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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越发展，物质越丰富，人们就越来越注重精神上的追求，幸福自然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也就成为新时代下我国社会各界的重要议题。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组成[1]。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汉族比较起来少数民族居民聚居地的地理环境、经济水平、医疗教育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少数民族居民对幸福感的认知也有其特点和规律，因此需要给予积极关注。由于我国习惯以汉族和少数民族作为民族划分的基本标准，所以有必要将少数民族视为一个整体然后与汉族居民进行对比，以期从整体上了解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差异情况。但限于主客观原因，以往的文献只研究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如有研究发现汉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维吾尔族学生[2]；但也有学者的研究发现藏族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汉族高中生[3]；当然也有学者的调查结果发现汉族、土族和回族中学生只是在主观幸福感的个别因素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余大部分因素则差异不显著[4]。可见，在汉族与个别少数民族的比较中幸福感有高于对方的、也有低于对方或者没有差异的。当然，因为民族不同比较的结果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将所有的少数民族视为一个整体后再与汉族居民做比较，结果会是怎样呢？本文将搜集历年来符合要求的文献用元分析方法从整体上研究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幸福感的差异情况，同时研究男性与女性、城镇与农村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搜集与筛选

文献的检索主要选取中国优秀硕士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博士论文库。检索的关键词以“汉族”或“少数民族”或“主观幸福感”或“幸福感”或“民族幸福感”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随后对已搜集到的文献进行二次检索，去除重复或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应用引文文献法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回溯检索，最终得到与研究主题相关的277篇中文文献，文献跨度为2003年到2019年。

检索到的277篇文献并不完全符合元分析的要求，根据以下标准再次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1）使用测量幸福感的量表。鉴于幸福感的测量工具众多，如有总体幸福感量表、多层次主观幸福感量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改版）、自编的幸福感调查问卷、心理幸福感问卷、生活满意度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幸福感指数量表等，本文将使用这些量表的文献都视为符合文献纳入标准。（2）以中国大陆的群体为被试；（3）本文把“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自述幸福等”因素所测得的幸福感指标的描述统计数据（均值M，标准差SD）收集并做分析；（4）样本大小明确。对文献仔细阅读后，剔除综述文献、重复发表文献以及没有明确数据的文献后，共有29篇中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文献仅报告了子研究的基本数据，为获得总体数据，本文的处理方法是通过标准差和均值合成的一般方法，对子研究结果的样本量加权合成总指标，公式如下：

平均值：

 （1）

标准差：

 （2）

2.2 文献编码

用 Excel 2019进行前期的文献整理和编码工作，再按照元分析方法计算效应量。对纳入元分析的文献进行特征编码，主要包括研究报告的样本量、民族、性别、样本特征、出版年代、被试来源地区和文献来源等信息（见表1）。“样本量”按照各研究的原有样本数进行编码；“出版年代”按文章刊登时间进行编码；“出版质量”分为核心刊物、一般刊物、学位论文；“被试来源地区”根据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表 1 文献编码信息(节选)

Table 1 Part of included literature information

研究者（时间）	样本量		量表	文献来源	年份	被试来源地域
	汉族	少数 民族
冯海英、严顺琴（2015）	83	74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5年	越西县
叶稳安、梁挺等（2014）	187	17	幸福感指数量表	中国学校卫生	2014年	广州市
王武林（2015）	307	337	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内容及评价标准建议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5年	贵州省
王国宁、王志英（2012）	334	402	总体幸福感评价量表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2012年	宁夏
赵科、尹可丽，（2018）	774	264	中学生多元幸福感问卷	民族教育研究	2018年	云南省德宏地区

2.3 效果量计算

在元分析中，效应值是衡量效应强度及关联程度的指标。实验与准实验研究通常采用 Cohen’s d、Glass’s Δ、Hedges’g 作为效应值，在研究样本量足够大时，三者几乎不存在差异。当样本量较小时，Cohen’s d会严重高估效应值。在本研究中样本量的文献虽已属于大样本，但Hedges’g值可以对d值做修正，本文使用Hedges’g作为效应值，即修正后的Cohen’s d值[5]。

