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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蔽”是反映现今青少年为了逃避人际关系，不愿意与社会互动的身心反应［1］。近年，我国有研究指出青少年的“隐蔽”是与个人、家庭、环境三个方面失衡所产生的［2］。阿德勒心理学，又称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IP）是使个体以正向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事情，主张人在任何时候都可选择自己的生活型态，并藉由超越自卑、发展社会兴趣，从而完成人生任务。此外，现实治疗法（reality therapy，RT）是处理心理问题与偏差行为的一种辅导及心理治疗技术，此法不重视“过去”，只着重“现在”，是一种以目的论为出发点的治疗技术［3］。而两者的理论，都是以目的为导向的治疗技术。有学者提出以同化整合（assimilative integration）模式［4，5］，即两者治疗手法的结合，能更有效协助当事人产生转变［6］。因此，本研究将IP与RT的理论应用于实务中，以检视青少年在隐蔽中所面对的问题及效果。以下将介绍背景资料、辅导过程及理论应用。

2 背景

2.1 当事人背景资料

笔者现为澳门注册社工，现于某非牟利机构担任学生辅导员，主要工作是协助离校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推动其重返校园或工作。笔者于2020年9月接案，当事人为一位呈现隐蔽行为的青少年，化名L，男性，当年为16岁。L自2019年辍学后基本待在家中，已隐蔽一年。L的原居地为福建，2012年与家人移居澳门。L在家中排行最小，与父、母及姐姐同住，家庭经济收入稳定。L除金钱需要外，甚少与父母沟通，与父母、姐姐关系疏离，其中父亲、姐姐失去对L的教育功能，基本不理会L的事情。

在接案时据其母亲表示L性格内向，较少与陌生人交流，其个人兴趣是手机游戏，每天在家基本进行8小时以上，且具有人际社会关系、沟通困难的特征。另外，L在家中出现行为问题，包括攻击家人、破坏家具、偷窃等，且伴随暴怒、情绪低落、哭泣等情绪问题。学校方面，L最后就读的是澳门一所普通的中文学校，当时就读初中一年级，其个人成绩及同侪关系欠佳，不善与人交流，经常会成为班级中被取笑的对象。而据L表示自己来澳门7年了，一直未能适应澳门的环境，且因成绩不理想而中途退学，最后由笔者跟进。上述所有数据的使用，已获得L的母亲同意并遵守研究伦理及保密原则。

2.2 辅导过程

辅导介入由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止，与L的面谈16次，共32小时。其中，L的社会兴趣——参与义工活动6次、兴趣班6次，共22小时，L的总时数为54小时。另外，与L母亲的面谈5次、电话会谈6次，母亲的总时数为8小时。分为三个层面记录评量，分别是个案（L）、家庭（母亲）、环境（社会兴趣）层面，并在不同阶段进行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前、中、后测的方式检测其成效，如下所示。

笔者于辅导前第一阶段邀请L填写“GSES”量表作为前测，中测于第8节辅导后填写，后测于辅导服务完结1个月后填写。并以每月一至两次（每次约2小时）的面谈收集其家庭背景资料。在家庭资料搜集方面，笔者与母亲透过面谈及电话形式收集，并补足辅导中遗漏的相关资料（如父、母、姐姐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为搜集L行为数据，评估其目标行为的改善状况，故以“L事件记录表”与“母亲目的记录表”评量L偏差行为发生次数、因素与目的，并以三个月为基线（见表2、表3）呈现L行为记录数据，再加以分析处理。而于环境（社会兴趣），资料搜集会以L的出席义务工作服务及兴趣班的参与次数作记录（见图1），及L的回馈作统计。

2.3 辅导面谈资料整理与分析

本研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索青少年隐蔽的自我内在需要，尝试发掘出其家庭的亲职命题，启发隐蔽青年对社会的兴趣，并与过去的理论对话。资料整理方面，本研究遵从澳门《社会工作者伦理工作守则》［7］，辅导过程中全程没有录音，仅进行纸笔记录。数据编码方面，笔者把个案辅导面谈纪录采取三级编码，编码叙写方式以（年、月、人物代号、节数、对话序）为分类（如2020年9月求助者第1次面谈的第22句对话，以及第1次电谈的第20句对话，分别以“2009-L-01-22”记为面谈，“2009-L-01P-20”记为电谈），笔者以Co为代号，母亲则以M为代号，电话会谈以P为代号。且于面谈结束后并得到L的同意下，以面谈或电话会谈向母亲寻求补充，作为二人的交叉检证。

