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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北京儿童医院增设了一个新的门诊——拒绝上学门诊，开诊至今不足一年，便已接诊近万人次（李松林，2025）。该门诊的“火爆”，反映出近年来青少年拒绝上学（以下简称“拒学”）的人数正在持续增加，青少年拒学问题已然发展为了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

这一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间，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的近几年里，快速席卷全球，成了教育界的一大难题。2022—2023学年全美有约30%左右的学生正受到慢性缺勤问题（即学生缺勤10%课时及以上）的困扰，其中慢性缺勤率最高的州达到了47% 。而在英国，根据英国教育部所公布的2023—2024学年相关数据，慢性缺勤率也达到了20.7%（Department for Education，2024）。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教育部）2023年度的数据显示，中小学不登校人数（指学生在一学年内因除疾病或经济以外的原因累计缺席30天及以上）合计超34万人，较2018年增长一倍有余，且已连续三年增幅超过10%（文部科学省，2024）。

相较之下，我国仍然缺少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相关数据统计，仅有个别地区的零星统计，且时间距今也已相隔甚久。如2016年针对广州市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青少年拒学行为检出率已达22.5%，且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从小学阶段的4.5%，到中学阶段的24.6%，再到高中阶段的37.6%（陈玉霞 等，2016）。这一局部的数据令人不安，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我国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可能还潜伏着更大的隐患。

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与门诊医生共同指出，青少年拒学现象的形成，与其家庭内部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Kearney C A，2008；张春雨 等，2024）。不同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氛围是否融洽、亲子间相处方式是否和谐等诸多方面，都会对青少年拒学情况产生不同的影响（李刚 等，2017；Ollendick D G，1979）。

此外，与拒学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同样值得引起重视，即青少年拒学后所引起的社交回避、自我封闭，甚至演变为长期足不出户，与外界隔绝的情况。日本是最早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的国家，并将其称作“茧居/蛰居（引きこもり，hikikomori）”。日本的相关研究表明，不登校已成为导致青少年茧居的重要诱因之一。而长期与社会脱节，会使青少年的各方面重要社会功能受损，当下无法融入、未来也难以回归正常社会，在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造成诸多严重的不良影响（师艳荣，2024）。由于茧居的实质是一种压力下的退缩行为，因此茧居族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自杀、强迫行为、成瘾行为等风险（Chu C C & Chan E S M，2016；Raguram Y & Noma K，2019）。这一现象同样并非日本所独属，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港台地区，普遍称其为“隐蔽青年”。

综上所述，现如今青少年拒学问题逐渐呈现出规模化、慢性化的特征，已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但我国仍缺乏全面的统计数据，且由拒学所引起的茧居现象同样需要得到足够重视。因此本研究收集了全国221例持续拒学青少年家庭的调查数据，尝试概括其家庭特征，分析拒学问题出现的时间、学段变化特征，及其与茧居风险的关系，旨在构建我国拒学青少年的家庭生态典型画像，并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在拒学青少年家长互助社群中发放线上问卷的形式招募研究对象，招募标准为：（1）青少年在拒学问题出现时年龄≤19岁，且未取得高中毕业资格；（2）青少年在至少两周的时间内，缺课超过25%的总学时，且至少有两周的时间存在严重的上课困难，并对其或其家庭的日常生活造成明显干扰，和/或在任何15周的上课期间缺勤10天及以上；（3）青少年智力水平正常。排除标准：（1）青少年年龄超过20岁；（2）已经复学成功。

共计230位拒学青少年家长参与了研究，有效问卷为221份，有效回收率为96.1%。其中，23份由父亲填写，196份由母亲填写，2份由其他亲属填写；拒学青少年中，82名为男孩，139名为女孩；年龄介于6～19岁（包含）之间，平均年龄为14.8岁；133人为独生子女，88人为非独生子女；拒学问题出现时间介于2015年至2024年间。

本研究获得北京联合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114172023001），所有参与者均知情同意。

1.2 工具

1.2.1 拒学青少年父母亲职压力问卷

本研究采用拒学青少年父母亲职压力问卷中的“孩子的综合表现”维度作为测量青少年拒学严重程度的工具。该量表由何颖鑫于2024年编制。其中，“孩子的综合表现”维度包含11个条目，主要涉及青少年拒学后的一些行为表现，包括社交焦虑、情绪状态、生活作息三个方面。量表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拒学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系数为0.84。