效应量Hedge’s g的计算过程如下：

 （3）

 （4）

 （5）

 （6）

 （7）

 （8）

其中d为平均效果量，di指第i篇文章的效应量，Wi为权重，Ni样本量，Me和Mc分别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平均数，SD为联合标准差，Se和Sc分别为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标准差。效应值分为三个层次，即小、中、大，分别对应于g=0.20、g=0.50、g=0.80[6]。

2.4 发表偏倚及异质性检验

发表偏倚又称出版性偏倚，是指在同类研究中，阳性结果的论文比阴性结果的论文更容易被接受和发表的现象[7]。简单的说就是那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结果比无统计学意义的研究结果更容易被接受的现象。在元分析中评估发表偏倚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漏斗图与失安全系数法（Fail－Safe Number，Nfs）初步评估发表偏倚风险，并结合Egger线性回归法进一步检验。漏斗图的基本假设是随着样本含量的增加效应量估计值越精确，其变异幅度越窄，最后趋于点状。当存在发表性偏倚时，漏斗图表现为不对称分布［8］。失安全系数是指让现有结论变得不显著还需纳入文献数量的最小值，当Nfs越大，偏倚的可能性越小，Meta分析结果越稳定[9]；当Nfs小于5k+10（k为原始研究的数目）时，则认为存在发表偏倚。Egger’s检验以标准化的效应尺度为因变量，以效应估计量的精度（如标准误的倒数）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若回归方程的截距接近于0，则认为发表偏倚较小；若截距等于0，则认为不存在发表偏倚[10]。

异质性检验又叫统计量的齐性检验，其目的是检查各个独立研究的结果是否具有可合并性[11]。异质性检验常采用Q和I2指标进行评价。Q检验实际上是检验理论变异和观测变异是否有区别[12]。Q显著时说明存在异质性，但Q检验受纳入文献量的影响会出现偏差，所以I2是对Q检验的改进。I2指的是各项研究之间方差在总体方差中所占的比例。I2统计量越大异质性越大，当I2=25%、50%、75%分别对应低异质性、中异质性、高异质性[13]；当Q显著且I2≥75%时，则认为研究间存在明显异质性。若异质性较大，通常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2.5 数据分析及处理程序

本研究应用Excel 2019进行前期的文献整理和编码工作，采用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2.0（CMA 2.0）进行元分析。

3 结果

3.1 汉族与少数民族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3.1.1 发表偏倚及异质性检验

漏斗图显示效应量的分布基本对称（见图1），由表2可知失安全系数Nfs=230＞5N+10（N此处为29），且Egger’s检验值为1.45，p=0.36＞0.05，因此存在发表性偏倚的可能性较小。从表2可知Q=340.38，p=0.00<0.05，I2为91.78＞75%，说明存在较高的异质性，故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图 1 汉族与少数民族幸福感的漏斗图

Figure 1 Funnel chart of Han and minority happiness

表 2 发表偏倚及异质性检验

Table 2 Publication bias and heterogeneity tests

失安全系数（Nfs）	Egger’s检验			异质性检验
	截距	p		Q	df	p（Q）	I2
230	1.45	0.36		340.38	28	0.00	91.78

3.1.2 汉族与少数民族幸福感的差异比较结果

由表3可知，汉族与少数民族幸福感差异的合并效应量g=-0.09＜0.2，且p=0.18＞0.05，其95%的置信区间范围是-0.23～-0.04。每个研究的差异效应量及其95%的置信区间见图2。

表 3 汉族与少数民族幸福感的差异比较结果

Table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between Han and Minorities

模型	文献数	样本量	效应值g	95%CI	Z	p
随机效应模型	29	26622	-0.09	-0.23～-0.04	-1.35	0.18

图 2 森林图

Figure 2 Forest illustration

3.2 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3.2.1 发表偏倚及异质性检验

漏斗图显示效应量的分布基本对称（见图3），尽管由表4可知失安全系数为0，Nfs=0＜5N+10（N此处为24），但Egger’s检验值为0.03，p=0.98＞0.05，综合来看存在发表性偏倚的可能性较小。从表4可知Q=158.70，p=0.00<0.05，I2为85.51＞75%，说明存在较高的异质性，故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图 3 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的漏斗图

