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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是一个心理问题多发的群体，要把他们改造好，首先必须解决好其心理问题，在认知调整、情绪管理、意志行为方面帮助其恢复正常的心理健康状态，循证矫治，顺利完成再社会化。

监狱这一封闭的特殊环境和服刑改造这一特定的生活模式与现实，决定了监狱对罪犯开展心理健康维护的必要性。罪犯之所以犯罪，本身就存在一些不合理认知、消极的行为应对策略等不健康心理，继而经历羁押、判刑、入狱等一系列重大生活事件，必然导致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挫折感，在交往受限、行为约束的监狱生活中，容易导致压抑、紧张、恐惧、焦虑、多疑、冲动等消极心理[1]，轻则影响罪犯的环境适应，重则引发严重的监管事故。而且心理健康工作对于罪犯刑满回归社会，不再重新犯罪，成为具有良好心理适应能力的社会人也至关重要。然而，开展好心理矫治工作必须以了解罪犯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基础。

掌握罪犯的心理健康状态，可以在监管与教育方面更有针对性，有效降低监管安全事故的发生及提高改造质量。因监禁对象的异动，以往的心理普查结果仅能反映当时样本的情况，对于目前的押犯群体心理健康状态的了解，参考价值不大，而且症状自评量表反映的只是近期的压力特点。因此，对不同罪犯群体定期开展心理普查，具有实践意义。此次普查使用的工具为一般健康问卷（GHQ-12），较通常使用的SCL-90更简便，可以检验其作为备选工具的可行性。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2021年12月，对某狱全体在押罪犯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研究对象均为男性，本研究涉及国家监管单位，已征得监狱领导的知情同意，确保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本研究也征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所得调查数据仅供研究使用，遵循保密原则，不会影响其改造质量的评定。

1.2 研究对象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1）在押罪犯；（2）有良好的认知能力，意识清楚。排除无法进行语言交流的聋哑罪犯、重病住院罪犯、文盲罪犯、涉黑涉恶罪犯（近期已进行过专项调查研究）。

1.3 指标收集和研究工具

一般资料收集包括研究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执行刑期、剩余刑期等5个基本信息。

心理健康状况采用一般健康问卷。该量表是David Goldberg于1972年编制的自评量表[2]。可以供全科医生在日常诊疗中发现有精神卫生问题的疑似病例，也可以用作社区居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筛查工具，为同类量表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工具之一。目前运用较多的是GHQ-12，其主要用途为筛查。GHQ-12共包括12个条目，分别评定以下症状：睡眠减少，精神紧张，注意力不集中，无用感，不能面对问题，决定困难，不能克服困难，愉快感丧失，兴趣丧失，抑郁，自信心丧失，无价值感。量表的评分均采用WHO研究推荐的0-0-1-1评分：即0分为无临床意义的症状，1分为症状具临床意义，用作筛查时更为简洁明了，评定的依据为“与平时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评定的时间范围一般为过去1周或1个月，一次评定一般可以5分钟内完成。

结果统计。单项分：按0-0-1-1计分法，其结果为0分和1分两级，0分为无具临床意义的症状，1分为有症状。总分：为GHQ最主要的统计指标，总分愈高，心理健康水平愈差，总分范围为0-12分，其分界值为3分。GHQ总分的Crombach α为0.85，重测信度0.90，分半信度0.85。

1.4 资料收集人员

本研究调查由监狱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组织，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中心主任担任组长，并进行现场指导，调查问卷由各监区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司法警察统一实施，调查前均接受集体测试的相关培训。

1.5 资料整理和统计分析

将收集的所有自评量表进行整理，剔除无效的问卷，统一编码，导入EXCEL表格，再根据编码复核表格，确保录入信息的准确性。录入至SPSS 20.0，对GHQ-12总分以及12个症状个因子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定性资料计算频数和构成比以（%）表示，定量资料计算均数±标准差，对不同社会学人口特征、刑期因素等与GHQ总分比较，分类变量采用χ2检验进行分析。使用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某狱罪犯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设定为0.05。

2 研究结果

2.1 描述统计

本调查共发放55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183份，合格率为94.23%。5183名研究对象均为成年男性，平均年龄39.45±11.30岁，研究对象以50岁以下为主，占81.5%；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47.1%；未婚占43.7%，已婚占40.72%；研究对象最短执行刑期4个月，最长刑期为死缓（无期）；剩余刑期3年（36个月）以下占63.0%；一般资料详见表1，GHQ-12总分3分以上（常模）占42.1%，7分以下占82.4%（80百分比为6），各个项目调查情况详见表2。

表 1 一般资料

Table 1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表 2 GHQ-12各项目调查情况

Table 2 GHQ-12 project investigation status

2.2 两组平均数的差异比较

研究对象GHQ总分得分0-12（3.01±3.51），GHQ阴性2999人（57.86%），GHQ阳性2184人（42.14%），各项目阳性率最高的三项是“因为担忧而睡眠太少”“总感觉高兴不起来，心情压抑”和“总是感到精神紧张”。GHQ阳性组（总分≥3）和GHQ阴性组（总分<3）两组在年龄、执行刑期、剩余刑期等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文化、婚姻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表 3 GHQ-12总分阴性组和阳性组比较

Table 3 Total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negative group and the positive group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2.3 罪犯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将总分与文化、年龄、婚姻、执行刑期、剩余刑期作双因素相关分析，筛掉一些可能无意义的变量，再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和婚姻并无显著相关（p>0.05），故只对年龄、执行刑期、剩余刑期与症状的关系进一步探讨，见表4。