1.2.2 茧居风险确认表（杉浦孝宣，2020）

本研究采用茧居风险确认表作为测量青少年茧居风险的工具。该量表出自杉浦孝宣所著的《拒学，不要抢救》一书，共有三个维度，其中“家长的态度”维度包含7个条目，“子女的状况”维度包含10个条目，“亲子关系”维度包含4个条目。量表采用两点计分法（“是”计1分，“否”计0分），最高分为21分，得数越高，茧居风险越高。0分至2分代表无茧居风险或茧居低风险，3分至9分代表茧居中风险，10分至21分代表茧居高风险。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系数为0.78。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对家庭特征、青少年拒学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对不同拒学持续时间的拒学严重程度和茧居风险、不同学段的拒学严重程度和茧居风险进行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对拒学严重程度与茧居风险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拒学青少年家庭特征分析

问卷填写者以母亲为主，约占88.7%，父亲约占10.4%，其他亲属约占0.9%。参与者家庭现居地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共覆盖了全国27个省市，其中数量最多的前三名分别是北京市、广东省、山东省。拒学青少年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146例，约占66.1%）和扩展家庭（44例，约占19.9%）为主，单亲家庭（23例，约占10.4%）次之，重组家庭（3例，约占1.4%）及其他情况（5例，约占2.3%）较少。拒学青少年为独生子女的情况较为多见，有133人，约占60.2%；不过非独生子女的情况同样值得重视，共有88人，约占39.8%。

表 1 拒学青少年家庭地域分布表（N=221）

Table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amilies of adolescents with school refusal (N=221)

2.2 青少年拒学特征：学段分布、发生月份与持续时间

拒学特征具体分布如表2所示。从拒学问题出现的学段层面来看，拒学情况整体随着学段的提升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出现明显的增多，于初二年级达到峰值，并在小学高年级至高一年级持续维持在高位。

从拒学问题出现的月份层面来看，拒学问题的出现存在两个峰值，分别是3月、4月与9月、10月，其中9月和10月这一峰值情况最为明显，两个月共计出现100例，约占所有数据的45.2%。

拒学问题持续的时间从一个月到三年以上不等，其中，占比最高的情况为拒学持续一至三个月，即近期新出现的拒学情况；但值得一提的是，持续时间超过半年，即拒学至少一整个学期以上的情况，占比超过六成，达到64.3%。

表 2 拒学特征表（N=221）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refusal (N=221)

2.3 拒学持续时间与拒学严重程度和茧居风险的关系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拒学持续时间下的拒学严重程度得分（F（1，5）=2.69，p=0.022，η2=0.06）和茧居风险得分（F（1，5）=8.52，p<0.001，η2=0.17）均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检验（Tuckey’s LSD）发现，拒学持续一至三个月时的拒学严重程度得分显著低于持续四至六个月（p=0.015）、七个月至一年（p=0.006）、一至两年（p=0.030）和持续三年以上（p=0.003）时的得分；拒学持续一至三个月时的茧居风险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所有持续时间（p均≤0.001）的得分；其余持续时间之间无显著差异。

表 3 不同拒学持续时间下拒学严重程度及茧居风险的描述性统计表（N=221）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severity of school refusal and risk of hikikomori based on different durations of school refusal (N=221)

2.4 学段与拒学严重程度和茧居风险的关系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学段下拒学的严重程度得分
（F（1，8）=2.86，p=0.005，η2=0.10）与茧居风险得分
（F（1，8）=2.53，p=0.012，η2=0.09）均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检验（Tuckey’s LSD）发现，小学低年级的拒学严重程度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学段（p均<0.01）的得分；小学低年级的茧居风险得分显著低于除高三以外的其他所有学段（p均≤0.01）的得分；其余学段之间无显著差异。

表 4 不同学段下拒学严重程度及茧居风险的描述性统计表（N=221）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severity of school refusal and risk of hikikomori across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N=221)

不同学段的茧居风险程度如表5所示。由表可见，茧居低风险的人数较少，且变化的幅度不大；茧居中风险人数与茧居高风险人数变化幅度大体相同，均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大幅增长，于初二达到峰值，并在小学高年级至高一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

表 5 不同学段的茧居风险程度

Table 5 Levels of hikikomori risk across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2.5 拒学严重程度与茧居风险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拒学严重程度得分（M=45.49，SD=11.17）与茧居风险得分（M=9.14，SD=4.30）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220）=0.42，p<0.001。