Figure 3 Funnel illustr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men and women happiness

表 4 发表偏倚及异质性检验

Table 4 Publication bias and heterogeneity tests

失安全系数 （Nfs）	Egger’s检验			异质性检验
	截距	p		Q	df	p（Q）	I2
0	0.03	0.98		158.70	23	0.00	85.51

3.2.2 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的差异比较结果

由表5可知，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差异的合并效应量g=-0.02＜0.2，p=0.70＞0.05，其95%的置信区间范围是-0.13～-0.90。每个研究的差异效应量及其95%的置信区间见图4。

表 5 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的差异比较结果

Table 5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of Minority Men and Women

模型	文献数	样本量	效应值g	95%CI	Z	p
随机效应模型	24	10367	-0.02	-0.13～-0.90	-0.39	0.70

图 4 森林图

Figure 4 Forest illustration

3.3 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3.3.1 发表偏倚及异质性检验

漏斗图显示效应量的分布基本对称（见图5），虽然从表6可知失安全系数Nfs=43＜5N+10（N此处为10），但是Egger’s检验值为-3.33，p=0.11＞0.05，综合来看存在发表性偏倚的可能性较小。从表6可知Q=23.87，p=0.005<0.05，I2为62.30小于75%，存在异质性，故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图 5 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的漏斗图

Figure 5 Funnel map of minority towns and countryside

表 6 发表偏倚及异质性检验

Table 6 Publication bias and heterogeneity tests

失安全系数 （Nfs）	Egger’s检验			异质性检验
	截距	p		Q	df	p（Q）	I2
43	-3.33	0.11		23.87	9	0.005	62.30

3.3.2 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由表7可知，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的幸福感差异合并后约等于小效应值， g=0.19≈0.2，p=0.008＜0.05，其95%的置信区间范围是0.05～0.33。每个研究的差异效应量及其95%的置信区间见图6。

表 7 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幸福感的元分析结果

Table 7 Meta-analysis results of happiness in ethnic towns and rural areas

模型	文献数	样本量	效应值g	95%CI	Z	p
随机效应模型	10	3087	0.19	0.05～0.33	2.65	0.008

图 6 森林图

Figure 6 Forest illustration

3.4 调节变量的分析

3.4.1 期刊的调节作用

由表8可以看出，期刊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具体而言，期刊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差异效应量的调节作用检验统计量Q=0.25，p=0.88＞0.05，不显著；对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Q=2.83，p=0.24＞0.05；对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居民幸福感Q=5.86，p=0.053＞0.05。

表 8 期刊对民族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Table 8 Moderators of Journals on National Happiness

混合模型	期刊类型	k	g	Z	p	95%CI	Q	df	p
汉族与少数民族	核心	5	-0.10	-0.88	0.38	-0.33～0.12	0.25	2	0.88
	普刊	13	-0.14	-1.25	0.21	-0.35～0.08
	学位论文	11	-0.05	-0.32	0.75	-0.33～0.24
	总	29	-0.10	-1.49	0.14	-0.24～0.03
少数民族男女	核心	4	0.01	0.17	0.87	-0.10～0.12	2.83	2	0.24
	普刊	7	-0.13	-0.64	0.10	-0.28～0.03
	学位论文	13	0.06	0.61	0.54	-0.14～0.26
	总	24	-0.02	-0.51	0.61	-0.10～0.06
城镇与农村少数民族	核心	3	0.04	0.25	0.80	-0.29～0.37	5.86	2	0.053
	普刊	1	0.47	4.26	0.00	0.26～0.69
	学位论文	6	0.21	2.98	0.003	0.07～0.35
	总	10	0.26	4.61	0.00	0.15～0.37

3.4.2 地域的调节作用

从表9可见，地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具体而言，地域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差异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中，Q=1.26，p=0.26＞0.05；对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Q=0.01，p=0.91＞0.05；对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居民幸福感，Q=1.97，p=0.16＞0.05。

表 9 地域对民族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Table 9 Regional Moderating Variables for National Happiness

