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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蔽是现今的社会现象［1］，自1999年以来，有大量研究指出青少年“双待/隐蔽”（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and training，NEET）是反映现今社会家庭过度溺爱孩子的情况，是个体为逃避人际情境，不愿意与社会互动而产生的生理与心理反应［2-5］，且会进一步影响个体情绪而产生偏差行为出现［6］。因此，在童年至成年的阶段正是青少年生理与心理转型及统合的关键时期［7］，若辅以心理辅导及系统支持的方式进行介入，引导其对社会重新连结，能有效减低其“隐蔽”的程度［8，9］。

然而，早在20世纪初，阿德勒已就“隐蔽”相关议题提出论述，认为这些都是与个人目标、家庭及同侪关系不佳有所关联［10-12］。且以阿德勒心理学，又称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IP）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其核心观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自卑与超越，认为人的自卑感是一种补偿作用，是个体进步与成长的内部驱力，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换言之，人在自卑时会发挥潜能，追求卓越［10，13-15］。第二，目的论是强调选择与责任，认为人的行为与情绪是带有目的性，且任何时候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更需要为自身的行为负责［16，17］。换句话说，人能通过改变想法与行为继而改变感受，以致课题分离，重新选择生活。这也是现实治疗法（reality therapy，RT）的核心概念。第三，社会兴趣，强调归属感、社会连结与贡献他人，并认为人是社会性的，拥有高社会兴趣，其心理会较健康［11，17］。而不同研究也指出社会兴趣对个人心理、适应力及偏差行为有所关联［18-21］。

总的来看，IP理论的三个面向是强调想法、选择与责任。表示人能以正向积极的观念带来转变，且在任何时候都可通过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形态，并藉由超越自卑感，发展出社会兴趣而贡献他人，是现今正向心理学、认知学派、人本主义等理念的基础［22-24］。但其概念较倾向于意象学及人民主义方向，故其量度方式一直受到质疑，且每个理论都有其优劣之处，也没有一种疗法可以有效解决所有个案的问题［25，26］。因此近年有学者发现，运用同化整合（assimilative integration）模式协助求助者带来转变的效果更为显著［27，28］，当中，更证实了IP与RT两者的兼容性。换言之，以IP与RT相混合的同化整合模式能有效让求助者带来转变。但是，过往进行有关同化整合的研究一般以外国居多，且大多关注精神疾患方面，应用于隐蔽青少年方面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将以IP观点就个体、家庭来进行干预及介入，检视当事人在隐蔽中所面对的问题，分别就以下两方面进行探讨：（1）探讨阿德勒心理学在隐蔽青少年的个案成效；（2）结合现实治疗法和阿德勒心理学对隐蔽青少年的效果。就结果成效供学校体系辅导人员作参考，并为日后此方面的研究提出建议。

2 青少年“双待”与“隐蔽”的现况与分析

“双待”最早由英国的消除社会孤立组Social Exclusion Unit报告提出，意指16～18岁的非在学、非就业及没有参与任何培训活动的青少年［2］。然而，这个时期正是童年与成年之间的一个重要过程，是生理与心理的转型与统合，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7，29］。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对此社会现象的定义亦有所不同，在日本“NEET”又称“茧居族”（Hikikomori）是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的社交心理现象，反映青少年在家庭溺爱下成长并拒绝出门，是一种为逃避人际情境及不愿意与社会互动的反应［29，30］。且经由个人、家庭、学校与环境四个层面所影响：（1）个人层面与自我效能感低、自卑感及对他人的信任感有关［31，32］；（2）家庭层面，与父母的期望、管教方式有关［33］；（3）学校层面，与是否读书、同侪的接纳度，以及学校的成功经验有关［34］；（4）环境层面是与个体的社会连结及社会价值观有关［35］。

香港及澳门则有另一个名词——“隐蔽”来解释这种情况［36，37］。据澳门数据显示，在12～24岁，且最少三个月留在家中“不参与”或“间断参与”社会活动（如在学、就业、兴趣班等）的青少年，并依照其外在系统（小区、学校、工作、朋辈），及内在系统（家庭）的联系程度而划分为三级：（1）“隐蔽”意指青少年在非在学及非就业的状态下，持续超过三个月留在家中，且与外在系统没有联系，但仍与内在系统有所联系；（2）可能潜在隐蔽意指青少年在非在学及非就业的状态下，与外在系统或内在系统作有限联系。这反映他们与学校、工作或朋辈以间断及逐渐抽离的方式联络，以及与网友、家人作有限度的交流；（3）非隐蔽意指青少年有在学或就业的状态［37］。

