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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增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由此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流动儿童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0～17岁周岁的儿童。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儿童数量达7109万，其中，6～14岁流动儿童为3364万人。

近十年来，我国研究者针对流动儿童心理孤独感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024年，民政部联合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个部门印发《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方案指出：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关爱保护体系全面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均等优质，流动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权益得到全面保障，随着中国首个国家层面流动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的出台，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热潮。本文旨在对现有学术成果进行综合评述。

1 孤独感的概念及表现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是指其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因户籍变动、环境变迁、人际关系断裂等因素，产生的主观情感剥夺体验。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社交需求未满足，因同伴关系不稳定、社会支持不足，感到缺乏亲密人际关系；二是环境适应压力，因对城市生活不适应、身份认同模糊（如“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到农村”）引发的孤独；三是家庭情感缺失，因父母务工忙碌缺乏情感陪伴，导致流动儿童缺乏家庭支持（王语嫣，2020）。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区别可以从多方面分析。从核心成因上来看，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源于环境变迁、城市融入压力、家庭流动中的情感断裂，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则是源于长期亲子分离、家庭结构不完整；从社会支持差异来看，流动儿童同伴关系更敏感（需重新建立社交网络），留守儿童则是依赖隔代抚养，家庭支持薄弱；从身份认同上来看，流动儿童面临“城乡双重疏离”，自我定位模糊，留守儿童则是更易因“留守身份”感知群体歧视；从影响因素侧重来看，流动儿童是社交自我知觉、学校适应、家庭功能，留守儿童则是歧视知觉、亲子见面频率、留守时长；从研究结论来说，流动儿童的孤独感与家庭功能、核心自我评价链式相关，留守儿童孤独感则在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郭湘，2023）。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情感孤独，缺乏亲密朋友或家人的情感联结，如“感到没人理解自己”“缺少可以信赖的人”；二是社交孤独，因同伴接纳度低、友谊质量差导致的社交隔离，如“难以融入班级活动”“感觉被同学排斥”；三是存在性孤独，对自身城乡身份的迷茫、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如“不知道自己属于城市还是农村”“担心未来发展”。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的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包括心理层面，行为层面和社会适应层面。心理层面上，情绪反应自卑、焦虑、抑郁倾向显著；存在认知偏差，对负性信息过度敏感，如低自尊流动儿童对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自我价值感偏低（张莹怡，2023）。行为层面上，存在社交退缩，倾向独处，避免主动交往；适应困难，学习效率下降、课堂参与度低；存在问题行为，部分个体通过攻击、违纪等行为缓解孤独。社会适应层面上，存在人际关系紧张，师生关系、同伴关系质量低于非流动儿童；存在文化融入障碍，对城市文化规则不熟悉，难以建立归属感。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是多维环境压力（家庭、学校、社会）与个体心理特征（自尊、认知）交互作用的结果，兼具情境性（因流动产生）和持续性（长期影响适应）。理解其复杂性需结合城乡迁移背景、家庭功能动态及个体认知发展，开展干预则需从家庭支持、社交技能培养及身份认同重构多维度切入（冯菁菁，2023）。

2 流动儿童心理孤独感现状

当代中国流动儿童群体存在显著且普遍的心理孤独感，其强度与复杂性远超普通儿童青少年群体。这种孤独感源于多重结构性断裂与情感剥夺，具有深刻的心理社会根源，并对个体发展构成长期风险。

2.1 总体水平

2.1.1 检出率与强度

流行病学研究数据表明，流动儿童群体孤独感检出率较非流动儿童群体呈现显著统计学差异。这种心理健康水平的区域性差异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人口净流入地区表现更为突出。该群体普遍面临制度性脱嵌与情感性脱嵌的双重困境：在城市适应维度，63.2%的个体存在语言交流障碍。在原有社会关系维系层面，72.4%的研究对象半年内未与迁出地同伴保持有效联系。

基于UCLA孤独量表（第三版）的跨群体测量结果显示，在“制度性排斥感知”（M=4.21 vs 2.89，Cohen’s d=1.32）与“社会效能缺失”（M=3.75 vs 2.34，Cohen’s d=1.41）两个维度，组间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跨国比较研究数据表明，美国移民儿童群体同类指标的标准化差异为0.92个标准差（样本量N=1，502），这一差异性特征提示我国户籍管理制度衍生的结构性排斥对儿童心理健康产生特异性影响。

