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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转型阶段，其心理健康状况对整体发展轨迹有着深远且持久的影响（Rapee R M et al.，2019）。抑郁情绪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持续的心境低落、兴趣与愉悦感的显著丧失以及精力水平的明显下降等。从全球范围来看，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Deng et al.，2023；Goodwin et al.，2022），这一现象与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压力因素紧密相连，如学业竞争的日益激烈（Steare et al.，2023）、社交关系的复杂多变（Cooper et al.，2021），以及个体自我认同探索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等（Rapee R M et al.，2019），均可能成为诱发抑郁情绪的潜在应激源。依据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Stanley Lazarus）的应激与应对理论，抑郁状态可被视作个体在遭遇难以有效应对的压力情境时产生的一种心理应激反应，而个体采用的应对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应激反应对其心理健康的后续影响走向。在中国，已有研究表明，近十年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在抑郁症状检出率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于晓琪 等，2022；张亚利 等，2022；陈雨濛 等，2022；黄潇潇 等，2022），但总体而言，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这一现状凸显了深入探究青少年抑郁问题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抑郁情绪可预测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自杀意念是抑郁严重程度的标志（Gijzen et al.，2021）。作为自杀行为的重要前驱风险因素（Klonsky et al.，2016），自杀意念始终是学术界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自杀意念引发的自杀风险，不仅对青少年个体的生命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时也给其家庭及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与社会成本。而自尊作为个体对自身价值与能力的主观认知与评价体系，在维护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Baumeister et al.，2003）。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自尊水平与抑郁症状之间呈显著负向关联，即自尊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较低程度的抑郁症状（张向葵，田录梅，2005）。更为关键的是，自尊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自杀意念，表明较高的自尊水平可有效降低个体产生自杀意念的风险概率。此外，自尊还可通过抑制体验回避等风险因素，进一步缓冲其对自杀意念的潜在不良
影响。

抑郁症急性发作常伴随严重家庭功能障碍，且即使患者的抑郁情绪缓解，家庭压力仍旧存在，并可能导致抑郁复发及自杀风险（Keitner & Miller，1990）。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对个体心理健康发展具有全面性与基础性影响。家庭功能涵盖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模式、情感支持力度、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角色分工等多个维度，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塑造作用贯穿于整个青少年时期（Olson，1986）。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家庭期望、社会比较等因素可能在青少年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刘晓凤 等，2020；游雅媛 等，2017）。具体而言，家庭功能的良好运作能够为青少年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与积极的成长环境，有助于促进其积极自我观念的形成及有效应对策略的发展，从而增强青少年抵御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侵蚀的心理
韧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青少年抑郁状态、自尊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系统考察家庭功能在这一关系网络中的调节作用机制，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抑郁情绪正向预测自杀意念；（2）在抑郁——自杀意念的路径中，自尊起中介作用；（3）家庭功能调节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的直接路径，且调节自尊中介模型的总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广东省某高校大一共5242名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数据缺失、有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4991份。本研究最终基于这4991名被试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男生1908人，占38.2%，女生3083人，占61.8%；被试平均年龄为18.19±1.01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抑郁情绪的测量

PHQ-9是基于DSM-IV（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设计的抑郁症状评估量表，共9个条目。涵盖情绪低落、失去兴趣或快乐感、睡眠问题、疲劳感、食欲改变、自我评价、注意力问题和自杀或死亡念头等抑郁症常见症状（Kroenke et al.，2001）。大量研究中，PHQ-9量表作为一种用于评估个体是否存在抑郁症状及其严重程度的自评量表，被试根据过去两周内的状况，选择最符合自己状况的答案。采用4级评分制，从“没有或很少时间（不到1天）”到“几乎每天”，分别记0～3分，总分范围是0到27分（0～4分正常，5～9分轻度抑郁，10～14分中度抑郁，15～19分中重度抑郁，20～27重度抑郁），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852。

2.2.2 自尊量表

本研究采用罗森伯格（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用以评定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与自我接纳程度，是目前我国使用较多的自尊测量工具。该量表共10个题目，如“我对自己持肯定态度”，“我感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等，采用4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1～4分，得分越高说明自尊程度越高。其中，其中3、5、9、10题反向计分，根据中国文化特点，第8题无需反向计分。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895。

2.2.3 家庭功能

本研究采用家庭功能问卷（又名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APGAR），由斯米尔克斯坦（Smilkstein，1984）编制，该量表共5个题目，如“我满意于当我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助于家人”“我满意于当我希望从事新活动，或是有新的发展方向时，家人能接受并给予支持”等，测量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等5个方面的内容。每个条目采用3点计分，从“从不”到“几乎总是”0～3分记分，总分0～10分，分数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好。总分7～10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4～6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0～3分表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该量表采取3级评分方式，从0（几乎很少）～ 2（经常这样），总分从0～10分，得分越高，家庭功能越好。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7，信度较好。