2.4 理论与治疗应用

2.4.1 阿德勒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IP）

阿德勒提出的IP是强调人能以正向积极的观念及处遇带来转变，当中的核心概念有自卑与超越、目的论及社会兴趣。

（1）自卑与超越，认为自卑感是个体进步与成长的内部驱力，因为人在自卑时会发挥潜能，超越自我［8，9］。

（2）目的论是强调选择与责任，认为人的行为、情绪背后是带有目的性，且任何时候人都能通过改变想法与行为来改变感受，重新定向［10，11］。

（3）社会兴趣，强调社会连结与贡献他人，认为人是社会性的，是个体学习与探索自我的平台［10，12］。

2.4.2 现实治疗法（reality therapy，RT）

格拉瑟（Glasser）的RT是处理心理问题与偏差行为的一种辅导及心理治疗技术，是强调人的行为是有目的和意识性的，其核心概念是以选择理论为导向。并以“WDEP”模型来协助当事人达成改变，分别是以探索需求（want）、鼓励行动（doing）、协助评估（evaluation），共同制定与实施计划（plan）四个步骤来执行。

2.4.3 同化整合模式

本个案强调辅导中的转变来展开研究，并结合文献的理论，进一步归纳出青少年隐蔽的因素，分别是受个人、家庭、环境三个方面影响。然后透过科里（Corey）的IP四阶段为介入方案［13］，以及结合伍佰丁（Wubbolding）等人RT的“WDEP”模型的生成以下介入步骤［6］（见表1）。

表1 同化整合模式

Table 1 Assimilative Integration Model

2.5 记录与测量

2.5.1 L事件记录表及母亲目的记录表

本研究采用三角互证方式来评量数据，分别以“描述分析评量”和“间接评量”两个部分作测量，经由L的母亲直接观察，并透过笔者定期与其母亲面谈或电话会谈作记录。描述分析评量采用“L事件记录表”，以L的行为事件引发、行为表现、事后反应及目的，并以3个月基线为测量记录与评估（见表2）。间接评量采用“母亲目的记录表”，是以L的外向性问题、内向性问题、每月频率、母亲的处理、影响面向及母亲目的作评估（见表3）。

2.5.2 社会兴趣记录表

本研究为了检测L在社会兴趣上的变化，故以“社会兴趣记录表”记录其出席义工服务与兴趣班的参与次数与回馈感受，且由笔者填写及案主确认评量（见图2）。

2.5.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ESE）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原量表是由施瓦泽（Schwarzer）等人1981年编制，共20题［14］，后来施瓦泽和耶路撒冷（Schwarzer & Jerusalem）改进为单一维度，共10题［15］。而中文版则由王才康等人翻译修订［16］，Cronbach α系数为0.870，其内部一致性良好。量表采用李克特四点尺度评量，由“完全不正确”至“完全正确”，值越高表示愈同意该项评估准则，反之则同意程度越低，量表最高分为40、最低分为10、平均中间分数为25。

表2 L事件记录表

Table 2 L Event Record Form

表3 母亲目的记录表

Table 3 Mother’s Purpose Record Sheet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部分内容配合个案工作及研究工具，把L在隐蔽中所遇到的原因、困境与改变归纳为三节：第一节讲述L个人的困境与转变；第二节说明家庭因素的影响力；第三节叙述L在社会兴趣上的影响。

3.1 个人的困境与转变——自卑感与责任感

隐蔽是青少年不愿意出门的社会现象，在接触隐蔽青少年时，家访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笔者初次家访的目的是收集当事人的家庭背景资料，包括其兴趣、生活型态及家庭关系。起初L对笔者的态度冷淡，一直低着头玩手机，但当谈及有关手机游戏，L则有所反应，并小声说“我也有玩”。故笔者提议可下次一起游玩，通过游戏方式，成功在第二节建立关系，并邀请其填写GSES量表，结果显示L的自我效能感总分19（见图1），其分数处于平均值以下（25为平均值）。笔者根据L填写的GSES量表前测、观察到的反应，以及综合母亲的表述，评估他为自信心偏低，自卑感较高，且伴随情绪及行为等问题的情况。

“他是这样子的，基本上是不会出门，甚至是房门，已经一年没有上学了，常常乱发脾气、说谎……”（2009-M-01-14）

第三、四节家访，笔者已与L建立互信的关系，他也逐渐讲述与母亲的互动及冲突情况“昨天，母亲在我玩王者荣耀时骚扰我，一怒之下我对她大叫，不小心把她推倒在地上……主要是她有心激怒我而已”（2010-L-03-09），以及“我觉得我并没有错，我在母亲钱包拿钱时是有问过她的，只是她在睡觉而已，鬼知道她听到没有”（2010-L-04-11）。每当他在形容当时的情景时，情绪仍然激动，可见其亲子关系不理想。另外，为进一步了解事件真相，笔者也在征得L的同意下，于面谈后致电向母亲了解，其表达之内容基本一致。