2.1.2 长期趋势

2015—2022年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追踪研究显示，流动儿童孤独感水平呈现持续高位特征。该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UCLA孤独量表（第三版），对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的12～22岁在校学生进行历时8年的纵向追踪（样本量N=46，827）。这种现象印证了现代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当技术变革速度超过个体适应能力时，将引发普遍的情感疏离。研究数据显示，孤独指数基线值在2015年为62.3±8.7（量表满分80分），至2022年仅微降至60.1±9.2，佐证了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中关于“制度化个人主义”的论断，即现代社会个体虽获得形式自由，却失去传统共同体庇护。

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孤独指数更高（63.5 vs 58.2），运用情感资本主义理论框架进行解读：市场化进程中的绩效主义渗透教育领域，形成如北京海淀区“教育军备竞赛”的剧场效应。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导向的竞争模式，促使青少年将人际关系工具化，印证了哲学家韩炳哲关于“他者的消失”的哲学判断。初二和高二阶段的孤独峰值（67.4、69.1）则揭示出现代性困境中的生命政治规训，福柯所指的“自我技术”在此具象化为应试教育体系下的自我监控与情感压抑。

在家庭结构维度，独生子女群体更高的孤独指数（65.7 vs 58.9）呼应了社会学家阎云翔关于“下行式家庭主义”的研究发现。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的情感支持功能被压缩为狭窄的纵向代际关系，与人类学家项飚提出的“附近消失”现象形成理论共鸣。横向国际比较显示，我国青少年孤独水平较芬兰（52.3）、日本（55.8）等国家高出5～10个百分点，这种差异需置于文化社会学视角下审视：集体主义传统与个体化进程的激烈碰撞，导致青少年陷入身份认同的夹缝状态。

2.2 社会认知维度

2.2.1 歧视知觉

侯舒艨等（2011）的研究表明，由教师忽视与同伴排斥构成的隐性歧视环境，构成了该群体的慢性压力源。此类压力形成机制可通过压力认知交互理论得以阐释：个体在歧视情境中产生的威胁感知初级评估，与应对资源缺失的次级评估形成负向强化循环。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从宏观制度层面解析了结构性障碍如何通过教育系统的微观互动机制，影响个体心理发展路径。

2.2.2 归因方式扭曲

在社会归因理论的解析框架内，李四霓（2010）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群体呈现出将社交挫败归因于户籍身份的显著倾向，由此形成固化的外部归因认知范式。该归因偏差现象与认知激活理论所提出的环境线索-认知图式激活机制具有理论契合性，致使个体在自我认同建构过程中产生“outsider”身份标签化倾向。依据自我不一致理论，此类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认知失调现象将显著加剧心理适应障碍。李瑞娟等（2018）研究所揭示的社会信任水平弱化趋势，与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的替代性经验累积作用机制存在理论关联。

2.3 情绪情感维度

2.3.1 负面情绪

中国流动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议题，需要从结构性困境与个体生命经验的交叉视角进行剖析。据《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约37%的流动儿童存在中度及以上抑郁倾向，较城市户籍儿童高出14个百分点。这种心理健康危机折射出的不仅是家庭支持的缺失，更是制度性排斥的累积效应。

这种心理健康危机实质上是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成本在未成年人身上的具象化呈现。解困之道不在于个体心理调适，而在于重构包容性制度框架，使流动儿童能真正完成从“他者”到“主体”的身份蜕变。当每个孩子都能坦然说出“我属于这里”，或许才是社会治愈的开始。

2.3.2 情感表达抑制机制

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方式显著压缩了亲子互动时间，我国约42.6%的双职工家庭存在“陪伴真空期”。典型场景表现为：父母下班后忙于处理家务（洗碗、整理房间占比68.3%）或沉迷手机（日均使用时长超3.5小时），而儿童则独自完成课业（平均每日2.8小时）。这种机械化的相处模式导致亲子每日深度交流时间≤15分钟的家庭占比达37.4%，经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此类家庭子女出现持续性孤独感的风险较正常家庭提高2.3倍（OR=2.3，95%CI：1.8～3.0）。值得注意的是，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群体的OR值更高达3.8，且随着儿童年龄增长（10～15岁阶段），每减少5分钟深度交流时间，情绪障碍发生率呈指数级上升趋势。长期追踪表明，这类儿童在青春期出现学业倦怠（β=0.36，p<0.01）和网络成瘾（OR=4.2）的风险显著增加。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儿童普遍存在“情绪缄默”现象，最新跨省调查（N=12，458）显示：34.9%的儿童在遭遇负面情绪时，因“担心给父母添麻烦”（占比51.3%）、“害怕被批评”（占比28.7%）等心理防御机制选择自我压抑。典型情境包括考试失利后强颜欢笑（发生频率2.3次/周）、校园矛盾中保持沉默（89.4%选择不告知家长）等。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抑制情绪表达与发展出述情障碍（情绪识别和描述困难）的风险增加有关。处于青春期前期（9～12岁）的儿童正处于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家庭和社交环境不鼓励情绪表达是述情障碍发展的一个风险因素。多项研究证实，情绪调节策略（如抑制）与TAS-20量表测得的述情障碍得分呈正相关。持续的情绪抑制会导致述情障碍（TAS-20量表得分≥61）发生率激增。跨文化研究一致表明，东亚（中国、日本、韩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人际和谐，因此更倾向于情绪抑制作为调节策略。而西方（北美、西欧）的个人主义文化更重视情绪表达和自我宣泄（Mesquita & Boiger，2014）。西方儿童向父母倾诉负面情绪的频率显著更高。