2.2.4 自杀意念问卷

自杀意念的评估采用PHQ-9中的第9条目，即“在过去两周内，你是否有不如死掉或用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念头”，用于评估自杀意念，选项从“从来没有”到“几乎每天”分为4个等级，采用0～3分评分。划界分为1分，即得分大于等于1分表明参与者有自杀意念。以往文献表明，PHQ-9第9条目能准确识别具有自杀意念的样本（Simon et al.，2019），通过该条目筛查出的个体未来自杀风险更高（Wu et al.，2020；胡星辰 等，2014）。PHQ-9量表及第9条且被广泛应用于中国青少年群体，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Wang et al.，2014）。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在征得被试所在学校领导、教师，以及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测试，问卷全部当场回收并致谢。本研究采用SPSS 25.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鉴于研究中部分变量如网络游戏成瘾、非适应性认知等为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偏差矫正Bootstrapping法进行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若95％置信区间不包括零，则表示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另外，为了减小多重共线性，统计过程中对自变量、中介变量、乘积项等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青少年的自我报告，为保证结果的严谨性，首先需要排除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因子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5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3.15％，小于40％的临界标准。由此可知，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及其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抑郁状态与自杀意念正相关（r=0.531，p<0.01）、与自尊、家庭功能、领悟社会支持、性别负相关
（r=-0.420，p<0.01；r=-0.315，p<0.01；r=-0.281，p<0.01；r=-0.061，p<0.01）；自杀意念与自尊、家庭功能、领悟社会支持负相关（r=-0.296，p<0.01；r=-0.247，p<0.01；r=
-0.2066，p<0.01）、与性别正相关（r=0.082，p<0.01）；自尊与家庭功能、领悟社会支持呈两两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of all variables

注：N=4991。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1，女生=2。*p<0.05，**p<0.01。

3.3 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的关系：自尊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海耶斯（Hayes）编写的SPSS宏PROCESS插件Model4，对标准化后的变量进行分析，同时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对中介模型予以检验。如表2所示，抑郁情绪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β=0.49，p<0.001），同时负向预测自尊水平（β=-0.42，p<0.001）；自尊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0.09，p<0.001）。

表 ２ 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Mediation model tesst

注：未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标准误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

3.4 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

采用海耶斯（Hayes）编写的SPSSS PROCESS宏版本4.1 Model 59，对标准化后的变量进行分析，同时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对带有调节效应的中介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抑郁情绪与家庭功能的交互作用对自尊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٠.٠١，p>0.05，95% CI=［-0.03，0.02］），这表明在自尊的中介路径中，家庭功能无显著调节作用。但该交互作用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9，p<0.001，95% CI=［-0.11，
-0.07］），这表明家庭功能在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注：未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标准误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

如图2所示，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无论家庭功能水平如何，抑郁情绪的增加均与自杀意念的增强呈现正相关趋势，且家庭功能在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起到显著调节作用（β=-0.09，t=-7.48***，p<0.001）。具体来说，当家庭功能水平较低时，抑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从图中低家庭功能线（蓝色虚线）的斜率较红色实线更陡可以
看出。

图 2 家庭功能对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总的来说，抑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一部分通过抑郁情绪——自杀意念的主效应路径实现，另一部分通过自尊作为中介实现，在抑郁情绪——自杀意念的路径中，家庭功能起调节作用。该模型强调了家庭功能和自尊在预防自杀意念中的潜在保护作用。

4 讨论

4.1 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

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是心理健康研究的核心议题。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这一发现与既往研究一致，表明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与自杀意念的强度密切相关（Gijzen et al.，2021；Klonsky et al.，2016）。抑郁可能导致个体体验绝望、无助和自我价值感下降，这些心理状态被视为自杀意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才智 等，2015）。此外，抑郁通过削弱社会功能和人际关系，也可能间接增加自杀意念的风险（Joiner et al.，2005）。国内外研究进一步指出，无论是青少年、大学生还是成年人，抑郁情绪均是自杀意念的重要预测因素（Degirmenci Oz et al.，2024；石绪亮 等，2020），特别是在中国的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这一联系尤为显著。鉴于此，心理健康干预应优先关注抑郁情绪的识别和管理。药物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及其他心理干预措施可能有效缓解抑郁情绪，从而降低自杀风险。未来研究应关注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关系的中介机制，如认知因素、社会支持，以及文化因素在该关系中的作用。不同干预策略的效果评估也值得深入探讨，以优化心理健康干预实践。

4.2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尊在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自尊水平的提高可有效减弱抑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这一发现印证了自尊在心理健康中的保护性作用（刘慧瀛，王婉，2017；张向葵，田录梅，2005），自尊通过增强个体的应对能力、保持自我认同和目标导向，为抵御负性情绪提供了心理资源，从而在面对抑郁情绪时降低自杀意念的风险（Baumeister et al.，2003）。心理健康干预应重视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从而减轻抑郁情绪的影响。此外，学校和社区项目可通过培养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和社会适应能力，提升自尊水平，进而实现自杀意念的预防。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自尊与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交互作用，评估不同干预措施在提升自尊方面的效果，并明确这些措施在不同人群中的适用性，以优化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4.3 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家庭功能在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显著调节作用。家庭作为个体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通过提供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帮助个体应对抑郁情绪，降低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研究表明，高水平的家庭功能能够缓冲抑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与情感支持、有效的家庭沟通及增强社会支持网络有关（李婷婷 等，2024；陈静，施旭爱，2024）。强化家庭功能的干预措施，包括家庭治疗、亲子沟通培训及家庭支持团体等，可有效减少抑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家庭功能与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明确不同家庭干预策略在优化家庭功能和减少自杀意念方面的效果，尤其是在文化差异显著的背景下。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揭示了抑郁情绪、自尊、家庭功能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但仍存在局限性。首先，横断面研究设计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未来应采用纵向研究以揭示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其次，样本可能存在选择偏差，数据的外部效度有限。此外，自我报告方式也可能受到个体主观性影响，降低结果的准确性。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结合更广泛的样本，涵盖不同文化、社会经济背景和年龄群体，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遍性。结合生物学指标和神经影像学方法，可进一步揭示自杀意念的神经机制。通过拓展研究方法与对象，未来研究有望为自杀预防和干预提供更精确的科学依据。

4.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抑郁情绪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是自杀风险的关键因素。（2）自尊在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表明提升自尊可能有效降低自杀意念。（3）家庭功能对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良好的家庭环境可能缓解抑郁情绪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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