表 4 总分与各因素的相关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otal score and various factors

列GHQ-12总分≥3为阳性组，GHQ-12总分<3为阴性组，以此为因变量，对年龄、执行刑期、剩余刑期等3个可能影响研究对象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进一步分析，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剩余刑期的延长，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水平趋低。即相对于35岁以下，35至50岁和50岁以上的个体总分呈阳性分别是1.251倍、1.263倍；相对于剩余刑期3年以下，3至10年和10年以上的个体总分为阳性分别是1.259倍、1.508倍；而执行刑期的分类仅在3至10年组与症状有显著相关。详见表5。

表 5 罪犯心理健康状况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5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riminal mental health status

注：变量赋值（年龄：<35岁＝1，35—50岁＝2，>50岁＝3；刑期：<3年＝1，3—10年＝2，>10年＝3）。

3 讨论

3.1 罪犯心理健康整体情况

本研究显示，目前某狱罪犯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42.14%，高于闫柳青[3]、茹建国[4]等对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结论（7.1%、36.8%），与其他国内外关于罪犯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结论相符［5-9］。

结果表明，不良心理状态阳性率最高的三项是“因为担忧而睡眠太少”（39.6%）和“总感觉高兴不起来，心情压抑”（35.6%）和“总感觉到精神紧张”（27.2%），与以往对罪犯的心理普查结果相近[10]。表明在押罪犯目前睡眠质量较低，可能因为焦虑情绪，或者由于睡眠环境不佳，亦或因为犯罪事实给家庭和自身发展带来的情绪低落，罪犯在改造中予以严格管控，减刑假释等刑事奖励政策也有更多的限制，改造本身的压力相对而言更大，且26.5%的罪犯被执行10年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大，恶习较深，改造难度较大，需针对此类不良心理状态进行重点矫治，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通过课堂教育、团体辅导等活动培养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3.2 影响罪犯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

本研究表明，年龄35岁以上、执行刑期3至10年、剩余刑期3年以上是罪犯心理健康水平偏低的影响因素。

随着年龄增加，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也随之增长，这与之前王金龙[11]等采用GHQ-12量表评估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对象选择不同，本研究对象为在押男性罪犯，年龄较大者社会阅历丰富，可能参与犯罪时间长，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更大，在依法惩处后各方面的丧失更多。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罪犯面临躯体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缠身，生活质量下降，必然影响主观感受。调查表明，刑期越长的罪犯，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这与以往的研究相符。本研究对象执行刑期和剩余刑期在3年以上的比率分别是69.1%、37.0%，服刑时间越长，意味着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越大，反社会意识较强，面临的重大丧失风险越大，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更严重。同时，在熟悉监狱管理模式之后，装好倾向会更明显，容易形成监狱人格，改造难度会增加，这也是监狱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另外，此次普查发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与心理健康状况并无显著相关，与以往的研究不一致[10]。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整体文化水平得以提高。本次研究的对象，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29.1%，而这一部分文化水平偏低的罪犯，对生活的期望和对自己的要求不高，在心理层面表现出的压力较小。婚姻状况对心理健康无明显影响，一方面，离异与丧偶的占比较小（15.7%），另一方面，随着监狱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发展，罪犯会见、亲情电话、生活保障等各方面都有所改善，社会支持不断增强，对婚姻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引起罪犯改造情绪较大波动的可能性降低。

3.3 对在押罪犯的管控建议

在狱政管理层面，落实分押分管的基础上，严格互监包夹制度，确保每一名罪犯在可控范围之内，在改造岗位的分配方面，避免总分6分以上的罪犯有接触危险工具和独处的机会，专人负责其会见通信等与外界人员的各种交流，及时处置敏感信息。在教育改造层面，重点增强罪犯守法意识和法律常识，认识到违法犯罪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促其“认罪”；同时，帮助罪犯认识到犯罪行为对受害人、对家人和对自己的影响，所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促其“悔罪”；此外，还要帮助其认识到服刑改造是在承担犯错的责任，积极改造才能得到社会的谅解与接纳，才能获得更多的亲情支持，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尊严，树立“信心”；通过组织文体活动引导罪犯表达压抑的情绪，宣泄累积的负性情绪，缓解心理压力。在狱内侦查层面，对总分6分以上的罪犯要有相应的应急预案，有专门的信息渠道，时刻掌握其个体和群体的犯情动态，及时了解家庭亲情、其他罪犯、管理警察等对其的影响，防患于未然。在心理矫治层面，可以针对高分群体开展专题的心理健康知识讲座、主题活动、团体辅导等，对心理问题突出的个案进行重点工作，从心理（认知—情绪—行为）、生理、环境等方面综合评估与矫治。

3.4 罪犯群体心理普查工具

以往罪犯心理普查多选用《90项症状清单》〉（SCL-90），自评项目多，耗时较长，多次测试会产生敷衍心态，存在量表滥用的弊端。一般健康问卷（GHQ-12）作为本研究工具，能够有效筛查出心理健康问题，且项目较SCL-90少，测试时间短，统计分析更简便，可作用为心理普查中的备选工具，以降低练习效应和急躁、应付等消极心理的影响。今后还可以进一步对两个工具在罪犯群体的使用作比较研究，检验在筛查严重症状上的吻合度。

综上所述，某狱罪犯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监管单位需重点关注年龄35岁以上、执行刑期3至10年，剩余刑期3年以上的罪犯，对不同类型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与教育，促进个体改造质量的提高和再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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