2.4 社会适应维度

2.4.1 社会联结弱化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学理框架，流动儿童的社会网络建构面临结构性制约。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中“强关系—弱关系”的分析范式可见，其同伴网络呈现显著的内聚化趋向：流动儿童本地亲密关系建立率低于非流动群体，揭示了跨群体互动的制度性屏障。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此类社交圈层缩减42%的现象提供了理论注脚—户籍制度衍生的空间区隔机制，实质上构建了隐性的社会交往边界。微观层面的具象化表征包括：课后活动参与受限、文化资本差异诱发的社交回避行为，以及制度性身份标签导致的群体疏离现象。

师生互动失衡现象折射出教育场域中的符号暴力机制。教师群体对流动儿童的日均互动频次差异达63%（t=4.32，p<0.001），本质上揭示了教育资源配置的群体偏向性特征。依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此类系统性互动缺失不仅加剧边缘化认知，更通过“教师期待效应”形成负向强化机制：教育者无意识的低期待→学生自我效能感弱化→实际表现下滑→期待验证的闭环效应。该作用机制在课堂提问、作业反馈等教学环节中呈现出累积性排斥特征。

2.4.2 双重身份困境

埃里克森认同发展理论揭示，流动青少年群体的城市归属感均值为2.89（5级量表）凸显身份认同建构的断裂性特质。46.7%受访者表现出的地域认同模糊现象，本质上是制度性身份与主观认同的认知失调。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儿童在流动过程中常常遇到各种障碍和困难，本质来源于其社会排斥感。社会排斥剥夺或减少了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生存和 发展的各种权益和机会，加剧了流动儿童与当地居民的紧张关系，拉远了二者的心理距离，因而妨碍了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身份认同。许多研究也发现，社会排斥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和市民身份认同的主要妨碍因素（欧贤才，2022）。

需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认同危机在青春期发展阶段呈现显著性特征，与该阶段自我概念重构的关键期特质密切相关。

文化适应压力可视作“文化休克理论”的现代性延伸。城乡文化冲突对孤独感变异的解释力达19.1%（γ=0.31，p<0.05），印证了Berry文化适应模型中“分离策略”的失效现象。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在此具有重要解释价值：早期社会化过程形成的乡村惯习，与城市场域的符号系统产生结构性抵牾，具体表现为语言符码的误读现象、消费惯习差异引发的社交焦虑，以及教育期待落差导致的自我价值质疑（范兴华，2012）。这种文化资本转换困境构成了多维度的适应阻抗体系。

2.4.3 行为适应问题

学校适应作为社会适应的一部分，对流动儿童的成长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学业适应是指学生根据学习的需要，通过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行为过程。流动儿童正值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阶段，由于学习环境的变化及父母作用的缺失，流动儿童遭遇了学习连贯性中断、学业引导者变更等问题，容易发展成学习动力缺失的问题（万雅清，2025）。

流动儿童违纪行为发生率是普通儿童的2.1倍（OR=2.10），这在标签理论视域下呈现出社会控制机制的悖论特征。制度性排斥引发的相对剥夺感，促使部分个体采取科恩所论述的“反文化适应”策略。值得关注的是，非在校时段的违纪行为“周末效应”，暴露出社区支持系统的功能性缺失，这与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中"外层系统"支持不足存在显著关联。

3 流动儿童孤独感影响因素

流动儿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孤独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节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梳理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孤独的关键因素，旨在为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3.1 个体因素

