迁移民的主人翁意识，积极推进文化实践和心理调适。

此外，在搬迁彝族移民适应的过程中，要避免过度治理所导致的治理失灵，即政府不能施力太猛、动员过度，使适应性文化变迁快于物质文化，出现 “反文化堕距”的现象。此时，一旦搬迁人口的期待过高而得不到满足，将会对新的适应性文化重新产生怀疑和抵触，不但会造成个人文化调适困难，还会影响文化堕距治理的有效性。未来，彝族搬迁移民的文化治理必然要进一步与现代城市社区日常生活相适应，即不再单纯依赖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构建统一、正式的社区文化体系，并通过动员、激励等手段使搬迁移民积极调整心态，在社区事务、公共事件、文化活动的自发性、习惯性参与过程中，形成一套既符合城镇主流文化期待又能够为个人所内化且具有个人色彩的差异化文化体系，在潜移默化的无意识中加深对城市社区文化的理解。[14]

5 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城镇化进程的一种趋势，由搬迁民众组成的群落的传统与城镇的现代性相互交织，传统文化发生变迁成为必然。易地搬迁后，居住环境要素的改变引起文化场域上的改变，由于心理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加上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差异，而易地搬迁不仅要冲破体制的障碍，还要突破文化体系的束缚。 因此，重视和关注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民众做出决策以及探讨对未来环境的生存和适应状况的路径，对于促进易地搬迁民众适应融入城市生活，有着重要意义。[15]

彝族搬迁移民所面临的文化变迁和心理适应问题，本质上就是彝族移民新身份的认同、社会行为的适应、文化的互动与接纳，以及经济上的调整融合。这是一个互动的、持续的动态过程。易地搬迁彝族移民在搬迁前与主流乡村文化相比存在一定滞后，搬迁后面对更为现代化的城镇文化，这种滞后将更为明显，因此在该群体的文化治理过程中，必须从该群体自身的文化特质入手，积极调动彝族移民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调整在适应社区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变迁和心理压力等现实问题，探寻一个内外联动的文化堕距双重治理逻辑，然后才能真正弥合文化堕距并实现经济、文化和心理上的社区融入。

参考文献

[1] 巴莫姊妹彝学小组编著．四川大凉山［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3．

[2] 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07．

[3] 中共凉山州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N］．凉山日报，2015-07-26（A01）．

[4]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EB/OL］．［2024-07-30］．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5] 中共凉山州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N］．凉山日报，2015-07-26（A01）．

[6] N·M·库兹涅佐夫，张铁山．民族文化的适应性与人格自决的民族文化类型［J］．民族译丛，1991（2）．

[7] 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8] 王天玺．中国彝族通史（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9] 周丽华．凉山彝族服饰文化的符号学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13．

[10] 夏循祥．论传统节日的衰落：从时空设置角度［J］．西北民族研究，2009（3）．

[11] 巴莫姊妹小组编著．四川大凉山［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

[12] 杨宝琰，万明钢．跨文化心理学中的压力和应对研究［J］．心理科学，2008（4）．

[13] 安涛，武俊学，李同召．文化适应理论视阈下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文化困境及弥合策略［J］．终身教育研究，2024（1）．

[14] 王寓凡，江立华．总体性动员与激励性实践：易地搬迁人口文化堕距治理的双重逻辑［J］．社会科学研究，2022（5）．

[15] 蒋平英．空间转换：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文化适应性研究——基于贵州Q县田野调查［J］．理论观察，20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