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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社会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家长、学校及社会对学生执行功能的发展比以往更加关注，而认知灵活性是执行功能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在适应环境及解决各种问题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初一正是儿童期向青少年期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比较大，更是认知灵活性发展的灵敏期。对刚经历过小升初的初一学生来讲，适应新的初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研究发现，认知灵活性较好的学生比认知灵活性较差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更强的交友能力和更好的适应新环境的能力[2]。

童年期心理虐待是一种抚养者对孩子长期的不良教养行为［3，4］，主要包含恐吓、忽视、贬损、干涉、纵容五个方面，并对孩子造成了身体和心理的持久性损害[5]。通过使用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对陕西省一所体育院校的200名大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发现，有52.5%的学生呈童年期虐待阳性，55.8%的人遭受过心理忽视，且发现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忽视与心理健康问题呈现显著的正相关[6]。用该量表中的忽视分量表对71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有过被忽视经历的被试人数占总人数的43.74%，且这种忽视经历对其认知灵活性也产生了不良影响[7]。也有研究发现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执行功能的降低有关，且是影响认知灵活性的主要原因[8]。综上，童年期遭受心理虐待对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认知灵活性、攻击行为[9]、抑郁等都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10]。

自尊作为一种成长过程中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在初中阶段，自尊表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11]。而自尊水平会受到童年期心理虐待的影响，童年期心理虐待越严重，自尊水平就会越低[12]。美国一项以284名双语大学生作为样本进行的研究中发现，自尊和认知灵活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即自尊越高，认知灵活性水平越高[13]。

社会支持主要是指家庭、朋友及其他三个方面对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方面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有研究发现童年期心理虐待与社会支持呈现显著的负相关[14]。我国学者应湘对外来工子女的研究中也发现，在较多的社会支持的条件下，可以激发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并能够拓展其认知范围，进而提高其认知灵活性水平［15，16］。

根据前文的研究综述可以发现，认知灵活性在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必备的要素，但是目前关于认知灵活性的影响机制研究较少，更是缺乏对童年期经历心理虐待学生的认知灵活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研究发现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会导致低自尊和低社会支持，而自尊和社会支持分别和认知灵活性呈现正相关，且自尊和社会支持也呈现正相关。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童年期受心理虐待、自尊、社会支持及认知灵活性四者之间存在两两相关的关系；童年期受心理虐待经历可直接预测认知灵活性水平；自尊和社会支持在童年期受心理虐待经历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中可能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层抽样法，选取深圳市南山区某初中一年级8个班作为被试，共计发放问卷381份，其中有效回收数量为372份，有效回收率达97.6%。人口学变量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被试人口学变量分布特征

Table 1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subjects

1.2 研究工具

1.2.1 儿童心理虐待量表

儿童心理虐待量表（chil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scale ，CPMS）由潘辰等人编制[5]，共23道题，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从0表示“无”到4表示“总是”，主要测量童年期受心理虐待经历的严重程度，得分越高，说明童年期受心理虐待情况越严重，本实验中实测α系数为0.927。

1.2.2 二维自尊量表

二维自尊量表（two-dimensional self-esteem scale-revised ，SLCS-R），由韦嘉等人修订[17]，该量表共16道题目，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从1表示“非常不符合”到5表示“非常符合”，各维度下正反向计分题目各半，反向计分后的总分越高，证明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实测α系数为0.900。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由汪向东等人修订[18]，该量表共计12个条目，采用Likert七点计分法，从1表示“极不同意”到7表示“极同意”，本研究中实测α系数为0.920。

1.2.4 认知灵活性问卷

认知灵活性问卷（cognitive flexibility inventory，CFI），由王阳等人翻译并修订[19]，该问卷共有20个条目，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其中1表示“从不”到5表示“总是”，分为可选择性和可控制性两个维度，得分越高，则表示该个体认知越灵活。本研究中实测α系数为0.887。