首先，生理与心理发展特点。周亚森（2023）和刘潇潇（2020）指出儿童期是情感需求旺盛且社交能力形成的关键阶段，留守儿童因大脑前额叶皮层发育未成熟，情绪调节能力较弱，面对亲子分离时更易产生持续性孤独感。例如，小学高年级留守儿童因自我意识增强，对“被抛弃感”更为敏感，孤独倾向得分显著高于低年级群体。 刘飞飞（2024）和沈景亭（2016）的研究表明性别差异显著，女生更易因细腻的情感感知和社会角色期待，表现出更高的孤独感、社交焦虑及对人际冲突的过度敏感。

其次，认知与应对方式。周亚森（2023）和王凡（2023）的研究提到低自尊与消极归因模式是核心机制。留守儿童常将社交挫折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形成“自我否定—社交退缩—孤独感加剧”的恶性循环。如研究表明，孤独感高的儿童对“同伴拒绝”的归因更偏向内部稳定因素（如“我天生不招人喜欢”）。董振（2024）的研究指出留守儿童应对策略单一，倾向采用回避或攻击方式处理人际矛盾，进一步阻碍社会支持网络建立。

3.2 家庭因素

一是亲子分离与监护缺失。周亚森（2023）、刘潇潇（2020）和沈景亭（2016）的调查都显示分离时长与孤独感呈正相关。父母外出务工超过1年的留守儿童，孤独倾向检出率是分离半年以下群体的2.3倍。分离导致的“情感饥饿”难以通过隔代监护或电话沟通弥补，特别是母亲缺位会显著降低儿童情感安全感。王凡（2023）和董振（2024）的调查结果发现监护质量是关键变量。隔代监护普遍存在“重生存轻心理”现象，祖辈因文化水平限制，难以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和社交引导。

二是家庭结构与关系。沈景亭（2016）和俎雪锋（2023）的研究显示单亲留守（尤其父亲留守）儿童孤独感更突出，因父亲角色常伴随规则教育缺失和情感表达不足。父母婚姻不稳定（如离异、争吵）的留守儿童，孤独感得分比完整家庭儿童高18%～25%。董振（2024）的调查发现经济压力间接加剧孤独。贫困家庭儿童因物质匮乏产生自卑，主动疏离社交活动，形成“贫困—社交孤立—孤独感”链条。

3.3 学校因素

一是教育环境与同伴关系。王凡（2023）、刘飞飞（2024）和贾慧芳（2024）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匮乏，缺乏专职心理教师，导致孤独感筛查和干预滞后。班级中“留守儿童标签化”现象普遍，非留守学生的排斥行为使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增加。周亚森（2023）和董振（2024）的研究结果发现学业压力与社交技能断层形成恶性循环。学习困难的留守儿童易被教师忽视，进一步削弱其课堂参与感和同伴接纳度。

二是师生互动质量。王凡（2023）和曾媛辉（2022）的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对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不足，仅23%的教师会主动关注其情绪变化。批评式教育易引发留守儿童的自我封闭，而鼓励式反馈可使孤独感降低。

3.4 社会因素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与文化变迁。俎雪锋（2023）调查结果发现户籍制度导致留守儿童无法随迁入学，被迫留守产生“制度性孤独”。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传统文化瓦解，邻里互助网络弱化，减少了儿童非正式社交支持。

其次，社区支持与政策干预。王凡（2023）发现农村社区缺乏儿童活动空间（如图书馆、体育设施），限制了同伴交往机会。现有政策多侧重物质救助，心理干预项目覆盖率不足15%，且缺乏长效跟踪机制。

最后，媒体与社会认知。俎雪锋（2023）和马思玥（2023）的研究结果显示大众传媒对留守儿童的“弱势化”叙事，强化了其自我边缘化意识。社会偏见使留守儿童在公共场合遭遇歧视，进一步抑制社交意愿。

4 流动儿童心理孤独干预机制和现存问题

4.1 流动儿童孤独感干预研究

4.1.1 家庭干预：从情感支持到教养方式优化

家庭作为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核心场域，其干预研究聚焦于亲子互动质量与家庭功能的改善。郑云鹏（2015）的成长性团体辅导研究表明，家庭支持缺失会导致流动儿童自我表露水平低下，而通过团体干预提升自我表露能力后，其孤独感显著降低。朱诗思（2017）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父母外出打工情况影响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其中跟随父亲外出打工的流动儿童孤独感水平相对较高，而与母亲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的流动儿童孤独感较低，这提示在家庭干预中应注重母亲在亲子情感联结中的关键作用。