近年，我国的香港与邻近地区（日本、韩国）青少年的“隐蔽”有持续上升的趋势［38-40］，并对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带来负面影响［41，42，5］。而香港则每20位青少年便有1位有“隐蔽”的情况，占青年人口的5%［43］，且会使他们进一步引发自卑及偏差行为，如辍学、暴怒、自残、攻击性行为等［44-46］。综上，“隐蔽”一般发生于童年与成年之间，是一种社会退缩现象。是受个人、家庭及环境所影响，也是青少年出现偏差行为的因素之一，而且都离不开个人的生理与心理反应，以及内、外系统这两个部分。基于不同背景与地区其定义不同的关系，故本研究将以澳门定义中对个人的影响方向进行探讨。

2.1 隐蔽青少年的偏差行为

偏差行为的概念，最早由莱默特（Lemert）于1951年提出［47］，是指人一生会不断发生不同程度的偏差行为，而“隐蔽”是一种社会性的偏差行为。其后，不同学者亦就此观点展开研究，并进一步把偏差行为归纳为受四种因素所影响，分别是个人、学校、家庭及社会因素［48-51］。且发现是人类身体及智力发展的过渡时期，其偏差行为一般发生在10～20岁这个阶段，与青少年成长有密切关系［52，53］。但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性且复杂的概念，会因应时间、地区或情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54-58］。

心理学则以个人因素观点解释偏差行为，是偏离社会心理和道德规范［59］，一般是指个人违反社会准则、社会规范及身份角色的行为，是个人在环境中遭遇困难，无法以自身能力及经验去克服而产生的反应［60］。可划分为“行为”与“情绪”两个部分。外向行为问题，意指违反社会规范，未能遵循角色身份的个人行为，如逃学/辍学、不守规条、撒谎、偷窃、伤害别人、破坏等。内向行为问题，意指情绪困扰问题而产生的行为反应，如退缩、自卑、恐惧、躲避群体（离群索居）、冷漠、固执等。

近年有研究发现，亲子沟通、管教与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关系［61，62］，而责任感及自我觉察是能有效调适偏差行为［63］。RT在应用于青少年偏差行为具正向影响，其作用是引导青少年察觉问题与克服困难［64，65］，从而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归属感与认同感，接受挑战降低“隐蔽”的程度。综上，青少年偏差行为都离不开个体“行为”及“情绪”，且有大量研究指出，RT能有效地干预偏差行为，协助青少年面对问题及现实。故本文研究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将会从心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个人无法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反应。

2.2 现实治疗法与同化整合模式

格拉瑟（Glasser）的RT是处理心理问题与偏差行为的一种辅导及心理治疗技术，此法不重视“过去”，只着重“现在”，且强调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性和意识性，其核心概念是以选择理论为基础，是一种以目的论为出发点的治疗技术。换言之，人是根据内在需求及目标为导向而行动［63，66，67］。并主张透过对话，以“WDEP”模式协助个案探索需求（want）、理解自身的行动（doing）、继而评估（evaluation）方向，并共同制定及实施计划（plan），从而为求助者带来转变，是一种重视行动与改变，且快速达到治疗目标的治疗。但由于其疗法只处理求助者当前行为问题，不强调探索过去、内在需要与社会环境等因素，故此无法了解求助者在心理方面的挣扎与内在冲突，这也是其局限之处。

然而，梅塞尔（Messer）的同化整合正是突破这种局限，其概念是奠基于一种心理学派取向，同时混以其他心理治疗法进行辅导的实务技术［27，28］。同化整合研究已证实了IP与RT两者间的兼容性［68］，即应用IP与RT的治疗，是能协助辅导员从另一视角分析、了解求助者的内在需要，从而共同制定更好的计划［66，69］。

2.3 阿德勒心理学在隐蔽青少年中的应用价值

阿德勒（Adler）提出的IP是强调人能以正向积极的观念带来转变，而后继学者也以其观点发展出不同的理论，如自我效能感、选择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66，70，71］。其目的是协助个体察觉问题、获得领悟，并强调行为背后的目的是满足其内在需求。当中的核心概念有自卑与超越、目的论及社会兴趣等，主张人在任何时候都可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并藉由超越自卑感，发展出社会兴趣，从而完成人生任务。此理论指出自卑感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一种有补偿作用的内部驱力，同时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10，14，15，72］。

班杜拉（Bandura）1977年也认同自卑与追求卓越的动力论观点［73］，且结合社会环境因素进一步提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概念，表示自我效能是影响个体功能、行为、目标及决定的主要因素，是人至关重要的内部动机。简言之，自我效能感高的人更有可能挑战艰巨的任务，也容易从挫折中恢复过来。而自我效能感低，则常常会回避挑战性的任务［74］，且也发现青少年的“隐蔽”与自卑感及自我效能感有着密切的关联［46，75，76］。