1.3 数据分析方法

将数据录入SPSS 23.0中，对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并采用相关分析对童年期心理虐待、自尊、社会支持，以及认知灵活性进行研究。使用Process 3.3中的插件Bootstrap法检验相关中介效应。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使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共有1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最大的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4.029，小于40%的临界值标准。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计算出童年期心理虐待、自尊、社会支持、认知灵活性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在控制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父亲和母亲学历后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童年期心理虐待与自尊（r=-0.42，p<0.01），童年期心理虐待与社会支持（r=-0.44，p<0.01），童年期心理虐待与认知灵活性（r=-0.27，p<0.01）均呈显著负相关，自尊与社会支持（r=0.52，p<0.01），自尊与认知灵活性（r=0.62，p<0.01），社会支持与认知灵活性（r=0.53，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如表2所示。

表2 童年期心理虐待、认知灵活性、社会支持、自尊之间的相关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cognitive flexibility,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注：*p<0.05，**p<0.01，***p<0.001。

2.3 中介效应检验

将所有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以童年期心理虐待为自变量，认知灵活性为因变量，自尊和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将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父亲和母亲学历作为控制变量，采用Process中的模型6，并采用Bootstrap法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父母亲学历水平之后，童年期心理虐待对自尊（β=-0.28，p<0.001）、社会支持（β=-0.24，p<0.001）、认知灵活性（β=-0.19，p<0.001）均具有显著的负向的预测作用。自尊对社会支持（β=0.54，p<0.001）、认知灵活性（β=0.49，p<0.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对认知灵活性（β=0.23，p<0.001）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当童年期心理虐待、自尊、社会支持同时预测认知灵活性时，自尊（β=0.49，p<0.001）和社会支持（β=0.23，p<0.001）具有显著性，认知灵活性（β=0.04，p>0.05）不具有显著性。见表3和图1。

表3 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注：*p<0.05，**p<0.01，***p<0.001。

结果显示，自尊和社会支持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认知灵活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该中介效应由三个间接效应构成：间接效应1为心理虐待->自尊->认知灵活性；间接效应2为心理虐待->社会支持->认知灵活性；间接效应3为心理虐待->自尊->社会支持->认知灵活性，且三个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如表4所示。

表4 自尊和社会支持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对认知灵活性的中介效应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social support 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注：Boot LLCI指的是95%置信区间的下限，Boot ULCI指的是95%置信区间的上限。

图1 童年期心理虐待与认知灵活性的关系：自尊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social support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受心理虐待经历、自尊、社会支持和认知灵活性四者之间呈现显著的两两相关。且童年期受心理虐待经历显著负向预测了认知灵活性，自尊和社会支持在其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这与本研究假设一致。

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受心理虐待经历与认知灵活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近几年的研究结果一致[7]，可能是因为遭受过童年期心理虐待的学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甚至会出现自杀的想法，这些都对其执行功能尤其是认知灵活性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受心理虐待经历通过降低自尊而降低了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水平，自尊单独作为中介变量时，代表的是个体对自我欣赏、重视与认可的一种程度，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其认知灵活性水平也较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3]。根据应激—易感模型可知，高自尊的个体在面对压力、困境及心理虐待时，能够以积极的方式应对，也更能选择多种方式灵活地解决问题；而低自尊的个体则多会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受心理虐待经历通过减少社会支持而降低了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水平，社会支持单独作为中介变量时，社会支持程度越高，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水平也越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0]。可能是因为遭受过童年期心理虐待的儿童往往感受到更多的孤独，而研究发现被社会孤立或者感受到更多孤独的人往往也报告出更少的社会支持水平[21]。而获得社会支持较少的儿童，其消极情绪就会越多，从而导致认知灵活性水平降低。

此外自尊和社会支持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并且属于完全中介作用。即童年期受心理虐待情况越严重，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水平越差，而低自尊和较少的社会支持会使认知灵活性水平更低。这与本研究的假设一致，本研究发现自尊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以往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果[22]，且发现高自尊个体也更容易感知到别人的帮助，也会在遇到困难时更加主动寻找社会支持，而自尊低的学生，会比较偏向把别人的帮助理解为对自身价值的贬低，所以不会主动寻找帮助，更会拒绝外界的支持，所以社会支持得分会比较低。经历童年期心理虐待带来的认知灵活性降低可以通过提高自尊和社会支持来实现，这为改善童年期心理虐待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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