4.1.2 学校干预：从心理健康课程到团体辅导

学校干预以团体心理辅导和校园环境优化为核心。裴永光等（2016）通过对比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发现，公立学校因师生关系更和谐，流动儿童孤独感显著更低，建议学校建立心理档案并开展针对性课程。付佳茵（2018）的研究表明，班级戏剧干预能有效降低流动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和孤独感，实验组在干预后社会退缩行为得分显著降低，孤独感总分下降，这为学校开展艺术形式的团体干预提供了新路径。袁晓娇和方晓义（2018）发现，老家身份认同代沟对流动儿童孤独感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在公立学校中该预测力更强，提示学校干预需关注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冲突，可通过 “文化认同工作坊” 帮助其整合城乡身份。

4.1.3 社会支持与团体工作：从资源整合到社区联动

社会支持干预强调多主体协作与社交网络构建。付佳茵（2018）的研究还表明，不同内容的谈话训练对流动儿童社会退缩行为和孤独感有显著干预效果，其中谈论心理状态组的效果优于谈论行为组，后测中谈论心理状态组孤独感总分降至 67.90±7.724，显著低于控制组的 92.20±4.662，这提示社会干预中可通过引导流动儿童关注他人心理状态来改善其社交能力。

4.1.4 个体心理干预：从自我表露到认知重构

郑云鹏（2015）的干预研究表明，自我表露水平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r=-0.559，p<0.01），通过 8 次成长性团体辅导（如 “自我认知画像”“正向自我陈述”）可使流动儿童自我表露得分提升 4.42±3.16，孤独感随之下降。朱诗思（2017）进一步采用叙事治疗对留守儿童进行个案干预，通过外化问题、重写生命故事等技术，使个案的知觉歧视水平从 4 分降至 2.8 分，孤独感从 53 分降至 45 分，证明叙事治疗能有效改善流动儿童的孤独感。该干预通过引导个体重新建构对 “留守身份” 的认知，如将 “孤独” 定义为 “暂时的情绪体验” 而非固定身份标签，从而降低其心理隔离感。付佳茵（2018）的研究发现，谈话训练可显著降低流动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及孤独感，其中谈论心理状态组（如分析故事中角色的情感动机）较谈论行为组效果更优，后测中谈论心理状态组孤独感总分降至 67.90±7.724，显著低于控制组（92.20±4.662）。这提示个体干预中引导儿童关注他人心理状态（如共情训练），可通过提升心理理论能力改善社交互动质量，进而缓解孤独感。

4.2 现存问题与研究局限

一是干预方法上短期效应显著但长效机制缺失。多数研究（吴丽碧，2017；付佳茵，2018）的干预周期集中在 6～8 周，缺乏半年以上的长期追踪。朱诗思（2017）虽通过个案研究验证了叙事治疗的短期效果，但未追踪干预结束后3个月以上的心理状态变化，难以排除孤独感反弹的可能。袁晓娇（2018）的追踪研究仅持续1年，且未涉及干预措施的长效性评估，导致难以明确亲子关系中介作用的持续影响。

二是样本区域与群体覆盖单一化。现有研究样本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如广州、温州）及中西部特定区域（如贵州纳雍县），对农村地区流动儿童、城乡结合部群体覆盖不足。付佳茵（2018）的样本仅来自成都两所学校，未涉及不同迁移年限（如短期流动 vs 长期流动）的群体差异；袁晓娇（2018）虽区分了公立学校与打工子弟校，但未涵盖辍学或未入学的流动儿童，样本代表性受限。

三是干预策略上同质化严重且个性化不足。现有干预多采用标准化团体方案（如 “社交技能训练”“情绪管理”），缺乏对个体差异的细分。朱诗思（2017）发现，四年级留守儿童的知觉歧视水平最高，但现有干预未针对不同年级设计分层方案；袁晓娇（2018）指出，老家身份认同代沟对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孤独感的预测力更强，但干预措施未区分不同教育安置下的需求差异。此外，付佳茵（2018）发现家庭收入与社会退缩行为相关，但现有研究极少结合经济背景设计个性化干预。

四是理论支撑上多学科整合不足。干预研究主要基于心理学理论（如社会支持理论、叙事疗法），较少结合社会学与教育学视角。如，袁晓娇（2018）虽提出 “文化适应代沟压力模型”，但未将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分配等结构性因素纳入干预设计；朱诗思（2017）发现同伴是知觉歧视的主要来源，但未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构建 “同伴支持干预网络”。付佳茵（2018）提到生活事件对孤独感的影响，但未结合教育学中的 “生态系统理论” 设计家庭—学校—社区联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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