“近日钱包经常少了500元，我发现原来是L干的，他还说问过我，然后跟我吵起来。”（2010-M-02P-04）

笔者在这部分主要是采用聆听及同理的技巧，焦点在于分析其价值观、家庭互动关系。然而，L对自己偷钱及攻击家人等偏差行为，没有愧疚感，并把问题与责任外化，归咎于家人身上。这其实是他无法面对自己而逃避现实的行为，是其隐蔽的因素之一［17］。

直至到第五节，笔者成功邀请L在辅导室见面，他开始透露当初不回学校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成功经验而感到挫败，这种情况正反映他对外在的要求，且也是L觉察到自卑感，面对过往失败的阶段。

“我有尝试过努力，但英语仍然不及格，即使复习2～3小时，最高分数也只有50多分，感觉好难……干脆直接不回学校了。”（2011-L-05-18）

笔者见状，引导其探索内在驱力与需求，并应用RT的需求（want）模式“如果世上有一种魔法能使你英语变及格呢?你会怎样做?”（2011-Co-05-10），L则笑着说：“怎么可能?”（2011-L-05-19），笔者认真看着L说：“你想就可以!”（2011-Co-05-11），目的主要是探究L的行为及思考脉络，且结合前测GSES量表及其当下的反应，归纳出L遇到困难时会因自卑感而较倾向于自我设限来逃避读书课题。

第七节辅导中，L突然对笔者说有想结识新朋友的冲动，但担忧自己的外形不够吸引人而会使人反感，也表示自己有渴望社交的想法。

“我近日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孩，有想与她见面的冲动，但担心自己的样貌不够吸引人而会使她反感……其实我也想认识新朋友，有时候我会感到无聊。”（2101-L-07-14）

经过数节的辅导介入，L渐渐觉察到自身的内在需求，但碍于自卑感的关系，仍无法踏出改变的第一步，这正是反映着自卑感所带动的生理与心理反应。而笔者为加强其觉知，以IP的鼓励觉察反映其渴望社交的需要，且引导他思考除了网上认识朋友的其他可行性，如参加义工活动或读书等。这部分主要目的是协助评估（evaluation），继而鼓励其行动（doing）。且透过反映其担忧与目的间的比较，让他觉察认识朋友可有不同选择，引发连结社会的兴趣。

在第十一节辅导中，L展现出自身有想要努力转变的想法，但碍于担心失败故仍未有所行动，这正是他目前所面对的困境。

“其实我待在家有时候会想，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想做点什么，不论是读书，还是工作，就是担心找不到。”（2105-L-11-13）

正如阿德勒所说人在自卑时会发挥潜能，追求卓越，这是一种内部驱力及补偿作用，故笔者以鼓励、推动及重新定向的方式，与L共同制定报考夜校的计划（plan），并鼓励L与母亲分享就读夜校的想法，使他带来转变。

3.2 家庭的影响力——亲子沟通与管、教模式

家庭对青少年隐蔽与偏差行为息息相关。笔者曾以电谈方式向母亲收集家庭轶事，母亲哭着向笔者诉说L近日情绪反复，会打她及把她推倒在地，感到十分伤心。

“今天，L又乱发脾气了，我只是叫他吃饭，他就出手打我了，还骂我吵着他，这个儿子真的没救了。”（2010-M-01P-07）

此事发生后第二天，笔者约见L了解事件缘由，且引导他思考对此事件的看法，L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而同类型的情况，笔者在第四节辅导中也曾发现，L都是认为自己没有错。

“昨天，母亲在我玩王者荣耀时骚扰我，一怒之下我对她大叫，不小心把她推倒在地上，主要是她有心激怒我而已。”（2010-L-03-09）

“我觉得我并没有错，我在母亲钱包拿取钱时是有问过她的，只是她在睡觉而已，鬼知道她听到没有。”（2010-L-04-11）

然而，L的反应正是反映亲子沟通与管、教不良，且从表2、表3可见，母亲基本都是以命令、要求的方式与L沟通，且以“指责、制止、纠正”来处理偏差行为，这些单向沟通较容易造成亲子关系不良，以致无法起到有效的教导作用。