3 讨论

青少年拒学问题在近些年间逐渐发展成了教育界一大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与网络平台的飞速发展，更是使得许多青少年难以适应线下的学校生活，加剧了本就严峻的青少年拒学情况。毫无疑问的是，青少年长时间脱离稳定的学校生活，会为其本人和家庭都平添许多负担。首当其冲的便是学业表现下降，学生无法跟上教学进度导致休学、留级，乃至辍学，会在其未来的升学与择业方面都埋下隐患（阮琳燕 等，2023）。

此外，更值得担忧的是，拒学问题与茧居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拒学的青少年如果不及时干预，在脱离学校这一稳定的社交环境后，可能在受到内部与外部许多压力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焦虑、抑郁、低自我价值感等心理问题，进而选择闭门不出，回避社交，致使正常的社交功能受损，发展为“茧居族”（师艳荣，2024）。且这种可能性随着拒学时间越久、严重程度越高而更高。加之网络的快速发展，青少年会更容易将注意力投入到虚拟世界中，但不同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参差不齐，难以确保青少年能够形成稳定、正确的价值观，这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许多专家与学者都曾明确指出，青少年拒学的成因除其本人的个人因素以外，家庭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明晰拒学青少年的家庭生态特征，对于缓解如今已较为严峻的青少年拒学问题而言，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本研究的数据显示，青少年拒学问题在全国至少27个省市当中都有出现，其中数量最多的前三名分别是北京市、广东省、山东省。尽管本研究的数据并不能完全代表当下我国青少年拒学情况的分布，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问题已经蔓延到了我国许多地区，且现实情况很可能比本研究数据所体现得更甚，这表明在青少年的拒学问题在全国都应当引起重视。

其中，拒学青少年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为主，二者合计占比达86%；拒学青少年中独生子女约占六成，非独生子女约占四成，总体比例约为3∶2。数据表明这些家庭当中的家庭结构情况与独生子女方面的情况基本与我国主流家庭中这两方面的情况高度吻合。因此，无论从地域分布上而言，还是从家庭的构成情况而言，拒学青少年的家庭特征与普通家庭趋势基本一致，并未显示出显著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研究同样验证了拒学问题和茧居风险存在着显著的关联性，两者的发展呈现基本相近的趋势，即拒学问题发生的前三个月里，严重程度与茧居风险均会显著好于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且持续时间越长，情况越差。这意味着，是否能够在拒学问题发生的初期进行应对与处理，是决定拒学问题和茧居问题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数据来看，拒学问题的出现具有学段敏感性与时间敏感性：从学段层面来看，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在初二达到顶峰并在整个初中阶段及高一维持在高位；从时间层面来看，呈现出两个高峰，其一在3月至4月，其二在9月至10月。每年的开学季成为触发拒学问题的临界点，折射出假期后的返校适应可能存在着系统性困境，因此，从小学高年级开始着重关注寒、暑假后的返校阶段，是及时发现和应对拒学问题的关键时间节点。

结合表2与表5的结果，不难发现初二年级是拒学问题和茧居风险的峰值，推测原因可能是因为与小学相比，初中的学习节奏加快、科目增多，在渡过了初一年级的适应期，升入初二年级之后，学习难度较之前有大的提升。而在导致青少年拒学的原因中，来自学业方面的压力则是最为直接的原因之一（史晓宇 等，2023；李雨霏 等，2024）。青少年由于学业表现未能达到预期而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表现为惧怕考试和排名。初二年级学习难度的大幅提高，使部分学生难以跟上教学进度，考试成绩不理想，加之前文所述来自家庭中对学业表现的严格要求，从而产生畏惧心理和退缩的念头，出现拒学的问题。而这一现象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初二年级的顶风现象，但背后的原因在小升初、初升高等关键阶段同样值得引起重视。

综上所述，拒学青少年的家庭特征基本与我国主流家庭相差无多，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独特性。并非像大众普遍认为的那样，其只会出现于一些特殊情况的家庭之中，而是与之相反，主要出现于主流的家庭之中。故家庭的基本特征并不能作为识别拒学问题的敏感条件，主流家庭同样应当对子女的相关情况细心留意，并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到高一年级为拒学与茧居问题的高发期，其中以初中阶段，尤其是初二年级最为严重，爆发时间多集中于假期后的开学季。这警示学校应当在返校后加强对学生的观察与了解，及早发现，及早干预。且在对拒学问题采取措施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与之相伴相生的茧居风险。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数据覆盖范围有限，尚不能代表全国范围内的综合现象，且样本仅覆盖到主动求助的家庭，可能受到幸存者偏差的影响，后续研究应当扩大数据收集的范围，以使得样本更具代表性。当然，研究者也呼吁能够尽早建立国家官方的相关数据库，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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