混合模型	地域	k	g	Z	p	95%CI	Q	df	p
汉族与少数民族	中部	3	0.33	0.76	0.445	-0.52～1.17	1.26	1	0.26
	西部	23	-0.16	-2.50	0.012	-0.28～-0.03
	总	26	-0.15	-2.37	0.018	-0.27～-0.02
少数民族男女	中部	3	-0.01	-0.06	0.950	-0.23～0.22	0.01	1	0.91
	西部	21	-0.02	-0.35	0.726	-0.14～0.10
	总	24	-0.02	-0.34	0.735	-0.13～0.81
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	中部	3	0.15	0.15	0.883	-0.30～0.35	1.97	1	0.16
	西部	6	0.28	3.84	0.000	0.14～0.42
	总	9	0.24	3.58	0.000	0.11～0.37

3.4.3 年代对民族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由表10可见，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差异效应量的年代效应不显著（β分别为0.01和-0.004，p都大于0.05）；而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差异效应量受年代的影响，其斜率为β=0.03，p=0.00＜0.05，即随着年代的增长少数民族男女的幸福感差异也在逐渐的增大。图7、8、9分别对应三者的年代效应图。

表 10 年代对民族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Table 10 Moderators of Years on National Happiness

	β斜率	Z	p	95%CI
汉族与少数民族	0.01	1.54	0.12	-0.002～0.02
少数民族男女	0.03	4.35	0.00	0.02～0.04
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	-0.004	-0.36	0.72	-0.03～0.02

图 7 汉族与少数民族

Figure 7 Han and Minorities

图 8 少数民族男女

Figure 8 Minority men and women

图 9 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

Figure 9 Minority towns and rural areas

4 讨论和结论

4.1 汉族与少数民族幸福感的总体差异比较

本文发现汉族与少数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差异不明显，且从调节效应分析看，不同期刊、地域和年代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差异都不明显。这与王国林等[14]、冯海英等[15]和赵科等[16]的研究得出的结果相符，但与陈田林[17]等的研究有所差异。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研究的样本量大、年代跨度长、涉及被试地域分布广、所得结论较为可信。汉族与少数民族居民在幸福感上并没有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原因：第一，在政策上，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这一政策能够让民众感受到自己的美好生活有制度上的保障，提升了他们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基础[18]。第二，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经济利益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提升了少数民族居民的幸福感。第三，在文化上，我国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这使得少数民族的人民感受到更多的尊重与归属，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个大家庭中，进而幸福感得到提升。

4.2 幸福感在少数民族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研究

4.2.1 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的比较

本文发现少数民族男女在幸福感上的差异效应量不大，这与陈田林的研究结果相似。他认为其原因是少数民族男女与社会接触相对较少造成的[17]。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剖析：（1）少数民族女性对现实的期望值较男性较低，比较容易感到幸福感；（2）自1995年召开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男女平等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19]。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与提升女性的地位，所以总体上少数民族男女的幸福感没有差异。

然而少数民族男女的幸福感差异有随着年代的增长差异逐渐拉大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女性的幸福感随着年代的增长逐渐高于男性的幸福感。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男女地位也由原来的不平等到现在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的能力和积极面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在很多地方她们都比男性做得好，成就感越来越高。女性的经济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她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大的掌控权，生活满意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女性比起男性更倾向于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在遇到困难时也更有可能寻求他人或专业的帮助，这也是幸福感的有利保障因素。

4.2.2 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幸福感的比较

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城镇居民比农村地区居民更幸福，且不同期刊、地域和年代对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意味着这种差异具有稳定性。这与我国多数学者研究相符。在剧晨[20]、杨玉雪[21]、张剑[22]的研究中都显示出少数民族城镇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农村。赵文进认为少数民族城镇幸福感高于农村这可能与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优于广大农村有关[23]。赵燕等同样认为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医疗等方面长期滞后于城市地区造成农村少数民族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24]。

4.3 结论

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男女的幸福感不存在差异；少数民族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不同期刊、地域对民族幸福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年代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城镇与农村幸福感没有影响；对少数民族男女幸福感的差异逐渐加大。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元分析在心理和教育学中的应用研究”（2017KY128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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