而且，母亲在这样的单向模式下，也感到十分痛苦，“其实给L金钱是没有问题的，但家中经济真的是有困难，如果我不满足他，他就一定会无理取闹，如大叫、破坏家中物件、偷钱……”（2011-M-03P-08），母亲也渐渐开始为L的未来感到担忧“除了食、用、钱方面，L基本不会和我沟通。其实，我也感到担忧！我是否应该继续用这方式照顾自己的儿子呢？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真的不太会管教”（2010-M-02-06）。直到第六节笔者与L的辅导中，L透露出自己在家中无理取闹的原因是与家人有关。

“其实我经常在家中无理取闹，是想家人多关心我一点。”（2012-L-06-11）

这解释了L的偏差行为，主要是因亲子沟通不良，使他无法正确表达内在需求，故经常与母亲发生冲突来吸引关注，形成恶性循环。而笔者这部分运用IP的鼓励觉察，一方面让L了解到自己的目的与需要；另一方面，让母亲通过检视表格与对照，及与笔者的对话（见表2、表3），进一步理解到管、教的影响，这正是IP与RT的觉察目的与需要的过程。

母亲通过记录及观察（见表2、表3），她也渐渐发现L行为与目的都离不开“寻求关注、不被支配、逃避现实”，也进一步厘清自身想法都是想L独立一点“想L变好”，所以母亲开始作出改变，重新定向管、教方式。

“只是想L独立一点，不用事事依赖自己。”（2101-M-04-04）

“自从与L达成共识，现在他需要金钱都会与我商量并说明原因，再没有出现大吵大闹的情况，L偷钱的行为也没再发生。”（2102-M-04-09）

由于母亲的觉察与模式的改变，L也逐渐感受到家人的关爱，不用再使用过往的方式来获得关注，其内在需求被满足，偏差行为也相对减少，亲子关系互动也产生变化。

“原来家人都是关心我的。”（2103-L-08-06）

“昨天，我在网上跟视频学习做瑞士鸡翅，母亲说好吃。”（2103-L-09-03）

最后，L开始思考人生课题，产生了想为家人做点什么的念头，出现改变的动力与勇气，而向社会重新连结。

“我……想为家人做点什么，所以不论是找工作或者读书都可以。”（2104-L-10-12）

3.3 发展社会兴趣——平台与贡献

人是社会性的，社会兴趣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个体学习与探索自我的平台［9］。L在第二节曾表述，自己因未能适应澳门的语言、文化，且与同侪相处的经验感到挫败，失去了对社会的兴趣。

“我广东话不太好，以前在学校同学们都取笑我……而且我来澳门7年了，觉得这个地方好难适应，而福建就比较好，因语言及文化都与我比较接近……”（2009-L-02-17）

“我觉得做义工真的好无聊，都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会做，没有薪水又要付出体力劳动……”（2009-L-02-28）

“……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不用与陌生人接触，所以什么活动、读书就不要叫我了……”（2009-L-02-30）

这一方面表示了L的社会退缩行为与过往的经验有关，导致有逃避人际关系的倾向及自我设限的反应。另一方面反映环境因素对其隐蔽的影响，从而使他缺乏对社会的兴趣。

然而，自L参与义工服务情况则有所转变，且从服务中体验到与同侪的关爱及自我价值，且为长者探访活动做准备。

“义工组人会多吗？人是互相认识的吗？我担心人多的地方……别人不欢迎我。”（2101-L-07-20）

“我发现，义工小组的那位小姐姐很会照顾人。”（2103-L-08-03）

“今天我觉得自己很厉害，我和C君2人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买60份礼物（探访礼物），我还拍下照片呢，快看!”（2105-L-11-03）

由GSES量表中测总分24（见图1），随着义工服务次数的增加，其自我效能也相对提升。L在义工服务中感受自我价值与关爱，这反映他需要同侪的接纳，以及展现能力的“平台”，推动他连结社会的兴趣。

通过义工服务这个“平台”，L在活动中获得成功经验与成就感，使他感到喜悦，且主动向母亲分享，可见其亲子关系已有所转变。

“我其实在这次探访活动中很紧张，但看到能与老人一起完成手作……感觉很好，很开心。”（2106-L-12-11）

L的母亲表示：“昨天，L晚上回来就一直跟我说义工探访的事情……怎样和老人做手工，怎样帮他们……看来他真的很开心。”（2106-M-05P-02）

除此之外，L也开始挑战不同类型的活动，且与义工组的同侪一同参与暑期拳击兴趣班，使他有不一样的体验，并于2021年7月顺利考入澳门的夜校初中三年级，且认识了新朋友。