除此之外，阿德勒目的论更解释人的行为并非受已发生的因素所影响，而是为了未发生的目的而行动，且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0，17，63］。反映人是可通过建立目标，改变自身想法与行为，继而改变感受，是一种强调内在控制达成改变的理论。格拉瑟2000年的现实治疗法也有同样观点［63］，且进一步以医学角度解释为大脑是一个控制系统，个体是为了满足内在需求而产生行动，且人都是可通过转换目标改变思想，从而改变行动与方向［77，78］。这种想法的转换，对亲职教育有莫大的帮助［79］。

另外，阿德勒认为社会兴趣是人与生俱来，是个体学习与探索自我的平台，是适应环境及心理健康的基础［17］。换言之，人是社会性的，应重视彼此关系与连结，且实证已表明有高度社会兴趣的人，其心理会更健康［11，17］。柯布（Cobb）1976年的社会支持理论有同样的观点［80］，且结合社会比较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社会兴趣是与人建立联系，获得支持与鼓励的一种途径，从而感到关爱、存在价值与归属感，也是个体抗压的保护因素［81，82］。这些都是透过与其他人或团体之间的接触，获得亲人、同侪的关爱与情绪上的帮助，提升个人的心理健康［83，84］。

综合上述讨论，自卑与自我效能都是人的内部驱力，也是影响个体努力迈进目标与成功的关键因素，能有助于青少年减少其隐蔽与偏差行为的出现。当中，确立目标有助于其改变想法，继而作出行动，是一种带来改变的内部驱力。且透过与环境的互动，从社会兴趣中服务他人、贡献社会，使其产生自我效能感与归属感，从而达到正向补偿作用。而辅导人员如能结合同化整合模式的优势，将有助于青少年快速达成改变。因此，本研究提出结合IP与RT的模式进行辅导干预，以降低求助者的隐蔽程度与偏差行为出现，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与社会兴趣，从而激发求助者面对现实的动机及驱力。

3 整合模式与理论的应用

本文以科里（Corey）的IP四阶段为介入基础［66］，协助当事人觉察内在自卑感，并与伍伯丁（Wubbolding）等人RT的“WDEP”模型［85］，融合应用IP与RT的理论来制定研究流程（见图1），并生成以下四阶段协助当事人获得转变：

阶段一：与当事人建立关系。这阶段辅导员应以聆听、同理当事人为主，以不批判、不评论、不纠正为原则，也可与当事人谈论一些轻松的主题，以达到快速建立关系的目的。

阶段二：探索当事人的内在驱力。这阶段辅导员仍以聆听、同理为主。辅导员可尝试透过一些生活事件，来引导当事人思考自身需求（want），明白课题分离的作用，即个人需要不一定完全依靠外在而获得，部分是可以源自内在自身。

阶段三：鼓励当事人检视行为与目的距离，及其内在的需要与自卑感觉察，从而达到自卑与超越自我的状态。这阶段辅导员应以引导当事人思考行为背后的目的为首要任务，可透过提问让当事人直视自己的行为，为自身的行为负责。除此之外，辅导员可透过鼓励当事人作出行动（doing），从而协助其自我评估（evaluation），这是一个能与当事人共同审视的过程，是协助其迈向下一步的关键。

阶段四：协助当事人重新定向。这个阶段辅导员应以引导、鼓励其行动（doing）、协助评估（evaluation），共同制定计划（plan）与实施。过程中，辅导员可协助当事人制定一些简单、短期可达成的目标，通过计划和逐步执行，并以提问方式，引导当事人思考计划的可行性，使其能预见将来成功的自己，从而推动当事人与社会重新接轨。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图1 研究流程

Figure 1 Research Process

4 总结

在应对当今青少年隐蔽现象，辅导员可参照以上的四阶段来进行辅导介入，并以阿德勒心理学的主题性概念来进行评量，这样便可进一步了解当事人的目前状态与内在需要，以不批判、不评论、不纠正为原则，能有效与当事人快速建立关系。与此同时，现实治疗法的应用能协助青少年减少偏差行为的发生，使其觉察自身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除此之外，家庭因素也不容忽视，因为隐蔽的青少年是长期处于家中，并受着家长的管教模式所影响。故此，家长如何理解与孩子的关系尤为重要。而本文提出以目的论来协助家长觉察自身的目的与孩子的需要，是改善亲子沟通的重要基础。另外，友侪关系是推动青少年参与社会活动，发展兴趣与脱离隐蔽的重要因素。最后，以上为结合阿德勒心理学与现实治疗法的介入应用，是可以有效协助青少年从隐蔽到非隐蔽的转变历程，但要如何协助青少年在重返社会后，不再回归到隐蔽状态，则需要个人、家庭、环境多方面的配合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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