“……原来只要我努力，一样可以考上夜校的初三……”（2107-L-13-04）

“上次参与拳击兴趣班发现原来除了玩手机以外，还有其他有趣的活动，因为可以和义工队的朋友们一起玩，一起练习，感觉不错。”（2108-L-14-12）

“现在在夜校认识到一些朋友，而放学后我们会经常一起打游戏，感觉很开心；如果不是就读夜校，我都不可能认识他们。”（2109-L-16-20）

L不论在义工服务，或是夜校里都反映出其内心对社交的渴求，并透过社会兴趣这个平台，让L与他人重新建立联系，获得支持与鼓励，从而感到关爱与存在价值［18-20］。

最后，自L顺利入读夜校后，正式脱离了隐蔽行列，也学会了以正向角度思考问题，“……原来我以前英语50多分，一直都是差少许就可以及格（60分及格），但之前并未有这样想过，原来有时候换个想法差距这么大。”（2109-L-15-08），母亲也见证着他的转变而感到欣慰。

“现在回想起来，早前L还跟我说要报名初中三年级的入学试……他明明只有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怎么可能呢？……但到现在真入学了，感觉他转变好大……他真的长大了。”（2109-M-06P-08）

经过一年的辅导介入，笔者以个体觉察自卑感、家长理解目的论，以及在环境中发展社会兴趣三方面，协助L重新自我定向，将领悟化为行动，使其真正觉察到自我的内在需求，且发展出一个新途径“报考夜校”，并学会以“正向心态”面对事情。另外，随着义工次数的增加，自我效能也随之提升（见图1），反映着社会连结越多，其隐蔽程度相对减少，从而超越自卑，重新与社会连结。

注：自我效能感，低于平均值为25表示需要关注。

图1 自我效能与社会兴趣次数整合表

Figure 1 Integration of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interest counts scale

4 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是结合IP与RT的同化整合模式，能有助于降低青少年“隐蔽”与“偏差行为”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隐蔽”是与个体的自我“觉察”有关，且经由个人、家庭及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以改善青少年“隐蔽”的程度。个人方面探究了人如何处理自我运作及为自己负责任，可帮助个人克服心理障碍，超越自我。家庭则以目的论的观点，觉察自身与孩子之间的目的需求。环境则强调社会兴趣，即建构发挥平台的重要性，作为连结社会的桥梁。总结出以下几点来降低青少年“隐蔽”与“偏差行为”的程度。

第一，青少年“隐蔽”是与其内在需要，心理有关。当个体的自卑感高，即自我效能感低时，便会使其出现回避的状态，继而产生“隐蔽”行为。但是，自卑感也有其反向的作用，能引发人觉察自身的需要与不足，使人有想挣脱困境的想法，而产生“超越自卑，追求卓越”的转变，是推动个人成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让个体觉察到自身的内在需求是第一步，且必须持续以鼓励的方式推动求助者行动才可带来转变。

第二，本案例揭示了亲子沟通与管教模式对青少年的影响，而家长的指责、阻止及要求的互动方式，不能降低青少年“隐蔽”及“偏差行为”的出现。而且，当家长未能觉察自身目的，便无法找到其阻碍原因，作出管教上的调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家长应以目的论的视角来进行亲职教育，且可结合一些工具，如目的行为记录表等，透过书写记录的方式，进一步了解自身及孩子的目的，这样可有利于让潜意识转化为意识，觉察自我及厘清孩子的需求，以制定计划来改变行动，从而达成转变。

第三，青少年在社会环境中的成功经验对其“隐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在案例中表明，“隐蔽”与个人的过往经历、背景及成功经验有关。社会兴趣低会较倾向于自我设限，会认为自身能力不足，且无法适应环境。除此之外，学校、同侪的影响也尤为重要，这是个体体现自我价值与自我效能感的一个重要平台，而青少年在成长期间，尤其是在青春期及求学的阶段，当这两个面向没有获得成功经验，则会较易使其产生退缩行为。故此，提升青少年的社会兴趣，扩阔其社交与生活圈子，透过服务他人、贡献社会，能有助其产生转变，产生自我价值及自我效能感。最后，本研究探讨了IP与RT对青少年“隐蔽”与“偏差行为”的作用，对个案工作及辅导具有意义，并进一步生成以下概念图（见图2），是有效使青少年走出“隐蔽”。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图2 青少年隐蔽—非隐蔽的历程

Figure 2 The journey of adolescent covert-unco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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